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社恐指数（有人害怕一件羽绒服）

今天（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今年，距离1981年全球首次报告发现艾滋病病例已过去整整40年，但这种疾病仍然在人类社会流行。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中国共有超过105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就像是镜面孪生，感染者外，镜子的另一面，是庞大的恐艾群体。

因为发生过高危行为，害怕感染艾滋病，长期搜索问询，从而对艾滋病相关信息产生应激反应，诱发焦虑、恐惧，逐渐转移和泛化到对日常生活接触也开始怀疑、害怕，便产生了诸如对其他特定传染类疾病恐惧强迫的人群。这，就是恐艾者。

从业13年的成都市恐艾干预中心（以下简称“恐艾干预中心”）理事长张珂博士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恐艾者的数量甚至比艾滋病感染者还要多，是艾滋病感染者的1.5-2倍。值得注意的是，“现象和数据都提醒我们，老年人和年轻人恐艾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他说，恐艾，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今天，恐艾干预中心用直播帮助恐艾者

群像：

“自己困住自己”的人

当从口袋里把那张一年前的检验报告单和那根抽血用的棉签取出来时，一阵熟悉的恐惧感紧紧攫住了她。

报告单和棉签是从一件羽绒服里拿出来的。一年前，小爱（化名）曾穿着这件羽绒服去过一次传染病医院，回到家后，一直怀疑自己感染上了艾滋病，就算做了检测也无法填平这种恐惧。“最严重时整夜失眠，吃不下饭，无法学习，也无法工作。”

后来，她联系到张珂。张珂告诉她，要相信专业机构的医生，不要去上网乱搜网友说法，也不用再继续检测。小爱最终没忍住，又去检测了一次，“算是给自己一个客观交代”。

她把这件羽绒服在阳台上晾了两个月，后来又锁进衣橱。时间和心理干预冲淡了这种恐惧。就在她认为自己已逐渐从中脱离出来时，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又将她“打回原形”。

前段时间寒潮来临，小爱把这件衣服拿出来，“感觉这件衣服沾满了‘病毒’。”

她将这件衣服送去干洗店，当从口袋里摸出报告单和棉签时，曾经熟悉的恐惧又回来了。

这件衣服就像她所有恐惧和负面情绪的开关键。拿出这件衣服后，那些可怕的情绪也重新找上了她。

尽管心里明白，经过风吹日晒的衣服想再携带能感染人的病毒太难了，但她总感觉口袋里的检验单携带了“病毒”，这些病毒移动到她手上，再从手上移动到她接触的各种物品，比如书本、床单、餐具等等，又或者在揉眼睛时进入了身体，而她却难以消除它们。

张珂的本职是心理咨询师，自2008年和一名疾控专家共同创建成都市恐艾干预中心后，13年来，张珂接受过数万名像小爱一样的恐艾者咨询。

他告诉记者，比起感染者，恐艾者数量同样庞大，但他们往往易被忽略。除了自身性格，他们的恐惧往往有社会因素，比如，不专业的媒体报道、虚假的网络广告和信息、社会歧视、国民科学素养等等。

一般来说，恐艾者分两种。一种，是轻度恐艾者，“突然想起就会害怕一下”，持续时间不会超过三个月；另一种，是恐艾症，这是一种神经疾病，生活工作也会受到影响。他们因种种原因，成了“自己困住自己”的人。

趋势：

网络发展、新冠肺炎疫情等，恐艾者越来越多

每年的今天，张珂都会接到无数QQ好友邀请，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恐艾。

恐艾干预中心是全国目前唯一一个做恐艾症干预研究的实体机构，不止成都，全国各地的恐艾者都会打电话过来。

张珂没有具体统计过每年前来咨询的人数。他们建了5个QQ群，每个群大概有2000人，每天都有很多人问很多问题。

很难说清楚恐艾的源头，或许是一篇文章，也或许只是一句话。

张珂告诉记者，每年的国际艾滋病日都有大量报道，有对艾滋病不是那么了解的人，他们注意到报道，进而怀疑某次行为会感染。有的羞于去疾控部门做检测和咨询，有的测了不信结果，只能在网上疯狂搜索，看到不专业的说法又进一步加剧了内心的恐惧，以至寝食难安，甚至发展为精神疾病。也有很多曾恐过艾的“恐友”在本来已经压抑住的情况下，仅仅是看到一篇不太科学的文章后又陷入纠结，加重了艾滋病的恐惧。

十三年来，这个群体越来越庞大。

“恐艾者和感染者几乎成正比。”据他观察，恐艾者是感染者的1.5-2倍。如今，中国有超105万艾滋病感染者，也就是说，恐艾者约有158—210万。

“恐艾者数量在急剧上涨。”从恐艾干预中心的咨询量就可见一斑。

几年前，恐艾干预中心每天的电话咨询量约为10-15个，现在，几乎每天都有40多个电话打进来，“增长了三四倍”。很多人把原本用来办公的电话当成了热线。

恐艾者增多，张珂认为和网络发展不无关系。他特意提及一个案例：一个女孩儿在网上看到有人说老鼠咬了卫生巾，结果人用了卫生巾，生了一窝老鼠。她也发生了类似情况，总担心自己会感染鼠类传染疾病，或是也会生一窝老鼠。“不难看出，现在不少人都因为网络各种说法陷入了思维混沌。”

就算是正面宣传，也难免存在误差。

比如，虽尚无有效治愈方法，但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艾滋病毒阻断药都有效。“但该不该服用阻断药物由医生决定。”他表示，一旦发生了高危暴露，一定要第一时间去省市疾控中心或公卫中心找专业专家和医生进行暴露风险评估，听从医生建议。

