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定风波中的哲学思想(审美意识迁移与独见共识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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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定风波中的哲学思想(审美意识迁移与独见共识互转)

苏轼定风波中的哲学思想

作者:周春艳(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讲师)

作为陶渊明的“铁杆粉丝”,苏轼对陶氏及其作品可谓推崇备至,故萧统所编《文选》仅录陶作9首,自然引起其极大不满:“舟中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观《渊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独取数首……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又由于苏轼乃一代文学宗师、精神界的领袖,因此他对《文选》的贬抑,很大程度左右了当时乃至后世人们对《文选》的态度,并引发了有关《文选》录文优劣之争。后人或赞同,进行更尖锐的批判;或反对,为萧统《文选》作辩护;或将苏轼对萧统之讥,理解为“求全之毁”。然对《文选》选文作更全面的考察,我们却发现:录文评价并非纯粹的“是非”或者“对错”问题,而涉及“当时与后世”和“独见与共识”两大维度,亦即审美意识迁移与独见共识互转。苏轼之所以贬《文选》而扬陶潜,皆因其未注意到上述因素。

第一,录文评价与审美意识的迁移有关。所谓审美迁移,即文学作品在当时与后世之评价升降问题。概言之,《文选》选文至少包含三种情况:一是当时评价一般而后世享誉极高者;二是当时颇负盛名而后世趋于平淡者;三是在当时与后世皆保持较高声誉者。就第一种而言,若不能“以古还古”,则容易对古人及其选集妄加指责,而陶作即属此类。

首先,在苏轼极力褒扬以前,陶潜其人其作地位向来不高。陶渊明是东晋伟大的诗人,这是当代人的共识。然后人往往忽略的是,作为非主流的陶渊明及其创作,不仅在东晋南北朝间反响平平,甚至直到宋代苏轼以前(盛唐以后稍高),总体评价仍较为一般。前者例如,其好友颜延之所作《陶徵士诔》,只说他“学非称师,文取指达”;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提及晋宋时文人却不及陶;阳休之《陶集序录》说陶诗辞采“未优”;钟嵘《诗品》将其放到《中品》说:“世叹其质直。”可见,萧统选录陶作不多与陶氏在当时的地位是相符的。

其次,后人受苏轼影响,未注意到审美意识之迁移。苏轼是不遗余力推崇陶渊明的第一人。例如,他的《书渊明〈羲农去我久〉诗》说:“余闻江州东林寺有《陶渊明诗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遗予,字大纸厚,甚可喜也。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书李简夫诗集后》又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甚至给其弟苏辙写信还要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勉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众所周知,苏轼在文坛上影响力之巨,其时其后均罕有其匹。这无疑为陶渊明在当时乃至后世的文学地位,奠定了极好的基础。但与此同时,他对萧统和《文选》的贬斥,则对《文选》的传播及地位产生了不小的持续性消极影响。如宋元之际的诗论家方回,不仅在《诗思十首》中对陶渊明评价极高,其《西斋秋感》之十七对陶氏的肯定和对萧统及《文选》的贬斥,也与苏轼如出一辙:“齐梁陈隋诗,真可以不作。至如晋宋间,渊明可无学?盲统集《文选》,似以刖报璞。后生今寒蝉,焉识独唳鹤。缅怀东篱间,用意极玄邈。”此后,直到清人尤侗、陈沆等评点《文选》时仍多用苏氏观点,对萧统《文选》贬损语气之激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显然,上述受苏轼影响者,同样未注意到审美意识的迁移。

事实上,不仅古人,今人也多未注意到这一点,或因他们对陶渊明的认识与评价主要来源于苏轼。即这种从后往前看的评价,带有强烈的“后补性”,而不免导致人们在看陶氏时,往往带着由苏轼所引导的价值观,并因之对萧统及《文选》多有贬损。问题是,这主要是缘“情感的冲动”,而非客观的评判。因此,这并非萧统和《文选》的问题,而是后人忽略审美意识的迁移,以“今”衡古所致。

第二,录文评价还和独见共识互转有关。文学作品评价的升降,固然与时代变迁所致的审美意识迁移密切相关,但同时也和“独见与共识”始终共生,即“独见与共识”伴随审美意识的迁移而相互转化。就“共识”的层面来看,因为陶作在当时声名不高,故萧统收录不多。而随着时代变迁,到了苏轼那里,又被推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苏轼的“独见”。之所以说是“独见”,因其时对陶作有如此高的整体评价者,绝无第二人。那么,后人应如何看待苏轼这种贬《文选》而扬陶潜的做法呢?

首先,就后世评价与接受的层面说,苏轼主观性极强和带着强烈情感冲动的讥讽与贬损,确实对《文选》有一定的伤害。然而,就陶渊明作品价值的被发现,以及他在后世直至现在依然无比尊崇的文学地位来说,苏轼的推举,则可谓居功至伟。

其次,当我们从“共识与独见”的维度来看,可知苏轼对陶渊明及其作品的喜爱,实质正是基于他超越时代“共识”的“独见”,由此可见其识力之非凡。而这种“独见”,一方面由于苏轼文坛领袖的身份地位,影响不断扩大;另一方面,随着审美意识发生迁移,苏氏之“独见”又逐渐成了人们的“共识”,即陶氏其人其作之评价实现了共识→独见→共识的转变,这又是苏轼之论的价值。或许,我们甚至可以猜测,苏轼对萧统和《文选》的批评,未必全出于主观故意,而很可能受到其潜在的“独见”之影响。

此外,关于录文的评价问题,我们还需注意到由“独见”所致的普遍现象:众口难调。个体的差异性决定了人们在看待同一事物时,往往有不同的看法,文学作品的审美亦如此。不同时代的审美不尽相同,同一时代不同个体的审美也时有差异。如周敦颐《爱莲说》云:“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而这种现象,又古今无异。如刘永翔《钱钟书·程千帆·沈祖棻》一文曾说:“对许多众口一词称扬的作家或作品,槐聚先生并不心赏。如沈复的《浮生六记》,林语堂、俞平伯二公推崇备至,槐聚先生却称之为‘一部我不很喜欢的书’……黄节的《蒹葭楼诗》,陈三立、张尔田、汪辟疆等均赞誉有加,梁鼎芬甚至叹为‘三百年来无此作手’……而槐聚先生却说他‘号学后山,实则依傍散原,竭蹶张皇。散原尚能以艰涩自文饰,晦闻寒薄浅露,于是不通乱道处一目了然矣’。实际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偏嗜,所谓‘众口难调’是也。”刘先生这段话,恰恰道出了“独见”对录文及其评价影响之大。

由此可见,苏轼贬《文选》而扬陶潜这一行为,表面上是苏轼对陶渊明及其作品的认可和对萧统录文“去取失当”的批评,实质却牵涉到录文评价的两大因素——“审美意识迁移”和“独见共识互转”,而由此衍生出的种种问题,不仅在《文选》,在其他作品选集也普遍存在。明此,便知现当代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每多疏忽于出发处辨路向,而着力非在关键处。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15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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