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的文化遗址：晚夏殷商八百年给我们留下两大原创文化遗产

《山西晚报》：今天晋东南地区，有许多传承很久的汤王庙，这在山西是很独特的。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李琳之：今天晋东南地区，确实保存下来许多汤王庙，尤其是在阳城，初步统计超过了百座。阳城千百年来还流传着一个商汤“桑林祈雨”的传说。说是汤在推翻夏桀统治建立商朝后，遭受了千年不遇的旱灾。连续五年，天上没有降下一滴雨水。掌管祭祀的史卜谏汤，应该用人牲献祭上天以作祈祷。汤于是剪发断爪，自以为人牲，而祈雨于桑林之中。汤对天祷告说：“我一人有罪，不要祸及百姓。百姓有罪，都在我一人身上。不能因为一人有罪而伤及无辜百姓。”话音刚落，倾盆大雨就从天而降了。

阳城北宋开宝三年的敕封碑

这个故事在《尚书》《吕氏春秋》等典籍中都有记载，但商汤具体是在哪儿祈雨，没有说明。清同治版《阳城县志》说，这个地方就是现在阳城境内的析城山。阳城现在还保存有一通北宋开宝三年的敕封碑，碑刻上也记载有此事。另外，析城山还有个可以追溯到秦代的汤王庙，历经多次修建，至今仍屹立不倒。阳城还有个王曲乡，有人认为那里曾经是商汤灭夏前的都城所在。

我的看法是，这一切都不是空穴来风，有一定的现实依据。晋东南地区东面和南面紧邻的是辉县和焦作地区，辉县所在的豫北地区是商汤伐夏前商人的大后方，而焦作一带则是夏商交锋的前沿阵地。商建国后首先就在这两个地区建立了辉县孟庄、焦作府城、沁阳商城、博爱西金城和温县徐堡五个城址。这五个城址之间距离较近，呈半环形摆开，应该是出于在战争等危机状况下可以进行相互支援的考虑而提前规划好的。与此同时，商人还在阳城西北方的垣曲建立了垣曲商城，作为军事据点和二级或三级政府机构。由于晋东南和阳城在商代考古方面还没有什么大的发现，我们不好妄下结论，但这么一个同初商有着密切关系的地区,或者曾经作过商汤伐夏的根据地也说不定。

传说中的析城山圣王坪

另外，析城山距离汤都偃师商城直线距离也就百十公里左右，析城山又是传说中的神山所在，汤到析城山祈雨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至于说王曲曾经做过汤的都城，我觉得有点夸大其词了，如果联系到附近一些同商有关的遗址、遗迹，王曲一带倒是有可能做过汤临时的驻跸之地。但这一切都需要考古作为依托。

《山西晚报》：晚夏殷商这八百年，决定了华夏文明的哪些方面？在传承中，又损失了些什么？

李琳之：晚夏殷商这八百年在华夏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其中有两方面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一是文字，二是商业。这两方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我们所知的甲骨文就发现于晚商时期，它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成体系的象形文字。当然，由于晚夏殷商这八百年是中国第一个王朝晚期和第二个王朝的全部时段，所以其中出现的好多东西，包括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都具有开创和奠基性的作用，但相对于甲骨文和商业贸易对后世的影响来说，要弱一些。

甲骨文

我觉得夏商，包括周在内，在后来的历史传承中损失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其中最主要的是政治实践中的“和合”文化。夏商周三代虽然已经进入了广义上的“大一统”时代，但这种“大一统”是建立在有协商机制的王国政体之上的。

王国就是“国中有国”，或者说是“国上有国”。中央王朝之下有若干诸侯国，这些诸侯国有相对独立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大权，所以，作为中央王朝最高主宰的帝王就不能随心所欲，胡作非为，他们得俯下身段听从各诸侯国的意见。

可以说，“和合”文化是夏商周三代政治实践中一个比较鲜明地特色。但这种情况后来被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国打破了，中国从此就进入了毫无“和合”可言的帝制社会。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夏商周三代都延续了很长时间，夏朝是470余年，商朝是540余年，周朝是800余年。而在后来的秦至清2100余年、十几个帝制朝代中，除了两汉，没有一个寿命超过400年的。两汉中间还加了一个王莽的新朝，严格意义上说，这是两个朝代，其中西汉是214年，东汉是195年。其余朝代，只有宋朝超过了300年，但也仅仅存活了319年而已。

《山西晚报》：但是，有种观点认为，中国帝制下的“大一统”传统，是中国的地理条件以及在此影响下诞生的生产方式决定的，而且，无论是夏禹（大会诸侯杀防风氏）还是商汤（《汤誓》：“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都流传着集权的政治神话。这似乎证明，曾经的“和合”文化实际上并没有生存的土壤。

清·诞受多方图

李琳之：我觉得这种说法过于片面，过于武断了。从民主到专制，再到民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概莫能外。中国当然也是一样。地理环境对一种生产方式或一个政体的形成，只能起辅助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

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利于专制制度的过早形成和长时间延续，但也仅仅是“有利于”“过早形成和长时间延续”而已，它并不能决定专制制度的产生和灭亡。按这种逻辑推演下来，中国自原始社会起，一直到现在和未来，都只能是专制制度了。因为中国的地理位置、地理环境自古以来就是这个样子。

至于你所举的尧和汤的例子，是已经经过了后人的加工的传说，并不完全是原来那个样子。即便是，我们也不能从一件事上就推论出他们实行的是集权政治。如果放开眼光，从更多的传说和考古情况看，尧舜至夏商周三代的社会政治还是比较温和、比较民主的。这是由古国和王国的性质所决定的，而不是我们凭空想象出来的。譬如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制、夏商周时期的盟约制等，都是“和合”文化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全文完）

附注1：

《山西晚报》：近日，李琳之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由研究出版社出版，作为《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后的第三部书，作者补上了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1046年“中国”孕育、诞生和初步发展的这段特殊时期的最后一环。和其他两本书一样，作者也是通过对考古证据的梳理和神话传说、文献资料的互相印证，生动地讲述了上古中国的故事。不同的是，从商朝开始，中国渐渐进入信史时代，金文、甲骨文证明了《史记》的真实性，而其他遗址、遗物的众多考古发现，会让人觉得，那是一段可以触摸、可以接近的历史。

《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 李琳之著，研究出版社，2022年6月

作者主要运用考古学成果和众多专家学者对甲骨文、金文释读所取得的成就，以全新的视野和角度对这个阶段近800年的历史，结合文献，做了独立的阐释，既有继承，也有对历史文献的纠错和发展，为读者描述了一幅气势宏伟、波澜壮阔而又客观真实的历史画卷。

该书先后入选了长安街读书会、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今日头条好书、百道网等6-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第四期好书榜等推荐榜单。

附注2：

“琳之说史”：2022年8月18日，《山西晚报》第14版整版刊发了记者李遇对李琳之的访谈《必须用文字证明夏朝的存在，是个伪命题》，由于篇幅所限，删去了原来稿件的部分内容，“琳之说史”将分为三期，原文刊出，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