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的哪本书最著名（冯保善四大奇书）

引 言

刘勰《文心雕龙·宗经》中说：“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1]

也就是说，堪称为“经”的书籍，能够说明天、地、人的常理，揭示永恒不变的真理，具有不可改易的训示和典范意义。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云：

“经典体现历史存在的一个普遍特征，即在时间将一切销毁的当中得到保存。在过去的事物中，只有并没有成为过去的那部分才为历史认识提供可能，而这正是传统的一般性质。

正如黑格尔所说，经典是‘自身有意义的，因而可以自我解释’。但那归根到底就意味着，经典能够自我保存正是由于它自身有意义并能自我解释；也就是说，它所说的话并不是关于已经过去的事物的陈述，即并不是仍需解释的文献式证明，相反，它似乎是特别针对着现在来说话。我们所谓‘经典’并不需要首先克服历史的距离，因为在不断把过去和现在相联系之中，它已经自己克服了这种距离。因此经典无疑是‘没有时间性’的，然而这种无时间性正是历史存在的一种模式。”[2]

经典具有穿越时空、持续不竭的现代性和历久弥新的当下意义。

而文学经典，其“本身自然必须具有重大的艺术价值，作为文学中审美创新与新的形式的发现，起到引领文学潮流的作用；在深含民族生存意蕴的具体的描写中——不管其描写方式如何，它们应是表现了最具人性的东西，具有属于全人类的、未来的成分，以及在‘自律’与‘他律’张力之间维持高度紧张的因素，并能进入‘长远历史’而成为历久弥新的文化现象”[3]。

简而言之，即文学经典应当具有人性的深刻性、文化意蕴的丰富性和引领潮流的艺术范式意义。

香港城市大学 张隆溪 教授

古代小说并不乏这样的经典之作。明代“四大奇书”《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正是这样的作品。

但其由作者笔下自在状态的文本，到成为普世公认的审美对象的“经典”作品，却是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又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并且与其在江南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此，学界尚未见人揭橥。

一、“四大奇书”的刊印与小说经典的生产

在已刊拙文中，论述了明清江南通俗小说中心圈的形成，与该区域拥有全国最庞大的娱乐消费群体，为大众娱乐休闲文化中心，繁荣的文化消费市场密切相关[4]；而小说生产与消费、戏曲曲艺对小说故事的传播、小说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元素，以此为标志要素的江南小说文化的崛起，使得明清江南较之其他区域有着更适宜通俗小说发展的文化生态[5]。

小说经典多创作于江南，首刊于江南，其善本精刊集中出现于江南，便是很好的明证。

首先，我们看“四大奇书”的作者及其首刊。

《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或称之“杭人”[6]、“钱塘人”[7]，其籍贯未必是杭州，其人却与杭州关系密切，甚至不排除在此完成小说创作的可能。

由该书最早刊本嘉靖元年刻庸愚子（金华人蒋大器）序可知，其成书以后，最初在江南一带流传。

因此，有学者推测，此本可能即刊于江南特别是南京[8]。《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扬州府兴化县人，据载曾客居苏州，为张士诚幕僚。

《水浒传》今知最早刊本，为传说中的武定侯郭勋嘉靖年间家刻本；今见最早刊本，是残存于上海图书馆的嘉靖刊本《京本忠义传》（残叶）。

武定侯郭勋本又有《张凤翼序刻武定版忠义水浒传》，序约撰于万历十六年（1588），是现存最早的《水浒传》序[9]。苏州张凤翼序刻本不传，应该是刊刻于苏州。

《西游记》作者，一般认为是南直淮安人吴承恩，曾读书于南京。该书的最早和最佳刊本，即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刊《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

《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其兰陵是否南兰陵有待确证，但首先披露该书抄本消息者袁宏道，时任吴县县令；其消息来源，得之于松江华亭人董其昌；而袁宏道的弟弟袁中道得知《金瓶梅》，亦闻之董氏。

四大奇书合套

《游居柿录》卷九载：“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10]万历四十五年（1617）该书首刊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刻于苏州。

