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宝林代表相声（侯宝林年轻时说相声就不带脏字）

上世纪40年代初，青年侯宝林在天津成名，与自幼在津作艺的相声名家小蘑菇常宝堃平分秋色。提起天津，侯宝林总说：“我这个演员是天津观众捧起来的，是天津师友教出来的。”这个“教出来”，确有其事。

1940年初夏，南市燕乐戏院前台经理李恩甫、后台经理于家锡和天津影剧业公会的周恩玉相偕去北京邀角儿，在天桥发现了侯宝林。三位邀角儿人断言，侯宝林必在天津大火，原因有二：一是年轻有为，才识过人，段子有新意；二是声音脆亮，字清口净，语言文明，不卑不亢。那时侯宝林的相声就没有脏话，也很少低级庸俗的笑料，可称出淤泥而不染。

侯宝林愿意来津献艺，只是需要一位伙伴同行。三位邀角儿人结合相声表演规律和天津人的欣赏习惯，决定找一位年长、活宽、外貌憨厚的中年艺人，给侯宝林捧哏，选中了比侯宝林大十八岁的郭启如（后改名郭启儒）。

侯宝林与郭启如初来天津时，对社会风尚、地方语言、生活习惯等不甚明了，燕乐的检场杨松亭主动当侯、郭的民俗顾问，带他们去估衣街、北大关、南门脸、娘娘宫、玉皇阁、东浮桥等处观光，熟悉市民生活。侯郭二人了解到许多民俗，回来后又一起考虑如何用于表演。

侯、郭初来时上中场，报了三十段相声。一年后升为倒二，补报三十段轮换演出。《拴娃娃》原以北京为背景，《红事会》列举的也是北京的婚嫁习俗，杨松亭帮他们改成天津事。《大相面》《规矩论》《学四相》等地名、物名、称谓，也都做了修改，演出后听取意见再改。

演反映青楼生活的《打电话》，杨松亭让侯、郭加一段“管仲设秦楼楚馆”的叙述，用陈士和说评书的语气，构成笑料然后入活，以示他们这段与众不同。通过广播轰动津门的《粥挑子》，原为打粳米粥、买糖麻花、油饼，杨松亭主张改为卖面茶、烧饼、馃子，天津人听着更亲切。

还有一位叫杨浩亭的，早年在上海警界任职，和鼓王刘宝全先生过从甚密，挚爱刘派京韵大鼓，对京剧也有造诣。他爱听侯、郭的《改行》《闹公堂》《学大鼓》，听完必到后台提出中肯意见。他满口天津话：“告诉你宝林，你学刘爷的大鼓有味儿，本钱好，可还得下功夫。不单是学刘宝全的唱，还得学他的刀枪架，要像他老人家那样钻研艺术，没完没了，准能成大角儿。”

燕乐前台茶坊叫马畅园，是个真正的大行家，如同少林寺扫地僧。他从内心钦佩侯宝林的人品、艺品，常向观众宣传侯的特长。燕乐营业久盛不衰，有一部分观众是冲侯宝林去的，马畅园就向经理提议，为相声演员增加包银。有时马畅园主动提醒侯宝林：“明天该使《闹公堂》啦！大伙儿都爱听，你们这活儿叫座儿，可又不能常演，所以轮到演的时候，在门口立个牌子报君知，这叫不能把肉埋在饭里！”

马畅园伺候过刘宝全、白云鹏、荣剑尘等鼓曲名家，他常对侯宝林谈及这几位在津走红、创建流派；也爱聊万人迷、马德禄、郭瑞林、张寿臣等艺人的造诣和人缘、台缘。他也认为侯宝林已具备了成为名角儿的条件，只要勤修苦练，不自满，让观众信服，同行认可，自然水到渠成。

马畅园时常鼓励侯宝林边演边改，防止“艺尽人缘散”。他主张不只整段节目要有新的立意、新的处理，在使用垫话和现挂包袱上也要日新月异。只要三天听不到侯、郭的新笑料，他就以玩笑的口气说：“二位可得注意，一遍拆洗一遍新呐！”促使侯、郭在走路和吃饭的时候都琢磨新笑料。

侯宝林脑袋瓜子好使，左右逢源，常把看到的、想到的成语、歇后语、俏皮话，还有刚学会的唱段告诉郭启儒，一块儿研究上台怎么使，像小段《礼貌》《比》《学唱日本老生》就是这么来的。

马畅园给侯宝林介绍了两位周先生。第一位是身居显宦、文质彬彬的周大文。当时周大文在北京任高官，仍不时抽暇来天津听曲观剧，群英、燕乐都为他留有包厢。有时他通过马畅园点侯、郭演《戏迷杂学》。马畅园到后台嘱咐：“可得全着点，新鲜着点。”

还有一位“瓷器周”，在南市荣吉大街开“永盛瓷器行”，离燕乐戏院很近。他听过侯、郭的相声后，认为好在不贫不厌，格调清新，托马畅园请侯去串门，顺便选些生活用品。侯宝林去拜访求教，周高兴地说：“你嗓子好，台风正，可是光能唱不行，还得全面发展，多使文哏，像《讲四书》《三字经》《白字会》。”并详叙了他听过的《批三国》，鼓励侯演这个节目。

不久，侯、郭演出《批三国》，以甲乙探讨“三张断三桥”，也就是张飞断当阳桥、张辽断小石桥、张任断金雁桥，又讲解“三妻”，即刘备抛妻、吕布恋妻、刘安杀妻为主，结尾以“打这儿起刘安一直打光棍，谁家的闺女也不敢嫁他——怕他给宰了！”构成包袱。

“瓷器周”提出馈赠瓷器，侯宝林坚辞不受，直到对方肯收进货价。侯宝林从“瓷器周”口中得到不少有关的知识，后来侯先生谈起茶具、酒具、餐具应是“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罄”，大家赞他鉴赏水平高，侯先生说：“你们不知道，我在天津南市瓷器行学过徒啊！”侯宝林正是因为虚心好学，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及时改进，所以艺术上提高得快，红得也快。他时时感念天津的这些老朋友，肯定这些位朋友、师长帮助过自己，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