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河淹死毛泽东秘书（延河淹死毛泽东秘书）

抗战时期，延安和陕北军民不仅要与国民党和日伪土匪斗，还要与天斗，与地斗。人祸天灾，一个也不少，锤炼着延安及陕北军民的筋骨，考验着他们的意志。

壹 天灾：旱起来90天只下9场雨；雨来了，延河也十分狂暴；毛泽东秘书溺亡于延河

延安处于黄土高原腹地，降水量偏少，植被少，最大的自然灾害，当属干旱的威胁。

以1941年为例，这一年延安的夏天久旱不雨：4月--6月，90余天，总共只下了9场短时小雨，其中4月只有1场，5月3场。到了6月，已经发芽的小米都晒枯了。

看到这种架势，谢觉哉忧心如焚，如果再有半个月不下雨，延安和陕北的收成和吃饭都将成大问题。

因为干旱，望天收，加之国民党和日伪严密封锁，延安和其它抗日根据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国际友人林迈可镜头中的延安大生产运动。

旱只是陕北的一面。雨季，延安及陕北抗战军民又会见识它残暴的一面。

当暴雨倾盆的时候，河水夹带大量泥沙奔涌而下，平时温顺清浅的延河，瞬间变成浊浪排空。

1940年6月28日，青年作曲家马可就见识了延河的凶猛：“水势极大，冲成一里路宽的河道，水浓得如泥浆，汹涌澎湃，浪头高起数尺。”

7月11日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天早晨，延安突降大雨，“骤雨夹大雾扑面而至。真有排山倒海之势，惊天动地之力”。

而延河水上涨之快，连见惯了洪水的南方人陈伯钧都觉得不可思议，洪水不仅将中央军委总部所在地王家坪、延安女子大学和马路、围墙都淹了，还将用作架桥支柱的大石头也冲到河边来了。

人们纷纷站在岸边或高处慨叹，延河洪水原来也这么可怕。

而同时，在桥儿沟附近，延河一处河湾，却出现了令人震撼的一幕：许多人脱得赤条条的，迎着浪头和漩涡去捞木料，“有的老百姓为捞木料被冲到河心，骑在木头上顺水而下，快如奔马，令旁观者咋舌”。

木材，在交通不便、树木稀少的延安，值得分外珍惜，它可以用来建房架桥，还可以构筑防空掩体，做燃料。洪水季节，浪花之中抢木材，正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这一幕，几乎每年都会在延安上演。当地军民像谨守农时的农民一样，到了雨季就会守在延河边，等待木头顺流而下，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迎着浪头和险滩将它们一一捞起，送往最需要它的地方。

洪水过后，延河又恢复了往日的安澜。夕阳西下时，延河滩上，恋人们在约会踏青；学生们在唱歌跳舞；干部们在散步交流。延河里，男人们在挥臂竞泳；延河边，女人们在洗衣浆衫……一切都是那么怡然和谐。

但延河并不总是那么乖巧。延河的洪水来得快，去得也快。威胁最大的，往往不是洪水，而是洪水来袭时形成的乱石密布的深坑。

1942年7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就因此痛失一位颇有才华的秘书。

毛泽东的这位秘书叫和培元，他在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造诣和才华，得到毛泽东、谢觉哉、陈伯钧等人赏识和赞誉，常给高级军政干部上课，被人们和《解放日报》称为青年哲学家。

毛泽东十分注重调查民情，他在延安与农民亲切交谈

夏日延安，气温也不低，下延河游泳成为许多人避暑的首选。

7月28日中午，天气非常炎热，和培元与几个同事也去下河游泳，结果发生意外，他不慎陷于延河中一处洪水冲击形成的深坑而溺亡。中央医院的医生来了，延安唯一的汽车毛泽东用车来了，邓力群给他施行人工呼吸，都没抢救过来。

冰雹雷电，也不时降临。陕北常下大如杏子的冰雹，摧毁作物庄稼，砸伤人员牲畜。雷电也偶尔打死人。1941年6月3日，延安就有8个正在开会的人遭雷电击中，延川县代县长当场身亡。

贰 萧军、塞克、冼星海等曾闻狼声阵阵嚎延安，豹群呼啸震志丹

天灾之外，狼和豹子，也威胁着延安及陕北抗战军民的生存。这是野性的延安，它与现代人心目中延安和陕北是不毛之地，不太可能存在狼和豹子等大型珍稀野兽的刻板印象，大相径庭。

但在抗战年代，不止一个人经历见证了延安军民“与狼共舞”。

“夜半闻狼嚎，声声彻四野。”“萧条一水带荒城，午夜饥狼嚎有声。”

这是作家萧军当年在信中给胡风描述的延安夜晚狼嚎的情景。想想，在漆黑寂静的夜晚，延安小城四围不时响起阵阵狼叫声，能不毛骨悚然？

延安的狼，鲁艺的塞克、陈克新也见识过。

1939年2月，著名音乐家冼星海更是在一个月之内，3次在家门口看见近在咫尺的黄狼，听到黄狼在窑洞门口咀嚼骨头的声音，吓得他赶紧找人重修了窑洞的门，一位同事甚至准备了手枪打狼防身。