由上所述，不难看出：

其一，“四大奇书”的作者均与江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其二，“四大奇书”的创作，均与江南关系密切；

其三，“四大奇书”大抵首刊于江南一带。显而易见，明清江南文化生态对于“四大奇书”及其他通俗小说经典的生产，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其次，我们看“四大奇书”的精刊。

1.《三国志演义》：

（1）万历十九年金陵周曰校万卷楼《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十二卷；

（2）约万历后期杭州杨尔曾夷白堂《新镌通俗演义三国志传》二十四卷；

（3）明末苏州绿荫堂《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一百二十回；

（4）明末苏州藜光楼植槐堂《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一百二十回；

（5）明末苏州《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二十卷；

（6）康熙十八年李渔序醉耕堂刊《四大奇书第一种》（毛评初刻本）；（7）清初金陵翼圣堂《李笠翁先生批阅三国志》一百二十回。上述均为二十四卷系本。

《三国演义》书封

2.《水浒传》：

（1）万历十七年天都外臣序新安刻本《忠义水浒传》；

（2）明张风翼序刻武定版《忠义水浒传》；

（3）万历三十八年杭州容与堂刻《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传》；

（4）万历四十二年袁无涯刻《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书》；

（5）崇祯年间苏州郁郁堂刻《李卓吾忠义水浒全传》；

（6）崇祯年间苏州宝翰楼刻《文杏堂批评水浒全传》；

（7）崇祯十四年苏州贯华堂刻《金圣叹批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

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

3.《西游记》：

（1）万历二十年陈元之序金陵世德堂刻《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

（2）明刻袁于令题词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

（3）康熙二年汪象旭刊《西游证道书》；

（4）清代前期金陵世德堂刊《西游真诠》。

《李卓吾先生批点<西游记>》

4.《金瓶梅》：

（1）万历四十五年苏州书坊刻东吴弄珠客序本《新刻金瓶梅词话》；

（2）明末杭州刻《新刻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

（3）康熙三十四年张竹坡刊《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在扬州、金陵、苏州发售）。

此类刻本不断被翻刻再版，广为流布，已显示了其经久不衰的魅力。其多为精刊，亦为学界所公认。

其中，如《三国志演义》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本，为该书最流行的定本；

贯华堂刊金圣叹评点删定《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也为有清一代最风行的本子；

《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天都外臣序本《忠义水浒传》、容与堂刻《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传》、袁无涯刻《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书》、《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西游证道书》、《新刻金瓶梅词话》《新刻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等，迄今依然为各家整理本选作底本。

皋鹤堂本第一奇书《金瓶梅》

此类精刊，使得第一流的小说作品，以相对定型的文本，作为审美对象，呈现在读者面前。

相比较，明代建阳小说出版，从扩大声势，让社会认识接受小说文体而言，自有其不容否认的意义。

然正如明人所说：“盖闽专以货利为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刻，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11]；“闽中纸短窄黧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直最廉”[12]。

偷工减料，伪劣刻印，对于小说作品的破坏，也相当严重。特别在通俗小说处于遭世人歧视的起步时期，粗陋不堪，令人难以卒读的小说印本，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如明天都外臣序《水浒传》中云：“自此版者渐多，复为村学究所损益。盖损其科诨形容之妙，而益以淮西、河北二事。赭豹之文，而画蛇之足，岂非此书之再厄乎！近有好事者，憾致语不能复收，乃求本传善本校之，一从其旧，而以付梓。”[13]便道出了世俗庸人随意删削、妄增之于《水浒传》造成的灾难。

明金陵书坊主人周曰校撰《三国志通俗演义识语》中云：“是书也，刻已数种，悉皆伪舛，茫昧鱼鲁，观者莫辨，予深憾焉。辄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雠校。……鉴者顾諟书而求诸，斯为奇货之可居。”[14]

由此宣传广告，我们也不难察知，已有刻本之鱼鲁亥豕、伪舛百出，为读者深恶痛绝，所以，周曰校强调己刻之“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校雠”，正是顺应读者对精本的需求而生。

