布努埃尔电影合集（布努埃尔的情欲世界）

看死君：2月22日，是西班牙电影大师路易斯·布努埃尔的冥诞，正好他的回忆录《我的最后叹息：电影大师布努埃尔回忆录》得以重版。借此，我们值得再一次纪念这位“超现实主义电影之父“。

从1928年创作拍摄第一部超现实主义电影杰作《一条安达鲁狗》开始，到1977年拍摄最后一部影片《欲望的隐晦目的》，西班牙国宝级电影大师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1900—1983）的艺术生涯长达半个世纪，导演的影片多次荣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国际电影大奖，他也因电影中显著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而被誉为“超现实主义电影之父”。

2018年夏，《我的最后叹息：电影大师布努埃尔回忆录》在绝版近7年后由商务印书馆再版，这本书曾影响了众多的电影人，并以其高超的文学性被归入最值得阅读的电影大师传记之列。2月22日，是超现实电影大师布努埃尔（1900年2月22日-1983年7月29日）119周年的冥诞纪念日，在此我们摘选其中布努埃尔有关“爱与情欲”的回忆部分，从中我们可以一窥他那幽微隐秘的内心世界——他的浪漫、敏感、胆小和他颇为狞厉的电影风格构成了极为有趣的反差。

有一项针对最为著名的超现实主义者调查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您对爱情寄何希望？” 我的回答是： “如果我爱，一切都有希望；如果我不爱，则无任何希望。”

1920年，我住在大学生公寓的时候，发生在马德里的某桩自杀案令我迷惑了很久。 在阿玛尼尔街，一个大学生和他的未婚妻在一家餐馆的花园里自尽了。 据说他们彼此热烈地爱恋，两个人的家庭也彼此熟识，并相交甚密。 为这位死去的姑娘尸检之后，发现她是处女。

表面上看来，这两个年轻人，“阿玛尼尔恋人”的结合没有任何问题，也不存在什么障碍，他们已准备结婚。 可是，两个人为什么要自杀？对这个谜我无法做出明确分析，但有可能是情之所致。 崇高无比，极端炽烈的爱是不能与生命共存的。 它太强烈、太伟大了，唯有死亡能容纳它。

在本书中，我断断续续地涉及了构成我整个生命一部分的爱与恋情：

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左）与布努埃尔 1924 年在马德里狂欢节（照片提供：乔治·萨杜尔档案馆）

在童年时代，我已懂得那种强烈的、与性魅力毫无关系的、对与我同龄的女孩和男孩的爱慕之情。 正如洛尔迦所言：“我有童男和童女的灵魂。”这是一种纯洁状态中的柏拉图式的爱。 我感到爱就像一个狂热的修士热爱圣母玛利亚那样。 那种让我去触摸女孩性器官或乳房，或者舔舐她的舌头的想法都令我恶心。

这种浪漫的爱情持续到我性生活的开端——那是在萨拉戈萨一家妓院里正常进行的 — 而后来则为普通的性欲取代，但它从未完全消失。 正如在这本书中有时能看到的那样，我经常和那些我爱慕的女子保持着柏拉图式的关系。 有时这些发自内心的感情也会同情欲混杂起来，但并非总是如此。

另一方面，我可以说，从 14 岁起直到最近，情欲一直没离开过我。 这是一种通常的、强烈的欲望，甚至比饥饿更甚，常常更加难以满足。 我几乎从来没有片刻的停息，如，我刚坐在列车车厢里，就被无数情欲的意念所包围。 抵制、控制或忘掉这种欲望都是不可能的，我只有向它让步。 而后，我又会更强烈地体会到它。

年轻时的布努埃尔

年轻的时候，我们不喜欢同性恋者。 我已经提到，当我听说了那些落到费德里科头上的此类怀疑时所做出的反应。 我还应该补充，我甚至在马德里一个厕所里扮演过勾引他人的角色。 我的朋友们在外面等候，我走进厕所里充当诱饵。 一天下午，一个男人靠近了我，当这个倒霉的家伙走出厕所时，我们揍了他一顿，今天看来此事做得真荒唐。

当时，同性恋在西班牙还是在暗中隐秘地进行的。 大家都知道，在马德里有三四个人是公开的同性恋者。 其中有个是贵族，他是侯爵，大约比我大 15 岁。 一天，我在一个有轨电车站上见到了他，我对身边的朋友说，我将要赚 25 比塞塔。

