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是什么样的人（维特根斯坦一个异常复杂甚至矛盾的人）

你将化作光芒（上篇）

文 | 登山者

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最简单的音符，需要最艰苦的练习。

泰戈尔《吉檀伽利》

1889年的一天，意大利都灵卡罗阿尔伯托广场上，一位马车夫用鞭子抽打一匹老马，催其归家。一个神态有些癫狂的醉汉目睹此状，忍不住走上前去，抱着老马放声大哭，随即昏倒。紧接着不到一月的时间里，这位自称是太阳、是超人的哲学家，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精神病，并在随后的岁月里卧榻不起、沉默寡言。直到11年后，55岁的尼采，终于像他曾在狂喊声中宣判过的上帝一样，死了。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位终结了西方两千多年形而上学传统的哲学家，在成为疯子之前，有过交接或者传承。但就在他成为疯子的那一年，奥匈帝国哈布斯堡时期，维也纳最富有的维特根斯坦家族诞生了一个孩子——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这位被罗素称之为“天才人物最完美典范”的一代宗师，以其惊世骇俗的人生履历深深地嵌入了西方哲学史，并用他宝石般璀璨的哲学光芒，照亮了蛮荒。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

然而，这是一个异常复杂甚至矛盾的人：

他的思想是复杂的，他前期和后期的哲学观点截然相反，竟然分别开创了两个不同的学派；

他的性格是复杂的，他的哲学论述严丝合缝，犹如石英钟般精确，他的身上却充满了不合逻辑的神秘气质，竟然说“哲学应该写成诗一般的作品”；

他的情感是复杂的，他一生共爱过3个男人、1个女人，但每次他都是在与爱人最亲密的时候狠心离去，哪怕对他唯一想与之结婚的女人也是如此，有2个男人甚至为此送了命；

他的政见是复杂的，拥有四分之三的犹太血统，但竟然持有激烈的反犹倾向，与精致体面的西方社会格格不入，却对“蛮横粗鄙”的共产主义苏联情有独钟；

他的行为是复杂的，作为一个含着金钥匙出身的富二代，他却洒尽了万贯家财，到艰苦地区做一名支教的乡村教师，甚至一生当中，数次想从高大上的学术象牙塔中逃离，转行做一个园丁或者工人那样的体力劳动者……

所以，起初，当我尝试用他的方式为他画一副肖像时，发现根本无从下手。因为，实在找不到他这些错综复杂的言行背后那一以贯之的逻辑。直到我重新检视他的哲学思想与私人生活的关系，我才明白贯穿他一生的行为逻辑，那就是：

与自己做最彻底的拼斗，直到把自己点燃，化作光芒。

一、彷徨

作为家族八个孩子中的老幺，和他的哥哥姐姐们不同，少年维特根斯坦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天才特质。他常常为此烦恼不已，深感不配苟活，数次想要自杀。而自他们诞生之日起，维也纳浓郁的艺术气质和各种激进的思潮便怀抱左右，这也为他们悲剧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维特根斯坦(前排右)与哥哥保罗及姐姐们

他四个哥哥中的两个，因为献身艺术的激情与严父托付家业的期望难以调和，相继自杀；还有一个，在一战中当了军官，因为手下的士兵不听招呼，饮弹自尽。就连最小的哥哥保尔，在少年维特斯坦的眼里，也是天赋异稟，虽然不如大哥汉斯那般卓越。据维特根斯坦回忆，某天夜里，凌晨三点，他被楼下的钢琴声吵醒。他走下楼，看见汉斯正在弹奏自己写的一首曲子。汉斯全神贯注，近乎疯狂，汗流浃背，全情投入，对他的出现浑然不觉——这幅画面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那是真正的天才。

或许是怕了，他的父亲并没有让维特根斯坦在艺术上过多地沉溺，在他14岁那年，将他送去了一所技术性较强的中学，这也符合他偏好工程的兴趣——10岁那年，他就用线和木头，做出了可以运转的缝纫机模型。他的三年中学生活，成绩和日常表现都很平庸，过得也不快乐。毕竟，作为大资本家的孩子，与工人阶层的孩子交朋友并不容易。

