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制的云肩和唐制可以搭配吗（朱振彬天禄琳琅）

《十七史详节》，宋代吕祖谦辑。吕祖谦（1137—1181），南宋哲学家、史学家。此《十七史详节》是作者读正史而节抄选编之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学术观点和人格理想。

1.版本情况

此《十七史详节》为明正德刻本，全书273卷，国家图书馆藏29卷，10册。

国家图书馆所藏《十七史详节》，为四眼线装，湖蓝色洒金绢衣，米色洒金书签。书高22.3厘米，宽14.3厘米。半叶13行，行26字。双鱼尾，白口，文武栏。有前人修复痕迹（划栏、连补带衬），接背。

图4-3-73 明板《十七史详节》第81册修复前

2.关于古籍的常规接背方法

此书破损情况为虫蛀、线断并叶散。从破损程度来看，并不十分严重。故我对此书的介绍，并不针对破损部分的修复，而是此书的接背方法。接背，亦称“接脑”，为古籍修复术语。在古藉修复中，常常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有的书因书脑过于窄小，订线后，易压边框和图文。而采用接背的方法后，狭小的书脑立见阔绰，易于翻阅。

接背的常规方法有3种，衬纸接法、不衬纸接法、拼接法。所谓衬纸接法，就是在对书叶进行衬纸的同时，接宽书脑。清代藏书家黄丕烈在《陶杜诗选》题跋中就有“装成展读，因脑头狭小，殊不耐观，复命工易纸覆衬接脑，始可开展。”[1]这里所说的“覆衬接脑”，当为衬纸接法。不衬纸接法，也叫粘接法。就是裁一些与书叶数量相等，与书叶高度一致，宽度视接背宽度而定的纸条，把纸条的左右两边，一边粘在书脑距书脊2—3毫米处，另一边回折与书脊边缘相碰，此为不衬纸接法。拼接法，又称硬接法，是一种既不用衬纸，也不用糨糊，而只用纸捻把原书与接书脑的纸条连结起来的方法。

以上为古籍修复中，普遍采用的3种接背方法。

图4-3-74 接背外观图

3.关于此书的接背方法

我在对“天禄琳琅”专藏之《十七史详节》第81册修复中，又发现了一种有别于以上3种的接背方法。开始时，过眼此种接背方法，以为采用的是拼接法，也就是俗称的硬接法。但仔细观察，并不是传统的硬接法。不同之处有以下几处：一是常用的硬接方法是将接背用纸裁成单叶纸条，而此书是把接背用纸叠成若干沓；二是固定不同，通常的硬接固定方法是采用纸捻固定，具体方法是把两头尖的纸捻，一头固定在书叶上，一头固定在接纸上。而此种接背固定，则是不用纸捻。以下以《十七史详节》第81册为例，详细介绍一下此种接背方法。

此书的接背纸共有9沓，每沓6张，6张之间，点糨连结。具体形式为：每沓的折口都朝着书脊；另外，在第5叶书叶中间衬一张大于书脑的衬纸，并与第1沓在大于书脑部分点糨糊固定。在第15叶书叶中间衬一张大于书脑的衬纸，并与第2、第3沓在大于书脑的部分点糨糊固定。在第24叶中间衬一张大于书脑的衬纸，并与第4、第5沓在大于书脑位置点糨糊固定。在第33叶中间衬一张大于书脑的衬纸，并与第6沓在大于书脑位置点糨糊固定。在第42叶中间衬一张大于书脑的衬纸，并与第7、第8沓在大于书脑位置点糨糊固定。在最后钤有乾隆三玺副叶中间衬一张大于该副叶书脑的衬纸，并与第9沓在大于书脑位置点糨糊固定。

图4-3-75 第1沓与衬纸固定

图4-3-76 明板《十七史详节》第81册修复后

以上为此种接背的具体方法，从操作手法中可以看到，此种接背方法完全有别于常用的3种接背形式。那么，何种古籍适合此种接背方法呢？以《十七史详节》第81册为例，此书接出部分只有6毫米左右。如果采用衬纸接法、不衬纸接法和硬接法3种形式进行接背，都要进行打捻固定。但狭窄的接出部分，没有下捻的空间。而此种接背方法无需打捻固定接出部分，只需一单捻固定在原书叶书脊处。故此种接背方法较适合接出部分狭窄，不适合打捻的古籍。此次修复过程中，原样复原保留了此种接背方法。

同为“天禄琳琅”藏书中的元刻本《汉书·九十九》卷69也是此种接背方法，在修复过程中，也保留了此种方法。

图4-3-77 “天禄琳琅”《汉书·九十九》卷69原接背修复前

图4-3-78 “天禄琳琅”《汉书·九十九》卷69复原、加固原接背

图4-3-79 “天禄琳琅”《汉书·九十九》卷69复原、加固原接背效果

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历史悠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家图书馆陆续启动了《赵城金藏》、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西夏文献的修复项目。但是，在以往的修复工作中，为古籍修复过程建档是一个薄弱环节。以修复《赵城金藏》为例，在长达16年的修复过程中，竟然没有留下一份详细的修复档案，只留下一册《赵城金藏修理簿》，登记了每次从书库提取了几种、几卷、经名、归库时间等内容，而后期的记录只登记每次提取几种几册，连经书的题名都没有了，除此之外，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修复工作的文字数据，非常可惜。此修复项目自开展以来，修复团队在为古籍续命的同时，也一直秉持着为修复存史的理念。

以上，仅对“天禄琳琅”专藏修复中的几个案例进行了介绍。我以为，作为古籍修复的国家队，我们应承担起这个责任。而修复案例、实录等就体现了这一责任。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做好这项工作，在为修复存史的同时，也希望这些案例在同行的修复工作中起到参考和借鉴的作用。

[1] 〔清〕黄丕烈撰，余鸣鸿、占旭东点校：《黄丕烈藏书题跋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30页。

本文经授权摘自朱振彬《古籍修复探索与实践》一书。

作者简介：朱振彬，古籍修复专家，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全国技术能手，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古籍修复技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暨江苏古籍修复传习中心传习导师、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评审专家。1980年入职国家图书馆。在40多年的工作实践中，先后参与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西夏文献、“天禄琳琅”专藏等重要古籍修复项目及馆藏新善本、名人手稿、舆图等文献的修复。在完成繁重的古籍修复工作的同时，朱振彬也承担着传承古籍修复技艺和修复理念的重要责任。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生导师（文物鉴定与修复方向），以及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本科（古籍鉴定与保护方向）、首都联合职工大学国家图书馆分校（古籍修复专业）授课工作等。发表论文《关于善本古籍的修复》等10余篇，参与编著《芸香芬馥—古籍保护探索与实践》等3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