我走近这位侯爷，温柔地望着他，我们开始交谈。 后来，他约我第二天到一个咖啡馆见面。 我向他表示自己很年轻，学校的费用很高……他给了我25比塞塔。

因为可以猜测出那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未去赴约。 一个星期之后，还在那个站台，我又遇到了这位侯爷，他做出认出我的手势，而我对他的回敬是粗暴地甩开了他的手臂。 后来，我没有再见过他。

由于各种原因——首先肯定的一点是因为我胆怯，我所喜欢的大多数女人都令我觉得难以接近。 当然还因为她们不喜欢我。此外，也出现过我被并不吸引我的女人追逐的情况，这种情况对我来说比前一种更糟。 我喜欢去爱远远胜于被爱。

我只谈谈 1935 年在马德里的一次经历。 当时我正做制片人的工作。 在电影圈，我一向憎恶那些利用地位、权力同渴望当演员的姑娘（这种女孩很多）睡觉的制片人或者导演。 只有一次，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但可以说，几乎没有再继续下去。

1935 年，我在马德里认识了一位刚满 17 或 18 岁的美人，我爱上了她。 我们叫她裴碧塔，她似乎很纯真，和母亲住在一套小房间里。 我们开始一同外出，去山里远足、去博比亚跳舞、去曼萨那雷斯河畔散步，我们保持着纯洁的关系。 那时，我的年龄是裴碧塔的两倍，我很爱她（也许正因为这种爱），也很尊重她。 我握她的手，让她靠紧我，我总是吻她的面颊，尽管存在一股真正的欲望，但我们保持着纯粹柏拉图式的关系。 这种关系持续了两个多月，是整整一个夏天。

《白日美人》片场照

某次，在我们两人要去远足的前一天上午 11 点钟，一个我认识的在电影界工作的人来到我家。 他的个子比我矮，外表没什么特别之处，传言说他常骗人。

我们聊了一会儿无关紧要的事情，然后他问我：“裴碧塔要去山里吗？”

“你怎么知道的？”我吃惊地问。

“今天早晨我们在一起睡觉时她告诉我的。”

“今天早晨？”

“是的，在她家里，我 9 点离开时，她告诉我，明天她不能见我了，因为她要和你出去玩。”

我惊讶不已。 显然，这个人到来就为了告诉我这件事。

我无法相信。

我对他说：“这不可能！她和母亲住在一起！”

“是的，但她母亲住在隔壁的房间。”

有几次我曾见到这个人在摄影棚里同裴碧塔说话，但我从来没当回事儿。 此刻，我呆了。

“我还以为她完全纯真无邪呢！”我叫道。

“这我知道。”他答道。

说完他就走了。

这一天下午 4 点，裴碧塔来看我。 我掩饰着自己的情绪，没提她情人来访的事，我当时对她说：“你看，裴碧塔，我得建议你考虑一件事，我非常喜欢你，想让你做我的情人。 我每月给你 2000 比塞塔，你仍和你母亲住在一起，但要和我做爱，同意吗？”

看上去她非常地吃惊，只用几句话就回答了我，然后她接受了。 我立刻要她脱掉衣服，还帮她脱，将她赤裸地搂在怀里。 但紧张和激动使我麻木了。

半小时后，我向她提议去跳舞。 我们乘上我的汽车，但是我没有向博比亚开，而是驶出了马德里。 在离耶洛门约两公里的地方，我停车让裴碧塔下去站到路边。 我对她说：“裴碧塔，我知道你和别的男人睡觉，你别对我说你没有过。 我们现在就这样分手，你留在这里吧！”

我掉转车头，自己开车回马德里，丢下裴碧塔自己走回去。我们的关系在那天结束了。

后来，我在摄影棚又见过她几次，除了进行纯技术上的指导，没跟她讲什么话。 我的恋爱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坦诚地说，我很后悔我的这种态度，而且我还为当时选中了她而感到难过。

布努埃尔的妻子让娜和他们的儿子让-路易斯在纽约

《我的最后叹息》卷首献词即是“献给让娜——我的妻子和伴侣”

