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播讲的是正宗上海话（解码上海方言）

上海地区的方言可根据声调的调类分合及调值特点分为五个区:市中心方言区、崇明方言区、嘉定方言区、松江方言区和练塘方言区由于170年来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移民等因素,造成了市中心方言跟周围的松江方言区的方言的发展不平衡,市中心方言的演变速度要快得多,其间最主要受两波势力的影响:19世纪末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受地区权威话苏州话的影响最深,20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则是受普通话的影响最为深刻，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主播讲的是正宗上海话?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主播讲的是正宗上海话

上海地区的方言可根据声调的调类分合及调值特点分为五个区:市中心方言区、崇明方言区、嘉定方言区、松江方言区和练塘方言区。由于170年来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移民等因素,造成了市中心方言跟周围的松江方言区的方言的发展不平衡,市中心方言的演变速度要快得多,其间最主要受两波势力的影响:19世纪末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受地区权威话苏州话的影响最深,20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则是受普通话的影响最为深刻。

上海地区方言分布概况

上海话,俗称“上海闲话”,属吴语太湖片苏(苏州)沪(上海)嘉(嘉兴)小片方言。全市总面积6340.50平方千米,2015年末上海全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415.27万人。如此众多的人生活在一定范围的空间,所说的话自然有差异。根据笔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调查研究,上海地区的方言可根据声调的调类分合及调值特点分为五个区:市中心方言区、崇明方言区、嘉定方言区、松江方言区和练塘方言区。市中心方言区指上海市中心区范围内的上海话。崇明方言区范围包括崇明岛及长兴、横沙岛内的方言。嘉定方言区范围包括今嘉定行政区的大部、宝山行政区大部,北界沿长江跟崇明分割,南界沿古松江走道与松江方言区相交。练塘方言区范围包括青浦区西南的练塘乡镇、小蒸乡、蒸淀乡、西岑乡、莲盛乡、金泽乡、商榻乡等八个乡镇所说的方言。其余都是松江方言区的范围。松江方言区覆盖面积最广,再可分为三小区:松江小区、上海小区、浦东小区。

上述方言分区是按方言的声调特征,即古调类在今方言里的分合情况作为标准来划分的。根据历史语言学关于语言(方言)谱系分类的原则,语言(方言)分类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语音结构性特征作为分类或分区的标准。特征的重要性体现在四方面:第一,是一个语言封闭类中的语音结构性特征,而不是开放类的词汇特征;第二,要用出现频率高的语言特征;第三,本地人的语感明显的特征;第四,要选择简便又具有可操作性的特征。汉语方言里声调特征是种封闭类语音结构特征,出现的频率也最高,同时声调特征又是体现一个地方土语“腔调”的特征,最为简便,在方言分区里具有可操作性,所以上海地区方言分区的标准用声调特征而不是其他。

从调类数来看,最多的是9个调,如练塘镇话阴上次清声调和全清不同类;最少的是市区话多数派,调类只有5个,古阴上、阴去同调,古阳平、阳上、阳去同调。从调值来看,崇明方言区跟其他方言区的差异最大,除阴平、阴入、阳入相同外,其他调类的调值都不对应。练塘方言区、松江方言区、市区方言区、嘉定方言区声调的差异比较小。特别是练塘方言区、松江方言区、市中心方言区声调归并的途径是一脉相承的。从练塘方言区到松江方言区到市中心方言区可以看出声调合并、简化的脉络:9类声调(练塘)先是次清上声调跟全清上声调合并,就相当于松江方言区的8个调,然后阳上跟阳去合并,成为7个调(如松江方言区的辛庄、青浦镇),再其次是舒声阳调类合并为一类,为6个调(如市中心方言区的老派),最后是阴上和阳上合并,成为5个调类,就是市中心方言区的多数派。

五个方言区中松江方言区的范围最大,根据声调的分合特点及调值特征还可以细分为三小区:松江方言小区、浦东方言小区,以及上海(原上海县)小区(又可称近郊方言小区)。松江方言小区声调有8至7类,如果是7类的,是古阳上阳去合并,近郊方言小区最大的特点是阳平为低平调,浦东小区跟其他两个方言小区的区别是古阳平、阳上合并。