《三国志演义的世界》 【韩】 金文京

江南小说出版的精刊，则得到广泛的认可。金文京论《三国志演义》版本系统说：

“留都南京、南宋旧都杭州以及经济中心苏州等江南各大城市在当时都是文化最发达的先进地方。张尚德本刊于何处虽然不详，但很可能就在这些城市，尤其可能就在南京。江南系统中的一些版本如张尚德本一般不带插图，纵有插图也非上图下文版式，而是一整页或相对两页相连的大幅插图，且画工极其精美。与福建本相较，可谓高级版本。”[15]

“四大奇书”的江南刻本，普遍具有这样的特征。如醉耕堂刊《三国演义》毛评本，《水浒传》容与堂本、袁无涯本、金圣叹评本，《西游记》世德堂本、李卓吾评本等，其中固然有着原刊与评点改订本等差异在，却一致体现出了精刊本的特色。

由以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明清江南区域对于通俗小说经典的生产，在中国小说经典化进程中，具有着重要地位。

二、“四大奇书”与小说经典的发现

康熙十八年（1679），小说戏曲家李渔撰《古本三国志序》，其中云：

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书之目：曰《史记》也，《南华》也，《水浒》与《西厢》也。冯犹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两人之论各异。愚谓书之奇，当从其类。《水浒》在小说家，与经史不类；《西厢》系词曲，与小说又不类。今当从其类以配其奇，则冯说为近是。[16]

根据李渔的记载，明代中后期太仓大文学家王世贞（1526—1590），曾经将《史记》《庄子》《水浒》《西厢记》四部作品并称“宇宙四大奇书”。

以文体论，四部书分属于诸子散文、史传文学、元杂剧、通俗章回小说。李渔认为，作品的归类，当以类相从，他显然更赞同苏州冯梦龙的看法，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并称“四大奇书”。

剪纸·西厢记

平心而论，王世贞的说法未尝不可，将属于大众文艺的小说戏曲作品与《庄子》《史记》这样的经典文体名著齐名并称，正反映出他过人的胆识和不俗的眼光；且以他的身份，振臂一呼，对改变世人关于通俗文体的看法，也有着不可小觑的意义。

然而，冯梦龙、李渔们的看法，小说文体自觉的意识更为鲜明，甚至包含了朦胧的“尊体”意识在其中，这不仅对于小说文体独立发展意义重大，并且，只有“尊体”，打破了传统视小说为小道的观念，先有“经典小说”文体，而后才会有“小说经典”作品，这是小说走向经典化的必由之路。

但李渔所提及的冯梦龙有“四大奇书”一说，不知何所依据？

楚黄张无咎《批评北宋三遂平妖传叙》（改泰昌元年天许斋《北宋三遂平妖传序》而成，一般认为是张氏乃冯梦龙托名），其中谈到了小说“奇书”的话题：

小说家以真为正，以幻为奇。然语有之：“画鬼易，画人难。”《西游》幻极矣，鬼而不人，第可资齿牙，不可动肝肺。《三国志》人矣，描写亦工；所不足者幻耳。然势不得幻，非才不能幻，其季孟之间乎？尝辟诸传奇：《水浒》，《西厢》也；《三国志》，《琵琶记》也；《西游》，则近日《牡丹亭》之类矣。他如《玉娇丽》《金瓶梅》另辟幽蹊，曲终奏雅，然一方之言，一家之政，可谓奇书，无当巨览，其《水浒》之亚乎？[17]

在这篇序言中，对于《水浒》《三国》《西游》《玉娇丽》《金瓶梅》，均给予高度评价，谓之“奇书”。

倘若李渔的说法由此而来，则“四大奇书”专名的发明，还要归功于他本人的首创。

《闲情偶寄》 清· 李渔

不过，在李渔之前，“四大奇书”确已是呼之欲出了。

万历年间，李贽任职于南京刑部，提出“宇宙内有五大部文章”（包括司马迁《史记》、杜工部《杜子美集》、苏轼《苏子瞻集》、施耐庵《水浒传》、李梦阳《李献吉集》）[18]。

