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临终前与朱瞻基对话（大明奇闻有野史披露）

大明奇闻：有野史披露，朱瞻基是一位斗蟋蟀专家

宣德皇帝明宣宗朱瞻基，是明朝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有为皇帝之一，他开创与成就了“仁宣之治”，曾被史学家誉为“守成之君”；此外，他文化修养极高，还是位丹青高手，据悉，目前尚有不少作品传世，故史书记载他“雅好词翰”，“精于绘事”；可惜，也有野史披露，他还是位斗蟋蟀专家。因一国之君沉溺小虫，与一代明君身份不符，故正史不记其斗蟋蟀之事。

那么，明宣宗是否真的如野史所说是“蟋蟀皇帝”呢？

蟋蟀，引起古人的注意和观察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早在两千五百年前，经孔子删定的《诗经》中，就有《蟋蟀》之篇。人们已观察到秋季转凉，蟋蟀入堂的规律，留下了“蟋蟀在堂”、“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之类的诗句。汉初成书的《尔雅》，释“蟋蟀”为“蛬”，亦写作“蛩”，音琼。蛩，指蝗虫一类昆虫。蟋蟀似蝗而小，汉魏人又细分之，称之为“吟蛩”，即善于吟叫的小蝗虫。至魏晋时代，则常称之为“促织”，亦称之为“趋织”。其音皆与今俗称之名“蛐蛐儿”相近。其得名，乃缘之于其鸣叫之声。从训诂学角度考虑，“促织”、“趋织”、“蛐蛐”，皆为同音转化而来。

有人说“斗蟋之戏，约源于唐，著于宋，而盛于明清”。

其一，南宋斗蟋蟀已极为普及。当时，斗蟋蟀已不限于京师，也不限于贵族。市民，乃至僧尼也雅好此戏。就连著名和尚济颠僧，也曾为其被誉称为“铁枪”的蟋蟀之死而伤悼，为之安葬，并作悼词祭文，以为纪念。何况南宋时期，还出现了一位“蟋蟀宰相”，即南宋将亡之际的权相贾似道。故说“著于宋”并非妄言。

其二，斗蟋蟀盛于明清也有依据。自南宋贾似道的《促织经》问世以后，明清两代多有关于蟋蟀的专著相继问世。据知，有明代袁宏道的《畜促织》、刘侗的《促织志》，到了清代更是论著多多。有金文锦的《促织经》、石莲的《蟋蟀秘要》、朱翠庭辑的《蟋蟀谱》、金六厂删定的《促织经》和朱从延纂辑、林德垓、庄乐耕重订的《蚟孙鉴》等。可见斗蟋蟀盛况空前，风气浓郁，否则，不可能有如此之多的专门论著存世。

既然明清斗蟋蟀之风已经久不衰，明宣宗有此爱好，也就有了存在的时代背景与环境。当然，我们不能仅凭这些，就简单定论朱瞻基是“蟋蟀皇帝”。其实，史料中对宣德皇帝是“蟋蟀皇帝”的记载亦有不少。

明人李贤在《天顺日录》中有明确记载，宣宗死后，他母亲张太后当场下令，把他所有玩儿的东西全砸了。1993年，景德镇出土了一窝青花残片，把这些残片复原后，俨然就是宣德时期的蟋蟀罐，一共二十一件，一看就是故意砸的。这说明宣德年间，景德官窑确实在为皇宫烧制青花蟋蟀罐。既然蟋蟀罐成堆出土，证明野史记载的有关明宣宗的好斗蟋的记载，并非仅是传说，而是所述皆为真实。

“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这个俗语，流传很广，记载颇多，经查史料，初载于明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技艺”门“斗物”类。此书有载：“我朝宣宗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语至今犹存。”

查阅其他文献，发现确有其事。明代王世贞《王弇州史料》中收录了明宣宗朱瞻基给况钟的那道密诏，全文如下：宣德九年七月，敕苏州知府况钟：“比者内官安儿吉祥采取促织。今所进促织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以敕他每于末进运，自要一千个。敕至，而可协同他干办，不要误了！故敕。”

试想，皇帝开口就是搜觅千头上好蟋蟀，谈何容易！故而，一敕至府，健夫小儿，常“群聚草间，侧耳往来，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至于溷厕之中，一闻其声，踊身疾趋如馋猫。”（明袁宏道《畜促织》）。为进贡一只蟋蟀，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不在少数。这真可谓是中国斗蟋蟀史上的“血泪篇”。

吕毖在《明朝小史》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宣宗酷好斗蟋蟀，就向江南索取上品，动辄每只数十金。当时枫桥一个粮长被郡督派遣去寻找，终于寻到一只“最良者”，他马上用自己所乘的骏马交换了过来。回到家后，他非常小心的把这个命根子放在了蟋蟀罐里。其妻听说这只蟋蟀是用一匹骏马换来，非常好奇，心想它肯定很奇异，便打开盖子想偷看蟋蟀尊容。没想到，这只“神奇”的蟋蟀一下子从罐中跳将出来，还未等追上，便被院子里的鸡给啄死了。他的妻子一看惹了大祸，非常恐惧，便上吊自杀了。粮长回来发现妻子已自尽，悲伤不已之余，更害怕因蟋蟀之死而受到法律制裁，于是，也一根绳子随着自己的妻子而去。为一只进贡的蟋蟀，闹的家败人亡。

也许正是因为粮长家发生的事，给了清代文学家蒲松龄以启发，他将这一悲剧写成一短篇小说，名字就叫《促织》。内容说的是明宣德年间，里胥奉上司之命向一穷困潦倒的读书人成名，索要蟋蟀，成名到处捕捉不得。就在他惶惶不可终日，“忧闷欲死”之时，终于得到一头佳品，谁知刚刚到手，却被顽皮的儿子捏死了。儿子惧怕父亲责骂，投井自尽。虽被救起，却长眠不醒，其魂魄已化作一只轻捷善斗的蟋蟀。其父得之，献给皇帝，得了重赏。这段生生死死的故事，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堪称一篇“斗蟋蟀佳作”。后人将此故事，改编为动画电影上映，直题其名日“蟋蟀皇帝”，真乃画龙点睛，一语破的。

综上所述，说明宣宗朱瞻基是“蟋蟀皇帝”，并没有冤枉他，“好促织之戏”完全是事实。

可悲的是，正是由于他酷爱斗促织，许多大臣和地方官员为取悦龙颜，必定变本加厉地下达进贡促织任务，这不仅给百姓造成了极大负担和深重苦难，也助长了上行下效的斗蟋恶劣风气。因此，明宣宗这样一个荒唐爱好，将会给明朝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尽管在明朝正史中难以寻觅到明宣宗好斗蟋的记载，但毕竟大明王朝曾经处处“促织瞿瞿叫”，上品蟋蟀都是“宣德皇帝要”，肯定无法掩住百姓的口，也无法掩盖历史的真相。从这个角度看，民谣就是历史的记载，就是民心的反映，就是真实的镜像。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