少年维特根斯坦

唯一值得记录的是，1904—1905那个学年，有一位和他同龄却低了两届的师弟，和他一样郁郁寡欢，成绩却比他还烂，读了一年就被迫退学了。这位对泛日耳曼运动的民粹主义痴迷不已的师弟，几十年后，成了雄霸天下的第三帝国元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两位重量级人物有什么交集。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维特根斯坦能预知未来，一定会趁人不注意将希特勒溺死在马桶里。

维特根斯坦与同班同学希特勒

在这期间，维也纳人的精神偶像魏宁格，写完《性与性格》一书后，在贝多芬曾居住的寓所开枪自杀。这一充满伦理学意味的行为，被维也纳人视为是一种悲剧性的自我献祭，“不完美，毋宁死”——那时的维也纳，充斥着西方文化腐朽堕落的末日气息，一个的体面的灵魂深感无处安息，只好自杀。从维特根斯坦随后的经历来看，此人此书，影响了他的一生。概而括之，那就是：男人的灵魂高于一切，内在的自我完美高于外在的一切砥砺，不屈服于任何压力坚持做自我，并找到使自己成为天才的路径——而这，是最终极的责任。

1908年，19岁的维特根斯坦来到英国曼彻斯特，学习当时最有前途的航空工程学。在他22岁离开去剑桥之前，他的主要工作是设计喷气引擎，搞各种喷气实验。没有意外，假以时日，他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但和他那些只专注于数学分析的同学不同，他渐渐地对数学哲学产生了兴趣。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位同学向他推荐了罗素的《数学原则》。事后证明，这次偶然事件，改变了他的一生。

罗素在《数学原则》中展示了力图将数学与逻辑统一的雄心，即只要从少许的、基本的逻辑命题就能得出全部的纯数学。他的目的，在于反对当时流行的康德的观点——数学和逻辑不一样。然而，在阅读德国数学家弗雷格的《算术基本原则》后，他发现人家已经先他一步。尽管如此，敏锐的罗素仍然发现了弗雷格工作中的致命硬伤，这个硬伤甚至酿成了日后的“第三次数学危机”。

简而言之，此硬伤即世人熟知的“理发师悖论”：一位小镇上的理发师声称，自己只给那些不能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于是有人问他，那你自己呢？理发师立马无言以对——如果他给自己理发，那就是违反了自己的原则；反之，如果他不给自己理发，按照他的原则，他就得给自己理发——因此，无论他怎么选择，都会坠入一个无解的困境。

这个悖论充分表明了，作为数学基础的逻辑系统是不完备的。那如果地基都存在致命缺陷，建筑其上的数学大厦还存在吗？这一困境，令罗素和弗雷格都备受煎熬。因此，罗素呼吁任何一个逻辑专业的后来者都应对此加以关注，以求突破。

正是这一困境，深深地吸引了维特根斯坦，他如饥似渴的阅读罗素和弗雷格的著作，并在20岁那年，第一次尝试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但他并没有勇气将其直接寄给罗素或者弗雷格。直到两年的某一天，他终于按捺不住，在事先没有预约的情况下，径自走进了罗素的办公室。

事后，罗素回忆道：一个陌生的德国人（其实他是奥地利人）出现了，他几乎不会说英语，但拒绝说德语。结果他是这么个人：曾经学习过工程，但在那期间对数学哲学产生了热情，现在来剑桥是想听听我怎么说……

罗素

随后一段时间，罗素惊喜地发现，维特根斯坦常常来听他的课，并与之深入地讨论逻辑。但直到第二年初，新学期开始后，维特根斯坦带着假期写好的手稿来找他，确认自己到底是不是搞哲学的那块料，罗素才最终确信了他无与伦比的哲学天赋：“非常好，写的比我的英国学生好得多。也许他会做出大事。”