天启三年（1623）烟霞外史《韩湘子叙》云：“有《三国志》之森严，《水浒传》之奇变；无《西游记》之谑虐，《金瓶梅》之亵淫。”[19]

崇祯元年（1628）峥霄主人《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凡例》中说：“故不学《水浒》之组织世态，不效《西游》之布置幻景，不习《金梅瓶》之闺情，不祖《三国》之机诈。”[20]

崇祯年间，金圣叹提出“六才子书”（包括《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记》）。

明末，爽阁主人夏履先《禅真逸史凡例》中说：“今编订，当与《水浒传》《三国演义》并垂不朽，《西游》《金瓶梅》等方之劣矣。”[21]

天许斋《古今小说题辞》中说：“小说如《三国志》《水浒传》称巨观矣。”[22]

幔亭过客《西游记题辞》中说：“至于文章之妙，《西游》《水浒》实并驰中原。”[23]

清顺治间，西湖钓叟《续金瓶梅集序》中说：“今天下小说如林，独推三大奇书曰《水浒》《西游》《金瓶梅》者，何以称乎？”[24]

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中说：“元施、罗二公，大畅斯道，《水浒》《三国》，奇奇正正，河汉无极。论者以二集配伯喈、《西厢》传奇，号四大书，蹶观伟矣。”[25]

《第六才子书》

这些论说均出现在李渔之前，其论列作品的多寡不一，文体不一，具体好恶各有差异，但或列之于“五大部文章”“六才子书”“四大书”“三大奇书”，或将其作为评价其他小说作品的参照，足以见出“四大奇书”在当时已经得到了社会广泛的认同。

出版家李渔明确提出小说“四大奇书”，并集中刊印，于是这一称法，更加深入人心，广为人知。需要表而出之的是，康熙年间，刘廷玑《在园杂志》以更加宏阔的视野，对“四大奇书”做了空前系统的论说：

降而至于“四大奇书”，则专事稗官，取一人一事为主宰，旁及支引，累百卷或数十卷者。如《水浒》本施耐庵所著，一百八人，人各一传，性情面貌，装束举止，俨有一人跳跃纸上。

天下最难写者英雄，而各传则各色英雄也。天下更难写者英雄美人，而其中二三传则别样英雄、别样美人也。串插连贯，各具机杼，真是写生妙手。……再则《三国演义》。演义者，本有其事，而添设敷演，非无中生有者比也。蜀、吴、魏三分鼎足，依年次序，虽不能体《春秋》正统之义，亦不肯效陈寿之徇私偏侧。

中间叙述曲折，不乖正史，但桃园结义，战阵回合，不脱稗官窠臼。……较之《西游》，实处多于虚处。盖《西游》为证道之书，丘长春借说金丹奥旨，以心猿意马为根本，而五众以配五行，平空结构，是一蜃楼海市耳。

此中妙理，可意会不可言传，所谓语言文字，仅得其形似者也。……若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谜，引谜入悟。其中家常日用，应酬世务，奸诈贪狡，诸恶皆作，果报昭然。

而文心细如牛毛茧丝，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读之，但道数语，便能默会为何人。结构铺张，针线缜密，一字不漏，又岂寻常笔墨可到者哉？……四书也，以言文字，诚哉奇观，然亦在乎人之善读与不善读耳。

不善读《水浒》者，狠戾悖逆之心生矣。不善读《三国》者，权谋狙诈之心生矣。不善读《西游》者，诡怪幻妄之心生矣。欲读《金瓶梅》，先须体认前序，内云：“读此书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读此书而生效法心者，禽兽也。”然今读者多肯读七十九回以前，少肯读七十九回以后，岂非禽兽哉！[26]

此后，“四大奇书”偶或有不同的说法，如观鉴我斋《儿女英雄传序》、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评》分别以《红楼梦》《封神演义》取代《三国演义》。

