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 朱晓超（复旦大学教授朱晓红）

文：朱晓红（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一

陈如栋先生在“从桥头古遗迹，浅议乌伤县名来历”文章【点击阅读：观点 | 陈如栋：从桥头古遗迹，浅议乌伤县名来历】中提出的观点，我非常认同：坊间流传的“乌伤”来自“颜乌”之典不可靠，那是秦汉大一统之后文化构建；可以从史前文化的太阳崇拜的角度去理解该地名。他认为，秦汉之后，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服从于帝国的需要，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儒教忠孝文化神化了专制王权，以“至孝颜乌”之说来附会“乌伤”，就是这种机制的体现。他指出，义乌已经有不少研究者，如冯志来先生和丁烈先生，均有类似的反思，认为义乌古县名“乌伤”应该有更早的历史，语言音韵学和考古发现均佐证了“乌伤”是古越先民太阳崇拜的遗存。他还从易学八卦的角度分析了桥头遗址的陶器图案和太阳崇拜、义乌古称之间的关系，这些分析非常具有批判性和启发性。

从“九五”规划到现在，国家支持的 “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多学科攻关项目的研究成果，深化了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这次对义乌古县名开展的讨论，无疑是关于文化起源的非常在地化的探讨。如栋先生的相关文章之所以引起本地读者的兴趣，具有高的网络点击率和转发量，表明了这种探讨方式的适切性，以及义乌民众对本地文化建设问题的关注。

二

对将虚构当历史真实的现象，如栋先生的批评是深刻的。“一朝经钦定 , 百世莫敢争”这种现象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唯物史观启发我们，历史研究要关注观念和特定历史、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早在民国初年，“疑古派”学者们就将三皇五帝、炎黄、尧舜禹的传说斥为神话，并对用神话代替历史起源的做法进行过深入的批评。如今很多地方政府喜欢在某帝某陵前举行公祭，虽然出于宣传本地文化的善意，但心态和视野都成问题，在思维意识上也体现出对古史的盲目依赖。

最近“中华文明西来说”、 “西方文明起源古华夏”等假说甚嚣尘上，则代表了人们不愿意重蹈传统史观之覆辙的心态。只是历史文化研究需要合理的批判精神及想象力，需要在传统的“二重证据法”（即文献和考古）中找到平衡。从清末开始，黄帝被看做是中华民族的共祖，“炎黄子孙”、“五千年血脉”成为推进国族认同的文化符号。然而人们也发现四大文明古国中，其它三大文明历史都在5000年以上，而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从商周开始的历史只有3600年左右，又因为缺少直接的考古证据证实夏朝的存在，因此我们号称的“五年千文明”的说法备受质疑；另外，诸如三星堆遗址所发掘的青铜面具，其艺术表现形式和制作技术都表明与西方的同源性，这些都为早已有之的“ 西来说”提供了想象空间；华夏五千年文明似乎受到了有力的挑战。

然而随着探源工程的进展、长江中下游的考古学文化的发现，把中原看作是华夏文明的起源，说自己是炎黄子孙，称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些固化的认知产生了松动。学界如今有一个普遍的共识：那就是中华文明具有多元平行起源。北京大学的考古界前辈苏秉琦先生曾提出“满天星斗”说，他将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各区系构成了中国文明诞生前夜的璀璨星空，中原只是星空中的一颗明星；当然，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原地区吸收了各区系的文明发展的成果，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并出现统一的帝国。美籍华人张光直先生也指出，中华文明并没有大一统的中心，他将公元4000年前的新石器文化看作是九个文化系统构成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可以说，“多元一体”、“平行起源”是对中华文明起源模式的最新概括。

出土陶器

三

在这个多元一体中华文明起源中，少不了长江中下游的古文化群星：三星堆文化、石家河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等，它们和北方的红山文化、仰韶文化、齐家文化等，一齐构成了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乌伤故地新近发现的桥头文化遗址所归属的上山文化，无疑也是其中一颗明星。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兴起的江浙考古学，不仅推动着中华文明文化一元说到多元说的变化，也回应了“五千年历史、三千年文明”的困扰：良渚文化的墓葬和居址都反映出严格的社会等级，丰富的鼎、豆、壶、璧、钺、琮等礼器表明社会的“礼”已经存在——良渚文化属于“文明”没有什么疑义，它虽然在距今4300年左右消亡，但它的文明要素融入了华夏文明的肌体里，并对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因此，良渚文化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实证。