上海地区五个方言区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声调特征上,也反映在其他语音方面及词汇、语法方面,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不过方言的地域差异是渐进的,也是错综的,各种语言特征的地理分布并不完全重合,而声调的特征是五个方言区最为显著和重要的。

方言分区的历史人文背景

历史上的自然地理因素及移民、人文行政因素对方言土语的分区有十分显著的影响。上海地区地处长江出海口的冲积平原上,崇明岛、川沙、南汇一带成陆不过一千多年。整个地区河网交叉,没有高山峻岭,形成语言隔阂的自然地理因素主要是河流和湖泊。

我们发现上海地区方言分区跟长江、古松江(河流)、古泖湖水系密切相关。中国历代的行政区也基本以自然地理特征为界,所以方言分区也跟行政区划重合。崇明方言区跟其他四个方言区的交界线是长江。嘉定方言区所处范围北界沿长江与崇明方言区分界,南界是沿古松江的走向与松江方言区所处范围分开。练塘方言区所处的范围是沿古泖湖水系东、南、北三面跟松江方言区所处范围隔离。

松江、练塘、嘉定、崇明四方言区

今上海地区从唐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大致分为四个行政区:一为吴淞江以南的松江府地区;二为上海西南角的古泖湖水系地区,从北宋以来一直是苏州府吴江县、长洲县共辖;三为吴淞江以北嘉定县、宝山县,南宋开始属两浙西路平江府管辖;四为长江口岛屿地区,包括崇明岛、长兴岛、横沙岛,北宋时期属淮南东路通州海门县管辖。

古松江南岸的松江方言区范围(包括今市中心区),唐以前为昆山县地,唐天宝十年(751)始置华亭县,出现上海地区第一个独立县级行政单位。元至元十四年(1277)升为华亭府,次年改为松江府,至清代辖有华亭、上海、青浦、娄、奉贤、金山、南汇等七县和川沙厅。华亭县在北宋时属两浙路秀州(今嘉兴古称),南宋时为两浙西路嘉兴府管辖,元独立为松江府,即江浙行省北部松江府。

上海地区西南角的泖河原为泖湖水系的一部,古泖湖比现在的泖河要大得多,其东南通谷水,周围多湖泊,比较有名的有金泽塘、小蒸塘、大蒸塘、长泖、大泖、圆泖等。今练塘方言区就是处于其中,泖湖水系从北至东至南把练塘方言区与松江方言区分割开来。由古泖湖水系围绕的这一地带古称章练塘,从唐天宝年间置华亭县起,章练塘就是属于苏州府长州县,宋分隶属长州、吴江两县管辖,清雍正二年(1724)划归吴江县、元和县、青浦县合辖,1910年才归为松江府青浦县。

嘉定方言区与松江方言区的分界跟古松江(河流)的走向吻合。古松江的走向是从上海地区的西面向东北直接入海,与今吴淞江的走向基本相符,不过要比今吴淞江略北,出海口也略东北。元代以前,松江是上海地区水系的主干,可单独入海,其下游在唐代宽达二十余里,至北宋仍有九里多宽。据郏亶《水利书》记载,北宋熙宁年间松江两岸河港纵横交错。松江北岸从北陈浦东到出海口,有大浦二十条,皆自北向南入松江,南岸自小来浦东至出海口,有大浦十八条,皆自南向北入松江。这样的干流成为天然的南北两个地区的分界。北岸今嘉定方言区的范围唐属苏州昆山县,南宋嘉定十年(1217)分昆山县东境置嘉定县,属两浙西路平江府。清雍正三年(1725)分县境东部置宝山县,当时嘉定县、宝山县皆隶属江苏布政司苏州府太仓州。

上海崇明方言区的范围包括今崇明县全部(崇明岛、长兴岛、横沙岛三岛)。崇明岛、长兴岛、横沙岛都是长江淤沙冲积而成的岛屿,在唐朝的时候崇明岛才涌出水面,当时分东、西二沙,后来泥沙渐积渐大,开始有渔民居住,宋时又长一沙岛,三岛鼎立长江出海口。五代时置崇明镇于西沙,属江北(长江北)海门县管辖,元至元十四年(1271)置州,属江北扬州路管辖。至明洪武二年(1369)降州为县,才改为隶属江南的苏州府太仓州。从行政上讲,明以前崇明岛一直归属江北管辖。所以今天崇明方言区的特点十分接近长江北岸的海门、启东话,跟江南的嘉定方言区、松江方言区、练塘方言区及市中心方言区差异较大。