《红楼梦》

特别是《红楼梦》横空出世后，人们惊叹，此“小说家第一品也”，更有人提出《红楼梦》是“第一才子书”，于是就有了鲁迅所说的：

“明季以来，世目《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为‘四大奇书’，居说部上首，比清乾隆中，《红楼梦》盛行，遂夺《三国》之席，而尤见称于文人。”[27]

近世出版以《三国演义》《水浒》《西游》《红楼梦》合刊，并称“四大名著”，追根溯源，正由“四大奇书”而来。由此亦可觇知明清通俗小说经典化过程之一斑。

由如上所述可以看出，首先，令人惊喜的是，“小说如林，独推三大奇书”（西湖钓叟《续金瓶梅序》），在浩如烟海的说部中，几部小说脱颖而出，人们察觉出它们的超迈群伦，卓然独立，认识到即便在“小道”之中，也有堪称“经典”的作品。

其次，令人称奇的是，在李渔明确提出“四大奇书”之前，有所谓的“五大部文章”“六才子书”“四大书”“三大奇书”等说法，均在江南提出，流行于江南，其倡导者也多与江南关系密切，如：王世贞为苏州府太仓州人；李渔为浙江兰溪人，长期生活于杭州、南京；

李贽为福建泉州人，任职南京刑部期间提出“宇宙内有五大部文章”；

烟霞外史，由其序落款“天启癸亥季夏朔日烟霞外史题于泰和堂”[28]，小说《韩湘子全传》第一回署“武林泰和仙客评阅”，可知其应该为武林（杭州）人；峥霄主人陆云龙为钱塘（杭州）书商；金圣叹为苏州人；

爽阁主人夏履先为钱塘书坊主；天许斋主人为苏州书坊主；幔亭过客，即袁于令，为苏州人；西湖钓叟为钱塘人或流寓钱塘者；笑花主人应该为苏州人。

准此，我们不妨说，这诸多关于通俗小说的新评价，既是晚明以来江南文化发展孕育的产物，也是明清江南小说文化的自然组成部分。

《图说“四大奇书”》

其三，“四大奇书”的提出，还隐约透露出“尊体”的信息，如有学者说，虽然“小道可观”这一传统小说评价体系中的核心内容尚未能彻底改变，但具体到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的评判，此评价体系已开始有所转化[29]。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晚明江南文化生态，成为酝酿和促成这一观念转换的重要土壤，“小道”视之的通俗小说，悄然间在此经历着文体意义上的向“经典小说”的迈进。

三、“四大奇书”评点与小说经典初步确立

李渔《闲情偶寄·词采第二》中说：

“施耐庵之《水浒传》，王实甫之《西厢记》，世人尽作戏文小说看，金圣叹特标其名曰‘五才子书’‘六才子书”者，其意何居？盖愤天下之小视其道，不知为古今来绝大文章，故作此等惊人语以标其目。噫！知言哉！”[30]

他赞同金圣叹称《水浒传》《西厢记》为“才子书”，誉之为“古今来绝大文章”，乃天下最好的文章，可谓的评。

《明代小说四大奇书》

作品能够成为经典，首先在于其自身的蕴含和价值。在“四大奇书”各自问世后，便都得到了多层次、多角度的阐释，批评家乐此不疲地发掘其丰富的蕴含奥妙。

如庸愚子序《三国志通俗演义》云：

“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则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31]

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叙》云：

“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32]

天都外臣《水浒传叙》云：

“载观此书，其地则秦、晋、燕、赵、齐、楚、吴、越，名都荒落，绝塞遐方，无所不通；其人则王侯将相，官师士农，工贾方技，吏胥厮养，驵侩舆台，粉黛缁黄，赭衣左衽，无所不有；其事则天地时令，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刑名法律，韬略甲兵，支干风角，图书珍玩，市语方言，无所不解；其情则上下异同，欣戚合离，捭阖纵横，揣摩挥霍，寒暄颦笑，谑浪排调，行役献酬，歌舞谲怪，以至大乘之偈，《真诰》之文，少年之场，宵人之态，无所不该。纪载有章，烦简有则。发凡起例，不杂易于。如良史善绘，浓淡远近，点染尽工；又如百尺之锦，玄黄经纬，一丝不纰。此可与雅士道，不可与俗士谈。”[33]