专家们研究发现，以义乌桥头遗址代表的上山文化，比良渚古城文明都要早3000年，也即它是9000多年前的文化遗址；它和嘉兴马家浜文化、青浦的崧泽文化等考古学文化，构成良渚文明的源头。但是它如何与当今文化发展关联，这还有待学者们的发掘和阐释。战国时期乌伤属于越国，但是，无论从文献学还是考古学的发现去看，良渚文化和古越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晰；更遑论上山文化和越人之间的关联了。先秦文献中往往将虞、夏、商、周四代并提，虞代延续了一千余年，有人推测良渚文化便是虞朝的考古学文化。也有浙江学者强调良渚文化是夏文化的源头，认为“越为禹后”不仅不是越人托古之词，甚至可能还是“禹为越后”。但这些都是大胆的假说，缺少足够的证据。

关于桥头遗址，有一些报道的篇名非常抓人眼球：“义乌桥头遗址重大发现 中华文明推前至9000多年”。这种说法太离谱。因为在考古学里“文化”和“文明”有严格的区分。西方界定文明的三要素是城市、文字、青铜器，但良渚的考古发现让中西专家改变了看法：良渚文化遗址有古城、甚至古国的特征，丰富的玉琮礼器完全可以匹敌青铜器，且已经出现含义丰富的符号，因此良渚文化可以称为“良渚文明”。那么，作为良渚文化的源头，我们在桥头文化遗址上也看到环壕，以及具有“太阳纹”特殊图案的彩陶残片，但目前这些发现还远远构不成城郭，也缺乏明确的表意文字或符号，更无从推断具有“太阳纹”图案的彩陶就是先民宗教崇拜的礼器，也谈不上它与古代越国百越之人的关联。

尽管如此，各种基于桥头文化的大胆假设和想象，都值得肯定。因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态度和方法。在乌伤地名、桥头太阳纹图案以及太阳崇拜之间进行关联假设，并无不妥，甚至可以找到很多旁证，正如宗教学之父马克斯·缪勒所言，人类最早的崇拜形式是太阳崇拜，从余姚河姆渡文化的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商周太阳神鸟金饰品、广西左江崖壁画上的圆圈图案，到远至苏美尔人的鹰翼太阳轮图案、各种八芒星图案的变体……太阳崇拜在诸多文化或文明中都可以看到端倪。但求证需要一代代人的努力，在古文献、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等诸多细细爬梳。

图片来自网络

四

十多年前，国家领导人曾经亲笔批示：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研究与宣传。作为上山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桥头文化的研究和宣传，自然是当地文化部门责无旁贷的任务。但是如何宣传、如何定位？

我觉得如栋先生正在向我们展示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首先要把古文化研究和文化寻根、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结合在一起。2019年7月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在长达20余年的考古研究和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中，中外专家逐渐形成共识，良渚文明是中华文明具有5000年历史的实证，地域性考古发现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做出了贡献，深化了对中华文明的认知。桥头遗址所属的上山文化，是浙江境内发现的最早的考古文化，蒋乐平先生指出，上山文化是钱塘江流域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群，是浙江文化的源头，目前已发现的上山文化遗址共有18处，分布在永康、武义、金华、浦江、义乌等地，不排除今后还有更多遗址发现的可能性，它的整体特点有代进一步的研究发掘和整理。笔者认为，桥头遗址和其他各地的上山文化遗址相比，它的独特性就在于归属地在义乌，而关于后者“义乌”的古地名“乌伤”，则有相当多的文献学和人类学材料。按照政协冯志来先生对音韵学和文献学的潜心研究心得，“乌伤”乃“扶桑”的谐音，表达了日出东方的意思，乌伤原本就在水岸边、是日出之东方…… 如栋先生的文章也表达了类似的假说和论证。这些初步研究，展示了如何从以神话传说为真实、用历史服务于王权统治的传统历史观的巢窠里挣脱出来，批评性地使用古文献材料，有机地使用考古学、语言人类学的最新成果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利于我们去伪存真，科学建构和诠释义乌的万年发展史，为今后遗址申遗铺路搭桥。

其次，把古文化研究和新农村文化建设、城市文化发展结合在一起。从小商品到国际商贸，义乌的发展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迹。随着物质财富的巨大提升、居住条件和宜居环境的极大改善，人民对精神生活、生活品质的要求也会提升，外在的物质文化、潮流文化无疑会给人愉悦，向内发掘本地自有的传统，整体优秀非遗文化，宣传推广桥头文化……无疑也能推进新时代的身份认同建设，增加民众的地域自豪感：我们在已有万年文化传统的婺州“乌伤”之地，建设着新时代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