维特根斯坦后来对他的第一个伴侣大卫·品生特说，是罗素的鼓励使他得以获救，并结束了他九年的孤独和痛苦，在过去的九年里他不断地想到自杀。

至此，维特根斯坦的彷徨阶段结束。他将在逻辑的道路，激昂而上。

二、铸剑

“激情之手握住的冰冷之剑”，罗素认为，只有这样的剑，才能触到哲学的心。

从这个意义上讲，维特根斯坦正是罗素的哲学典范的化身：最严格的逻辑心灵和最富激情的本性奇迹般地集于一身。他强烈的哲学冲突和压倒一切的责任感交织一体，令他多年来一直深受折磨。但他既然确信了自己的哲学天分，找到了成为天才的道路，就一定会坚强地扛起这份责任。

可以说，他就是哲学，哲学就是他。

罗素对这位天才的学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指导他学习逻辑，容忍他反复无常的暴脾气，鼓励他发表论文，甚至将他介绍进了剑桥的精英社团——“使徒”协会。这一时期，罗素终于确信，自己在逻辑这块荆棘密布的荒原上很难再向前一步，而那个能走出下一大步的人，非维特根斯坦莫属。罗素甚至有些庆幸，将逻辑搞的清楚点的这份苦差事，以后是他的事了。

剑桥道德俱乐部成员

然而，从一开始，他们之间的分歧就是根本性的。罗素认为自己的逻辑工作整体没有大问题，只需要做些修补；维特根斯坦则认为，罗素的工作方向整个错了，需要推倒重来（类型论是多余的，需要重构一种新的逻辑符号体系）。罗素对反战、人权这些公共性事务较为热衷，除了专业的哲学书之外，还写了大量的政论和启蒙著作；维特根斯坦则认为除了哲学书之外，他的所有其他书都是垃圾，一个高贵的灵魂应当坚守内心的纯粹，纷扰世俗，关我屁事？！维特根斯坦需要的是别人最完全的理解，不然宁可茕茕孑立；罗素只想尽力去解释他的想法，不想劳力费心地去理解。

这种根本性的分歧，也预言了他们日后的分道扬镳。但穷其一生，这两位分析哲学的创始人，都没有彻底闹翻。或许相爱相杀，才是这两颗伟大的心灵最舒适的状态。

1911至1913年，短短两年间，维特根斯坦在逻辑上的进步是如此神速，以至于他从罗素的学生，变成了老师。到1913年11月，当他在挪威隐居专心做哲学时，他已经确信整个逻辑应该从某个单一的命题中导出。当罗素写信要求他进一步解释说明时，他颇不耐烦的回应道：我认为，我已经说的够清楚了！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世界是事实的集合，而非物的集合。而事实与命题是一一对应的，因此事实的真假可以借助命题的逻辑判断来界定。深入剖析事实与命题的组成，我们可以借助原子的概念，将原子事实、原子命题分别视为事实、命题的基本构成。当然，原子事实与原子命题也是一一对应的，并且绝对简单。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想判断逻辑命题的真假，我们必须给出列出命题真值可能性的正确方法。这样的话，即使我们不知道某个命题的各个组成部分（即原子命题）的真假，我们也能知道这个命题的真假。那么，究竟如何给出这种列出命题真值可能性的方法呢？

以天气为例，我们知道“天要么在下雨要么没在下雨”，这肯定是真的；而“天既在下雨又没在下雨”，这肯定是假的——也就是说，我们根本不需要知道“天到底在没在下雨”这一原子事实，就能判定出上述两个命题的真假——与前一个命题类似的逻辑命题是重言式的（总是为真），与后一个命题类似的逻辑命题是假言式的（总是为假），还有一种与两者都不同的逻辑命题是选言式的（不知真假）。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判定任何一个给定的命题是重言式的，还是假言式的，还是选言式的？这种判定的方法从何而来呢？

维特根斯坦认为，一旦我们在某个命题里给出了这种判定方法。那么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所有的命题都可以从这个初始（protype）命题里导出了（做判断了）。

所以，最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如何给出这种判定方法？维特根斯坦的解决方案是，建构一种新的逻辑记号系统（与以往的或、且、非不同）。借助这一符号系统，我们可以给出那个初始（protype）命题，于是，我们就可以统一的方式辨认出任何一个给定命题的类型，进而做出真值判断。

仅从一个局部来说，就能看出，维特根斯坦的这项工作，是多么地具有原创性！他其实是在对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逻辑传统，做最彻底的清算与重构。因此，难度可想而知。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笔记”（1914年）的原稿