袁宏道在《与董思白书》中评《金瓶梅》：

“《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34]

谢肇淛《金瓶梅跋》云：

“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媟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语，驵侩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谀逢迎，奴佁之稽唇淬语，穷极境象，駴意快心。譬之范公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35]

袁于令《西游记题辞》云：

“余谓三教已括于一部，能读是书者，于其变化横生之处引而伸之，何境不通？何通不洽？而必问玄机于玉匮，探禅蕴于龙藏，乃始有得于心哉？至于文章之妙，《西游》、《水浒》实并驰中原。今日雕空凿影，画脂镂冰，呕心沥血，断数茎髭而不得惊人只字者，何如此书驾虛游刃，洋洋洒洒数百万言，而不复一境，不离本宗。”[36]

均各自从不同层面，分别揭示了“四大奇书”博大的意蕴或奥秘的艺术。卓越的开创、伟大的张力及其在小说史上的范式意义，奠定了其成为经典的基础。

《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 丁锡根校注

明人陈明卿云：“文字，山水也；评文，游人也。夫文字之佳者，犹山水得风而鸣，得雨而润，得云而鲜，得游人闲懒之意而活者也。”[37]

具有经典意义的小说，正如山水胜景，需要有不凡的鉴赏眼光来鉴赏激活。

明清江南涌现出的一批小说精评本，其深度评点，毫无疑问彰显了一流小说伟大的蕴含和价值，揭示了其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美学贡献，使之“经典”地位赖以得到初步确立。

复以“四大奇书”批点为例，如《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以上三种多认为是无锡叶昼评点）、《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长洲陈仁锡明卿父校阅）、《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金圣叹评点）、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有认为该书批评者为李渔）、《李笠翁批阅三国志》（笠翁评阅）、《醉耕堂刊王仕云评论五才子书水浒传》（徽州歙县王望如评点）、《西游证道书》（西陵残梦道人汪憺漪笺评，钟山半非居士黄笑苍印正）、

《四大奇书第一种》（毛纶、毛宗岗评点）、《西游真诠》（悟一子批点）、《金瓶梅》（文龙评点）等，均在小说评点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水浒传》金圣叹评、《金瓶梅》张竹坡评、《三国演义》毛氏父子评，更是小说评点史上的翘楚之作。

刘廷玑《在园杂志》中，曾综论小说批点，对上述三家，也给予不同程度的赞誉：

“金圣叹加以句读字断，分评总批，觉成异样花团锦簇文字。以梁山泊一梦结局，不添蛇足，深得剪裁之妙。……杭永年（应为毛氏父子——引者）一仿圣叹笔意批之，似属效颦，然亦有开生面处。……《金瓶梅》……彭城张竹坡为之先总大纲，次则逐卷逐段分注批点，可以继武圣叹，是惩是劝，一目了然。”[38]

其对于《水浒》金批、《三国》毛批、《金梅瓶》张批的赞许之情，溢于言表。

《金圣叹全集》

其中，金圣叹批点，最为好评如潮，如冯镇峦《读聊斋杂说》云：“金人瑞批《水浒》《西厢》，灵心妙舌，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故虽小说、院本，至今不废。”[39]

邱炜蘐《金圣叹批小说说》云：“人观圣叹所批过小说，莫不服其畸才，诧为灵鬼转世。……尝谓天苟假圣叹以百岁之寿，将《西游记》《红楼梦》《牡丹亭》三部妙文一一加以批评，如《水浒》《西厢》例然，岂非一大快事！”[40]

昭梿《啸亭续录》云：“自金圣叹好批小说，以为其文法毕具，逼肖龙门，故世之续编者汗牛充栋，牛鬼蛇神，至士大夫家几上，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41]