在他接受咨询的案例中，有咨询者将阻断药当成了心理安慰剂，一吵架或一不开心就感觉自己要得病，觉得只要服用阻断药就会开心。

他并不提倡这种做法：“听专业机构医生的话。不要你觉得，要医生觉得。”

公共卫生事件也是恐艾者数量增长的诱因之一。

他提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公众对传染性疾病的防范意识增强。对艾滋病的关注度相应也越来越高。

有一类人值得特别关注，那就是基层医务工作者和志愿者。

“他们一边防新冠，一边防艾滋，双线作战，长期处于高压之中。”他提及，疫情期间，前来咨询的医务工作者也不少，从担心新冠，到恐惧艾滋病，都是长期处于高压环境下造成的心理疾病。

新变化：

逐渐老龄化、年轻化

除了数量增多，干预难度也在增加。

“以前可能需要一到三个月就能干预成功，现在没那么容易了。”他说，有些恐艾者，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都一直困在对于艾滋病的恐惧中。

反复咨询，是这类人的普遍特征之一。有人几乎把全国所有的疾控中心和防艾机构的电话都打了个遍，每天到处打电话，变成了强迫症。“他们会强迫自己去打电话，以此来缓解焦虑。”

另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据中国疾控艾防中心早前发布的数据，我国每年新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中，50岁及以上病人占比从10年前即2011年的22%，上升到2020年的44%。同时，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新报告15-24岁青年学生病例近3000例，青少年已成为中国艾滋病防控工作中最重要的人群。

“相应地，恐艾群体也在变化。”多年从业经历中，张珂也看到了这一变化：以前恐艾者以白领为主，现在这个群体正往两头发展，即老年化和年轻化。

“老年高知群体是这个群体中‘隐秘的角落’。”他提及，一方面，空巢或孤寡老人有情感上的需求；另一方面，高知群体有知识储备，也会上网，他们看到网上各种言论，也会加重焦虑。

为此他建议，应关注老年人的情感生活，让家庭和亲情缓解孤独，让老年人不再盲目寻求刺激，将自己置于危险处境。同时，应对老年人做好安全性行为的宣传，最大程度避免感染艾滋病。

“因为青春期，加上压力大，小孩也容易出现心理疾病。”张珂接受过最小的一例咨询，是一位十一二岁上小学六年级的女孩。对方被班上男同学亲了一口脸，周末回家上网搜索，看到的第一个结果是“亲一口得艾滋病”，也不好意思给父母讲，憋着憋着就憋出了问题。这时候，他建议父母可以适当为小孩普及性知识。

建议：

避免长期滞留于虚拟环境中，建立与咨询专家老师的现实沟通

有很多人都喜欢深夜打电话进来。“早上打开电话，能发现好几十个电话。”有时候第二天开机，手机短信都有几百条。

有时候，张珂会看到有人留言“受不了了要崩溃了”，就慌忙去处理。电话打过去，对方又说没问题了。“僧多粥少”，张珂也常应接不暇。

他告诉记者，目前恐艾干预中心同省市疾控中心、四川及成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都有了合作，“他们给予了我们很多专业培训和指导，让我们在专业能力上得到了很多提升。”但恐艾干预毕竟和传统的艾滋病干预有一定区别，目前为止并没有完全建立这个介于艾滋病和心理学之间的交叉学科体系。张珂也曾尝试培养具备艾滋防控知识的心理咨询师，但大多人都无法坚持，原因是收入低、压力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早年前，他向四川艾滋病性病防治协会递交了“关注恐艾群体”的建议书，希望将恐艾干预与官方的艾滋知识宣传结合起来，用社区化来代替个人的努力。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张珂也为恐艾者给了一些建议。

比如，艾滋病宣传日前后，尽可能减少上网频率，减少负向刺激，涉及到艾滋病相关的信息，尽可能少看，特别是软件上推送的艾滋病相关消息，能不点则不点。“因为多点开几个，大数据的信息茧房就会判断你对该类消息感兴趣，将在整个十二月份及其后几个月给你推送大量的艾滋病信息，这其中可能包含了一些有心理暗示的文章。”

如果自身对艾滋病存在着疑问和不解，建议务必请教专业的艾滋病防治老师，不要询问过多专家，建议一位足矣。

如果不小心已经点开了艾滋病相关信息，可以用重装手机系统，或者删除对应软件的方式来消除信息茧房的影响。

如果本身已经有艾滋病恐惧症，觉得自己对艾滋病存在疑问，建议咨询艾滋病防治老师。如果已经知道自己没有艾滋病感染风险，但内心依旧痛苦，生活工作受影响，迫切需要被支持鼓励，可以选择心理热线，或者寻求专业具备艾滋病防治基础的心理老师做进一步沟通咨询。

如果在网络上看到一些特殊案例的新闻或故事，请一定要认真了解该案例的前因后果及前置条件。“前置条件，就是它存在发生的前提条件。”他提到，平时在临床工作中，也会遇到一些特殊案例，他们几乎都有前置条件存在。所以，对于容易形成心理暗示的人来说，在解读文章时，了解到有前置因素，普通人群不可能遇到这些情况或者会这样做的时候，才会汲取到真正的安全感。

“总之，减少负能量，避免长期滞留于虚拟环境中，才会减轻不安全感；增加正能量，建立与咨询专家老师的现实沟通，增加良好互信关系，逐渐坚强，才能更好地‘脱恐’。”他说。

红星新闻记者 彭祥萍 图据受访者

编辑 谭王雨

（下载红星新闻，报料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