然而，用最富激情的方式燃烧他的哲学天赋，做最伟大的工作，并用最完美的方式表述出来，这是他作为天才对哲学的责任。即便如此，这一振奋人心的工作将在此后数年里深深地折磨着他，直到他在命悬一线的战场上终于迎来顿悟的那一刻。

罗素带他加入剑桥的“使徒协会”的意外收获，使让他得到了梅纳德·凯恩斯长久而忠实的友谊，这份友谊将在日后帮他在处理各种棘手问题时逢凶化吉；还有就是，遇见了他的第一位爱人：大卫·品生特。

和维特根斯坦这位旁听生不同，品生特是根正苗红的剑桥本科生。但他无缘加入“使徒协会”这个精英小集团，因为他虽然聪明，却不是天才。可他身上却具有维特根斯坦最需要的东西：能够让人安静的气质和良好教养，足够细心耐烦的包容和好脾气。我们无法猜测，是不是“使徒协会”那种基情四射的氛围同化了维特根斯坦，让他无可救药地爱上品生特。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份并不长久的爱里，品生特一定是付出较多的一方。不管是陪维特根斯坦去挪威度假，还是聆听他在逻辑上的点滴进步，还是当维特根斯坦下定决心离开他去隐居做哲学时的深情守望，他都是一个完美的爱人。这位一出现就能让维特根斯坦这个天煞孤星迅速安静下来的年轻人，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他在几年后的一次飞机失事中罹难。

维特根斯坦为什么要在相爱正酣的当口，离品生特而去，我们不得而知。或许魏宁格式的自虐理念又一次召唤了他——人要离开所爱的人，才能变得伟大。唯一值得品生特的家人欣慰的是，他的名字与维特根斯坦那本万世流芳的《逻辑哲学论》永远捆绑在一起（那本书的献词是“谨以此书纪念我的朋友，大卫·品生特”），令后人为之唏嘘不已。

大卫·品生特是维特根斯坦悲剧式爱人中的第一个，但绝不是最后一个。纵观他的情史，我甚至怀疑：

是不是毁了他的孤独，就是毁了他，而毁了他，就意味着毁了自己？

三、叩问

1914年6月，维特根斯坦回到奥地利。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7日，奥地利对俄国宣战的第二天，他参军入伍。在此后长达5年的时光里，他的军旅生涯犹如但丁的《神曲》，被区分成了三个风格迥异的篇章——1914年8月至1916年3月，是《地狱篇》，他在火线后方备受煎熬，完成了“语言图像论”；1916年3月至1918年11月，是《炼狱篇》，他在前线的血火炼狱中叩问生死，命悬一线之际终于悟道，《逻辑哲学论》横空出世；1918年11月至1919年8月，是《天堂篇》，他在战俘营中享受来之不易的清闲，与战前的好友一一恢复联络，畅谈逻辑。

虽然他是一个爱国者，但他参军入伍的动机，更多是为了自己，为了让自己“转变成一个不同的人”，他迫切需要接近死亡，“让死亡把光带进生命，上帝照耀着我”，将他身上原本的懦弱、卑贱彻底洗清。不管战争最终给他造成了怎样无可挽回地影响，但毋庸置疑地加强了他的宗教性。

维特根斯坦在一战中担任军官

在“地狱”中，虽然他并没有直接的死亡威胁，但他活的如同行尸走肉一般。他超卓的天分和独特的个性，与谁都格格不入。一位曾经接受过他资助的维也纳作家回忆，“第一眼看过去，（他）那模样是令人心悸的孤独”。军旅生活的集体性特点成了他最大的负担，他无法容忍身边战友（如果还算得上的话）的粗暴、蛮横和邪恶，宁可独处。因为战争，与英国最亲密朋友的联系都中断了，他难过的多次想到自杀，唯一聊以自慰的是列夫·托尔斯泰的《福音书纲要》，或许借助此书，他感受到了上帝与他同在？