梦生《小说丛话》云：“圣叹评小说得法处，全在能识破作者用意用笔的所在，故能一一指出其篇法、章法、句法，使读者翕然有味。”[42]

定一云：“《水浒》可做文法教科书读。就圣叹所言，即有十五法。……若无圣叹之读法评语，则读《水浒》毕竟是吃苦事。”[43]

《红楼梦》第五十四回脂砚斋回评所云：“作者已逝，圣叹云亡，愚不自谅，辄拟数语，知我罪我，其听之矣。”[44]

同样表达了对金圣叹评点的仰慕致敬之意。

《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

《水浒》金批、《西游记》李批、《金瓶梅》张批、《三国》毛批等，其对于作品内蕴的揭示，及其在小说批评史上的意义，论者已夥，不再赘述。

清人余扶上《圣叹<六才子书删评>序》云：“先生未批以前，《水浒》贼书，《西厢》淫书。今而知《水浒》之变幻离奇，直进于《易》；《西厢》之缠绵浓郁，直进于《诗》。”[45]

黄叔瑛《三国演义序》云：

“院本之有《西厢》，稗官之有《水浒》，其来旧矣。一经圣叹点定，推为第五才子书、第六才子书，遂成锦心绣口，绝世妙文；学士家无不交口称奇，较之从前俗刻，奚翅什伯过之。信乎，笔削之能，功倍作者，经传为然；一切著述，何独不然。……最后乃见声山评本（《三国演义》），观其领挈纲提，针藏线伏，波澜意度，万窍玲珑，真是通身手眼。而此书所自有之奇，与前此所未剖之秘，一旦披剥尽致，轩豁呈露，不惟作者功臣，以之追配圣叹外书，居然鼎足，不相上下。”[46]

觚庵赞毛评：

“《三国演义》一书，其能普及于社会者，不仅文字之力。余谓得力于毛氏之批评，能使读者不致如猪八戒之人参果，囫囵吞下，绝未注意于篇法、章法、句法，一也。”[47]

这些论说，便具体恰切地揭示了几种评点的重大意义。小说经典之作，正有赖于这些重要的评点，进一步确立了其作为经典的初步地位。

馀 论

小说文体由卑而尊，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情。

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云：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48]

由此正式拉开近代“小说界革命”的序幕。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

虽然这代小说家和批评家“自觉不自觉地与前人的作品保持一定距离，不愿意直接与之认同”[49]，甚至如梁启超还讲过中国小说“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50]的话，但毋庸置疑，“中国小说从文学结构的边缘向中心移动”，人们对于传统小说，也“逐步由‘骂’转‘捧’，力图证明中国传统小说的特殊价值”[51]。

光绪二十九年（1903）迄三十年（1904），《新小说》刊发饮冰（梁启超）等人的《小说丛话》，其中如平子（狄宝贤）说：“《金瓶梅》一书，作者抱无穷冤抑，无限深痛，而又处黑暗之时代，无可与言，无从发泄，不得已藉小说以鸣之。其描写当时社会之情状，略见一斑。……《水浒》抱奇愤，《金瓶》抱奇冤。处境不同，故下笔亦不同”，“《红楼梦》一书，系愤清人之作……《红楼梦》之佳处，在处处描摹，恰肖其人”；

曼殊说：“《水浒》《红楼》两书，其在我国小说界中，位置当在第一级，殆为世人所同认也”，“《金瓶梅》之声价，当不下于《水浒》《红楼》”；

侠人说：“吾国之小说，莫奇于《红楼梦》，可谓之政治小说，可谓之伦理小说，可谓之社会小说，可谓之哲学小说你、道德小说”；

定一说：“《水浒》一书，为中国小说中铮铮者，遗武侠之模范，使社会受其馀赐，实施耐庵之功也”[52]，正透露出这一微妙变化的信息。

民国刊本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传统小说观念方始发生了根本性扭转。

光绪三十年（1904）黄人始撰《中国文学史》，设《明人章回小说》专节，对通俗小说予以较高评价；

光绪三十三年（1907）天僇生（王钟麒）刊发《中国历代小说史论》，明确提出“中国历代小说史”概念。1920年至1926年，鲁迅更先后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开设中国小说史课程。

