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农民迁徙土地问题（从古代农民为何难以摆脱种田的命运）

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够延续2000多年，就是因为它建立在广泛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这里所说的小农经济，实际就是指农耕经济。所以中国古代的底层百姓，基本上都是依靠种田而活。尤其是能够立足中原的中国正统王朝，最终都以农耕经济为中心展开统治。因此，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古代农民是否能够全部摆脱种田经济？答案是否定的。为何会得出否定的答案，其实这与中国古代的人身依附关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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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指由上级决定下级的前程命运，而下级更是将自己的命运前程完全依托于上级身上，这并不是一种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其实简洁明了的解释这种关系，就是主人与奴隶之间的不正常的上下级关系。虽说这种关系不仅仅只存在于中国历史进程中，但是中国的历史进程却推动了一种独特的农奴制人身依附关系形成，最终导致古代大部分农民必须种田而活。

​回顾人类历史，早在一个部落与另一个部落进行争夺资源，并且将之征服之时，农奴制就已经形成了。由于远古时期的社会，农业生产水平没有达到一定基础，所以农奴制只是在发展阶段。直到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导致土地国有制度“井田制”迅速崩溃，并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确立。自由人将这些土地分解开来，拥有田连千亩大土地的奴隶主，无立锥之地之地的贫苦农民出现。与此同时，商业、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导致了大奴隶主的形成，这位接下来的人身依附关系提供了客观经济支持。

除了客观经济支持以外，正是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租佃关系的出现，才最终导致了人身依附关系的形成。在这种关系的影响下，地主和佃农之间通过一份租佃契约，导致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发展至西汉时期，租佃关系已经在社会延展开来。《汉书》记载：“宫收百一之税，民输大半之赋”，就政治地位而言，佃客与佣工处在一个相同的平等地位上，他们都需要向国家缴纳租税，承担兵役、徭役。

​在这种社会情况下，底层农民所要承担的租税实在过重，为此他们只能通过依附大地主的方式，寻求庇护，从而减轻赋税徭役。因此就出现了《西汉会要》记载中的那些“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的佃农。由于他们在经济上依附地主而存在，原先平等的政治地位必然也要依附这些地主豪强。地方上的强宗大族，由于经济实力的强大和政治地位之高，让他们有了越来越多自愿的归附者，虽说当时衣服这些地主豪强的农民不属于一个特定的阶级，但是这些农民已经在政治上被奴役，经济上受剥削已经形成。

东汉时期，人身依附关系发展更快。这个时候，前来依附豪强大族者，早已经不是原来从事种田工作的农民，许多宾客也开始在政治和经济上依附于这些地方豪强。由于宾客的身份在法律上属于国家编户，所以他们必须定期向国家交纳赋税徭役，一旦让宾客们找到可以隐蔽他们的豪强大族，这些家族就会依仗他们手中的政治、经济权利，免除门下宾客必须承担的负税。尤其是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王权衰微，皇室已经无法撼动豪强家族的这种不法活动，只能任由这种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发展，让自由佃农的身份越来越低下。

​接下来就是人身依附关系的形成过程，曹魏政权时期，曹操积极打击各地方豪强大族，只为维护自己的中央政权。所以他在经济方面率先实行屯田制，这种制度彻底让原先的自由佃农，转变成为了世家大族的农奴。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起先屯田制所招募的都是自由农民，当时史书记载“募良民、募百姓”，百姓、良民这些称号，足以说明参与农耕经济制度的农民还是自由之身。

可是“募”这个字又带有强制性，所以农民被动参与到屯田制度中来，导致他们的人生自由受到了一定的束缚。为了彰显自己自由民的身份，农民开始采用逃亡、起义来反抗这种不公平的经济制度。为了缓和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朝廷又做出让步，凡是主动加入屯田组织的农民，可以免去他们所要承担的租税徭役。这样一来，农民主动地加入到政府这个“大地主”所建立的组织下去，很快原先的“自由佃农”就变成了史书中常说的“屯田客”。曹魏政权通过这种手段，将这些自由农民聚集在一起，随后又将他们赏赐给各个官僚贵族。

​这一来一去之间，豪门贵族获得了政府“荫庇佃客”的特权，这个时候，官僚贵族成为这些农民的“主人”，其实只是时间问题。原先的这些自由农民，本是由于惧怕徭役而投靠贵族，然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农民投靠贵族反而变成了一种潮流趋势，不知不觉中农民受到了更严重的剥削。

除此之外，当时所实行的州郡领兵制度，进一步加强了人身依附关系的形成。每一个豪强大族，必须都拥有自己的家兵，以此来保证自己在乱世之中的权力地位。这些家兵有的是平民，有的是被强制掠夺周边的流民，有的自然就是自愿投靠这些世家大族的宾客。这些家兵一边参与战斗，一边在农田从事生产工作，所以他们有了双重身份“家兵”与“农奴”，一旦离开了这些豪强大族，他们便无法继续维持生计。

在这两种制度的双重打压下，发展至西晋时期，朝廷更是明目张胆地赐给了官僚贵族可以荫庇佃客这一特权。此后，一些官僚贵族，开始肆无忌惮的扩大自己的私有土地，抢夺劳动力。再加上西晋皇室内部本就存在长期的阶级斗争，这让原先繁荣的中原地区成为了这些官僚贵族斗争的战场，农民所受到的剥削和压迫更加残酷，他们只能被迫向江南逃亡。去到江南以后，无依无靠的流民只能依附于东晋各个官僚贵族之家。

​其实历史进程发展至这一步，农奴制地主经济已经形成并且建立。原先的自由民早已经失去了他们的身份，无论他们身处南方、北方，都已经难以摆脱人身依附关系。在这些官僚贵族的压迫下，他们失去了自由民的身份，逐渐被迫转化为“农奴”，所以这让世代底层农民再也难以摆脱，身为“农奴”的命运。尤其这种身份又是在农耕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古代农民自然只能依靠种田谋生。

参考资料：

《封建依附关系新探》

《魏晋南北朝的农奴制人身依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