这期间，他最卓有成效的工作，是“逻辑图像论”。据说他曾注意到一则报道，法国巴黎的一个法庭，在裁决一场汽车事故时展示了一个事故模型。这让他想到，模型之所以能展示事故，是因为模型的各部分与真实事物的各部分的一一对应。进而想到，与此类似，一个命题也起到了一个事态模型或者图像的作用。命题各部分结合的方式，也就是命题的结构——刻画了现实中各元素的一种可能的结合、一种可能的事态，就好像是命题拼出了一个世界。但前提是，一个命题（“天是蓝的”）与一个事实（天是蓝的）之间，有且必须有一个共同的逻辑结构。只有这样，命题才能像图像一样描画现实。

在“炼狱”中，他开始直面死亡。“只有死亡才能给予生活意义”（这和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竟然殊途同归！），一上前线，就要求去最危险的地方：前沿观察所。在那里，他不断祈祷上帝赐予他直面死亡的勇气，赐予他跟自己的懦弱本性作斗争的力量。但求生的本能压倒了一切，我们在《战时笔记》里读到了很多次他仓皇逃命的狼狈场景。

这期间，他利用难得的间隙，终于完成了《逻辑哲学论》。他对自己是如此苛刻，这本不过七十几页的小册子七年间至少增删了几十次，直至达到他满意的表述为止。实际上，那是他过去几年哲学思考高度浓缩而成的精华，堪称泣血而制。这本小册子的逻辑结构是环环相扣、严丝合缝的，共有7个大的命题（“世界是事实的总和”，“事实是诸基本事态的存在”，“事实的逻辑图像是思想”等），每一个命题下面有若干个子命题，作为说明，子命题下面还有下一级子命题，依此构成层级（如3.331是对3.33的细化，3.33又是对3.3的细化，等等）。可以想象，这样的哲学书更像是一架精密制造的机器，是空前绝后的，这也注定了它日后坎坷的命运。

1918年夏天，当维特根斯坦完成此书时，他声称“已经解决了全部的哲学问题”。我想，那是因为他相信，他最终找到了命题与世界之间同构的那个逻辑结构的本质——他认为这样的逻辑结构是先验的，不可言说的（不然会引起谬论），只能借助新创立的符号系统显示出来，而显示与说出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对不可言说的东西，我们最好的做法就是保持沉默（这也是《逻辑哲学论》的结束语）。因为，那种想要说出不能用言语说出的东西的努力，只能导致无意义的胡话，这不只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不可忍受，从伦理上说也是不可饶恕的。

然而1918年的夏天，也是维特根斯坦自杀愿望最强烈的时候。因为，大卫·品生特死了。

在“天堂”中，他与启发了他最初逻辑思考的弗雷格、罗素都恢复了联系。可是他悲哀地发现，弗雷格根本没有理解他的书哪怕一个字。因此，他迫切地想要见到罗素，向他倾诉自己过去几年的工作。然而，他在逻辑上实在跑的太远了，罗素跟不上了。更重要的分歧在于，罗素坚持认为他的“元语言”可以表述一切，废除了神秘之域；而维特根斯坦坚持认为“不可言说的东西只能被显示出来”，保留了那份神秘：这矛盾根本无从调和。

随后的日子里，当罗素积极周旋于把他从战俘营里捞出来时，他受到一位入伍前是老师的狱友的影响，决定退伍后受训，当一名乡村小学教师，而且一定到穷乡僻壤的山沟里去。

没有人知道，他决心将自我放逐至荒野，究竟为了什么。

四、放逐

1919年，一战结束以后，退伍老兵维特根斯坦30岁了。

战争留给他的最大问题，是重新找回自己存在的意义。而战争给予他的苦难，对他这位苦修的“圣徒”而言，恰是赋予他生命以意义的东西。所以，当战争结束以后，又该去何处自讨苦吃，继续给自己赋予意义呢？

从这个角度看，他决心放弃家族所有财产，去偏远地区当一名小学教师的想法，是充满宗教意味的。为此，他丝毫不理会家人的费解——一个被罗素称之为哲学天才的人，去当小学教师，这不是用精密仪器开箱子吗？！