1925年，我定居巴黎后不久，在一间画室，看见来了三位可爱的姑娘，她们在这个区学习解剖学。

有一个姑娘叫让娜·卢卡尔，我觉得她非常美丽。 她是地道的法国北方人，她通过她的女裁缝熟悉了巴黎的西班牙人圈子，她还练艺术体操。 在伊莱内·彼巴尔的指导下，1924 年的巴黎奥运会上她居然赢得一枚铜牌。

我很快安排好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想法 — 不过，说到底还是很单纯的 — 就是要把这三个姑娘弄到手。 在萨拉戈萨的时候，一个骑兵中尉曾告诉过我一种烈性春药，叫“尤比那氢酸”，能攻破最顽固的抵御。 我向佩那多和比涅斯讲了我的打算：请三位姑娘来喝香槟酒，在她们的杯子里滴几滴“尤比那氢酸”。

我实心实意认为这计划一定行得通，然而比涅斯说，他是天主教徒，绝不参与这样卑劣的勾当。也就是说，什么事也没发生，只是我从此常与让娜·卢卡尔见面，因为日后她将成为我的妻子，直到现在仍是。

维多里奥·德·西卡曾在墨西哥看完我的电影《比里迪亚娜》之后，紧张而害怕地走出大厅。 他和我的妻子让娜上了一辆出租车，准备去喝酒。 在路上，他便问我的妻子，我是否真的冷酷无情，在私下是不是打她。 我的妻子告诉他：“要打死一只蜘蛛时，他都要来喊我。”

青年时代，我们认为爱情是能改变生命的一种强烈的情感，与之不可分离的情欲更具有接近、征服和参与的精神，我们应该使之升华超越单纯的物质境界，以便使我们能成大事。

有一项针对最著名的超现实主义者调查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您对爱情寄何希望？”我的回答是：“如果我爱，一切都有希望；如果我不爱，则无任何希望。”去爱对于我们来说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是一切行动、一切思想和一切追求都必不可少的。

今天，如果我必须相信别人对我说的，那就是爱情与对上帝的信仰有相同之处，它有消失的倾向，至少在某些环境中会如此。人们习惯于把它看作历史现象、文化幻觉，研究它、分析它……如果有可能，就治愈它。

我抗议，我们决非是某种幻觉的牺牲品。 尽管有些人觉得难以相信，但我们确实真诚地爱过。

本文摘自《我的最后叹息：电影大师布努埃尔回忆录》

西班牙国宝级电影大师

超现实主义电影之父

回望变革与动荡交织的世纪

再现超现实主义悲情的浪漫

电影史上堪称经典的大师自传迄今只有两部，这就是其中之一。布努埃尔的回忆里有整个20世纪的流光溢彩。这本回忆录《我的最后叹息》犹如布努尔的又一部经典影片，时空跨越自如，生命感知细腻，一场流动的文字盛宴，呈现出20世纪独特的超现实主义魔幻世界和塞纳河畔半个世纪的人文风情。

不管怎么说，超现实主义至少给我们提供了某种资源， 实际上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生活本身。 一九六八年法国的“五月风暴”虽然与超现实主义运动已相隔了三四十年之久，但超现实主义仍然是其思想的源头之一，“让想像成为主宰”之类的标语在大街上随处可见了。

时过境迁，对于布努埃尔来说，这个标语已经多少有一点讽刺意味了，而今天的电影对于市场的过分依赖则是更大的讽刺。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留下的也许只有叹息。

——格非

人们常问我，超现实主义最后怎样了。

我不知如何回答。有时我说，超现实主义在次要方面取得成功而在主要方面失败了。 安德烈·布勒东、艾吕雅、阿拉贡跻身于 20 世纪法国最优秀的作家之列，他们的著作在所有的图书馆都占据重要位置。

马克斯·恩斯特、马格里特和达利是价格最高、最受欢迎的画家，他们的作品在所有的博物馆里都占据着显要的地位。 而艺术上的承认和文化上的成就却是我们大多数人最不予重视的东西。 超现实主义运动光荣地漫不经心地进入了文学和绘画的编年史。 最渴望的、一种迫切但又不能实现的愿望，就是变革世界和改变生活。在这个方面 — 主要方面 — 只要瞥一眼周围的世界就能觉察到我们的失败。

——布努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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