其间，1920年油印《中国小说史大略》讲义，1923年北京大学新潮社铅印正式出版《中国小说史略》。

应该说，也只有到了“小说”文体得到尊重，成为经典文体之后，明清通俗小说中那些具有经典意义的小说作品，才成为社会公认的完整意义的经典作品。

虽然如此，晚明以来“四大奇书”及其他通俗小说作品在江南的传播，在通俗小说经典化进程中，具有着不可轻忽的历史意义。

《中国文学史》 黄人著

首先，明清江南出版业将这些小说首刊，使得具有经典意义的小说作品，得以及时地呈现给读者，不至于湮灭散佚；其精刊精印，使得这些作品有了相对定型的文本，成为一种客观的“经典”存在；

“奇书”“才子书”的出现，标志着小说“经典”的发现，特别是“奇书”概念的提出，虽然不够理直气壮，却暗含了小说尊体的开始；

精批精评，深度阐释，意味着“小说经典”万事俱备，经典地位初步得以确立。

其次，明清通俗小说在江南的传播过程，其首刊精刊精评、“奇书”“才子书”的提出，均发生在江南，还透露出文学经典化与文化生态之间具有着密切的联系。

注 释：

[1]赵仲邑译注：《文心雕龙译注》，南宁：漓江出版社，1982年，第31页。

[2]转引自张隆溪：《阐释学与跨文化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59-60页。

[3]吴子林：《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 钱中文《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页。

[4]冯保善：《论明清江南通俗小说中心圈的形成》，《明清小说研究》2014年第4期。

[5]冯保善：《明清江南小说文化论》，《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4期。

[6]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三《辩证类》，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285页。

[7]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金文京：《三国演义的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80-181页。

[9]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47页。

[10]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84页。

[11]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五，第555页。

[12]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41页。

[13]黄霖等：《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4页。

[14]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890页。

[15]金文京：《三国演义的世界》，第180-181页。

[16]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899页。

[17]黄霖等：《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4页。

[18]周晖：《金陵琐事》卷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52页。

[19]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413页。

[20]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025页。

[21]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532-1533页。

[22]黄霖等：《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8页。

[23]黄霖等：《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1页。

[24]黄霖等：《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6页。

[25]黄霖等：《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63页。

[26]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历朝小说》，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83-84页。

[2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72页。

[28]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413页。

[29]谭帆：《“四大奇书”：明代小说经典的生成》，见谭著《中国雅俗文学思想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1页。

[30]李渔：《闲情偶寄》，《李渔全集》第三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4页。

[31]黄霖等：《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4页。

[32]黄霖等：《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2页。

[33]黄霖等：《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5页。

[34]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67页。

[35]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90页。

[36]黄霖等：《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1页。

[37]陈明卿：《昭华馆序》，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第287页。

[38]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历朝小说》，第83-84页。

[39]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2页。

[40]黄霖、韩同文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11页。

[41]昭梿：《啸亭续录》卷二，《清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728页。

[42]梦生：《小说丛话》，《雅言》第1卷，1914年第7期。

[43]饮冰等：《小说丛话》，见《新小说》1905年第15号。

[44]冯其庸、季稚跃：《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11745页。

[45]余扶上：《十松文集》卷一，康熙刻本。

[46]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905-906页。

[47]俞明震：《觚庵漫笔》，见《小说林》1908年第11期。

[48]黄霖、韩同文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第41-45页。

[49]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0-11页。

[50]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1898年第1册。

[51]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6-17页。

[52]黄霖、韩同文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第54-60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江南文化视野下明清通俗小说研究”（项目编号：14BZW096）、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项目“江苏区域文学与文化交叉研究”（批准号：2017ZSTD009）阶段成果。

文章作者单位：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文章主要内容刊于《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第4期。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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