有意思的是，维特根斯坦还没有去找，苦难就来找他了。这苦难是如此沉重，差点将他压垮。然而，随后的一系列苦难表明，一切才刚刚开始。

1919年至1922年，维特根斯坦遭遇的最沉重的打击，是找不到可以出版《逻辑哲学论》的人，甚至找不到可以理解这本书的人。他因此坠入了自我怀疑的深渊，无比绝望。在数次求助于友人都未果的情况下，他只好找到了罗素。虽然罗素不赞成他的观点，但仍然为此积极奔走。令人讽刺的是，某家德国期刊答应出版的条件竟然是，罗素必须为之作序才行。可以想象，这家期刊是多么草率，以至于维特根斯坦面对自己书的第一个德文版，竟然惊呼是“盗版”！直到这本书的英文版面世，他才承认那是真正的第一版。

维特根斯坦去乡村支教的经历，更是堪称传奇。当他怀着一种托尔斯泰式的念头，来到他渴望“内在地”改造的农民中间，脑海里满是诚实苦干的浪漫理想——尽管生活贫困，但内在生活严肃而丰富。一个在村民眼里非常有钱的男爵却甘心来山沟里当乡村教师、竟然教小学生代数并且动不动就扯女孩子头发、打耳光、经常收受远方朋友信件包裹的人，不能不是令人生厌的“怪人”。维特根斯坦在担任小学教师的六年里，换过好几个地方，但他与他的学生、村民的关系始终是紧张的，只好一次次伤心而返。最终他确信，“在这里他什么都干不成”，只有他曾经逃离的剑桥生活，才是他的归宿。

于是乎，1926年4月的一天，在一次教学事故之后，维特根斯坦仓皇逃离了工作岗位，并在随后的听证会上说谎为自己辩护。这一事件中暴露出他身上的懦弱和撒谎带来的可耻感，此后数年中一直困扰着他，直到向曾经伤害过的人作出最深的忏悔，才真正得以解脱。

1926年夏天至1928年秋天，维特根斯坦应姐姐格蕾特之邀，设计和建造她的新房子。从未有过建筑师从业经历的维特根斯坦，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项工作。在这座格蕾特称之为“神的寓所”的房子上，维特根斯坦将他的哲学和艺术理念展现地淋漓尽致。房子的外在线条是近乎冷酷的生硬，除去了一切可能沾染维也纳末日气息的装饰，房子空间的各种比例是绝对精确：细节决定了一切。建造过程中，一位锁匠对维特根斯坦说，“告诉我，工程师先生，这儿那儿的一毫米对你真这么要紧吗？”维特根斯坦没等他说完就吼道，“是的！”他对细节的严苛要求甚至让一位工程师崩溃地哭了。

维特根斯坦与建筑师恩格尔曼设计的建筑

所以，那是《逻辑哲学论》在空间上外现的产物，它是维特根斯坦的绝佳化身。

当他自我流放至荒野时，世间还没有他的存在；

而当他走出荒野时，世间早已记住了他的名字。

以哲学家石里克为首的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小组，最早认识到他那本书的价值，在多次努力后，终于邀请到这位大神参加小组讨论。与此同时，剑桥精英们也发现了这本书的深邃，在凯恩斯的策划下，一场劝说他回归剑桥的运动开始了。剑桥国王学院的杰出数学家拉姆塞来到他支教的地方，与他逐行逐句地讨论，让维特根斯坦孤独了近十年之久的心灵，重新感受到了智性的温暖和愉悦。这位年轻有为的数学家，将在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后，担任他的博士生导师。

但真正能让维特根斯坦回去的，只有尚未解决的问题。

20世纪20年代，数学哲学的三大流派都已粉墨登场。以罗素为首的逻辑主义者认为逻辑与数学是同一的；以希尔伯特为首的形式主义者赞成康德的观念，数学是与逻辑是不同的；以布劳威尔为首的形式主义者认为，数学不是一组事实，而是一种人心的构造。

1928年的一天，维特根斯坦在维也纳聆听了布劳威尔的一场讲座。面对与自己昔日的导师罗素截然不同的学术观点，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曾以为在《逻辑哲学论》中已经解决了全部哲学问题的想法，是多么荒唐可笑！关于逻辑，现在他要说的话，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而要想说出这些新的话，只有先回到剑桥去。

（未完待续）

本文为读者投稿，来源荐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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