而在陕北志丹县，谢觉哉了解到，当地农牧民存在人畜同居的不好习惯，边区政府想要解决，却发现并非易事。这是因为当地豹子严重威胁猪牛羊马的安全。为了保护牲畜，当地人不得不这样。

人兽争食的场面，证明当年在延安和陕北，人兽裹腹都不容易，当然也说明当年延安的自然生态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糟，那不是不毛之地，而曾是一个野兽出没、飞禽丛集的生机勃勃的世界。

毛泽东积极倡导体育运动，并且身体力行，他于百忙中在延安打球。

叁 小虫白蛉搅得谢觉哉、丁玲、陈学昭不安生，谢觉哉比喻它为喜施暗箭的阴狠特务

在这种情况下，连小虫子也不放过抗战军民，别看它们小，却缠得延安军民烦恼不已。

白蛉，是一种体长仅2--3毫米的吸血小昆虫，主要传播黑热病，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北地区。它叮咬人后，皮肤会出水，奇痒几天不会消失。冼星海、谢觉哉、陈学昭、丁玲等人都曾在延安领教过它的厉害。

“我一夜没有睡，窑洞太不洁净了，跳蚤、蚊子、苍蝇、白蛉特别多。”

1939年8月3日，冼星海回到窑洞时，已是深夜一点半，疲劳到了极点的他，一想到白天周扬、陈伯达、艾思奇等人关于艺术的民族形式问题的激烈争论，加之延安“四害”的骚扰，就无法入睡。

5年之后，延安“四害”为害依然。1944年9月9日，谢觉哉发现身上出现了白蛉或是黑蛉咬过之后生出的小疮。对于这些困扰自己已久的小虫子，谢觉哉痛恨不已，把它比成了喜欢施放暗箭的特务和阴狠的宵小。

“体小无声响，飞来冷不防。嘴尖钻得快，咬处便成疮。惯于放暗箭，不敢耍明枪。特务而宵小，阴狠两擅长。”

女作家陈学昭刚到延安时，白蛉就以“亲吻”作为“见面礼”。当她找到并不相熟的丁玲时，两人几乎不知从何说起。当说到白蛉时，丁玲也露出自己的手臂，展示白蛉咬她的“成果”给陈学昭看，两人这才有了共同话题。

从陈学昭的字里行间隐约可以感觉到，她对与丁玲在延安第一次见面的印象并不好——谁能想到，同为著名作家，居然靠一种区区小虫才打破了两人谈话的僵局，好尴尬。

如果说，冼星海、谢觉哉、陈学昭、丁玲关于白蛉的记忆，还令长江以南的人陌生的话，那么，延安抗战军民关于虱子跳蚤的记忆，几乎是全民都可参与的话题，即便领导人也难逃这些寄生虫的骚扰。

肆 延安奇闻：赤条条烤疥疮，烤得吱吱吱吱响；赤条条捉虱子，嚼得啪嗒啪嗒响

1943年9月22日晚上，谢觉哉正在开会，突然觉得身上痒，竟然摸出了一个虱子。“夜开小组会。身上觉痒，找出一个虱子。”

作为边区的领导人，尚且不能免于被虱子跳蚤所骚扰，一般人就可想而知了。

舔犊之情。毛泽东与夫人江青在延安逗弄孩子

先说马可，他的女儿难难在延安中央医院生产时，因为跳蚤的叮咬，而在她可爱的脸上留下了一个难看的伤疤。

而马可本人等，在延安因为感染疥疮奇痒难忍，晚上他和其他三条大汉脱得赤条条地，在炭火旁烤疮搽药，将硫磺膏涂满了，再放到火上去烤，他说，当时“烤得吱吱作响，好像上油锅一般”。

再说黄晨，这位年仅25岁、来自大都市上海的青年电影演员，在投奔延安途中的亲身经历。

据她自述，在路经陕北时，只有不分男女的骡马大店可住，她只好被迫女扮男装，“扎在一堆赶骡马的‘掌柜’堆里”，那个气味和别扭，加之虱子的骚扰，滋味很不好受，一整夜她都没有合眼。

半睁半闭中，黄晨还瞥见，那些浑身散发着马臊味的男人都是光屁股睡觉，他们把大棉套子、大皮袄往梁上一扔，就赤条条地盘腿坐在炕上，旁若无人地捉起虱子来，并放在嘴里有滋有味地嚼，“啪嗒啪嗒”作响。

也许有人要说，你这写的都是传说。但我要说，这是真真实实的传奇。

如果不是亲历者记录，今天的我们无法想象，这竟是真实、残酷而幽默的一面。如果不是后来这些人改天换地的结果，今天的我们无法相信，没有什么是不可克服的，没有什么是不可战胜的，除了自己。

因为他们，向我们无法经历的经历致敬，向我们无法超越的传奇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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