行政区划顺应自然地理特征而设界,上海地区的行政区划也如此,而四个方言区的界限也跟历代的行政区划、自然地理特征相吻合。崇明方言区、嘉定方言区、松江方言区、练塘方言区与北宋、南宋,至迟到元的行政区划及隶属是相当一致的。从行政隶属的亲疏程度来看,北宋至元,嘉定方言区、松江方言区、练塘方言区的范围都是两浙路或江浙行省,所属地区行政密切。从北宋至元,崇明方言区所属地区是淮南东路或河南江北行省,跟其他三方言区关系疏远。可见在上海地区,行政区划的亲疏关系与方言区的亲疏程度是相当一致的。

市中心方言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市中心方言区的范围指原市区话,包括黄浦区、南市区(今与黄浦区合并)、卢湾区(今与黄浦区合并)、徐汇区、长宁区、静安区、闸北区(2015年底与静安区合并)、普陀区、虹口区、杨浦区、吴淞区(今与宝山区合并)、闵行区(今与原上海县组成新闵行区)等12个区通行的话。东南西北四面受松江方言区包围,其中西南北三面与松江方言区上海方言小区所属范围接

壤,东面则沿着黄浦江与松江方言区浦东方言小区所属范围毗邻。

市中心方言区的所属范围原属上海县的一部分。元至元二十八年(1292)华亭县升格为松江府,并在吴淞江与黄浦江的交接地带设立上海县,上海县的县治就在今上海市中心原南市区一带(今属黄浦区),隶属松江府,这是上海建县的开始。明代永乐年间(15世纪初),为了解决吴淞江长期淤积、通航不畅的问题,政府主持进行了一项称为“江浦合流”的大型水利工程,即拓宽黄浦江和吴淞江的下游,原来吴淞江的下游成为黄浦江的入海水道,而吴淞江则成为黄浦江的一条支流。从此以后,黄浦江成为这一地区主要的航运通道。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次年,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侨民居住、经商。英、美、法等国相继在原上海县城以北,黄浦江、吴淞江(苏州河)交界处开辟租界。随着租界地商业、服务业、文化业、工业的兴起,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进入市区,市中心的人口密度在短时间内快速增加。在普通话尚未普及的年代里,大量的、压倒多数的外地移民及他们的子女为了生存,都学说上海话,用上海话来交际,所以市中心区始终通行上海话。不过,由于上海市中心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地位的迅速改变,也由于移民的母语在不同程度上起了冲淡本土方言某些特征的作用,上海市中心话在原松江方言区上海小区的基础上迅速发生变化,使本属于吴语濒海偏远地区的,发展缓慢的,较苏州、杭州、宁波、绍兴、嘉兴等方言古老的旧上海话,在近一百多年内一跃而领先,成为整个吴语方言中发展最为迅速的一种方言。

市中心方言区170年的演变

市中心方言的记录从开埠以来,延绵不断,最为重要的记录有: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 著有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1853)一书,对当时的上海县城话有较为准确和详尽的描写;1915—1926年出版的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有上海市区话3000多字的记音、1928年出版的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一书也有市中心方言区新、旧、混合三派的描写(只记录新旧两派);1960年出版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和1962年许宝华、汤珍珠的《上海方音的内部差异》对上海市中心方言及其差异以及上海地区的方言有较为细致的描写;1988年许宝华、汤珍珠主编的《上海市方言志》,钱乃荣1992年所著的《当代吴语研究》则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市中心方言作了极为详尽的描写。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上海方言特别是市中心区方言研究进入活跃期,海内外各种调查报告和研究层出不穷。170年来市中心方言区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开埠到上世纪初,第二阶段从上世纪初到上世纪50年代,第三阶段从上世纪50年代到上世纪90年代,第四阶段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如果说第一阶段尚未摆脱松江方言区特点的话,那么到第二阶段由于大量移民进入市区,市中心方言的演变已经脱离松江方言区的演变轨迹,逐渐具有自己的特点。到了第三阶段前期,也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外来移民受到管制,早先移民的第二代已经出生,市中心区方言具备自己的特点,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市区多数派的声调是5类。

下面总结下市中心方言区170年来的演变。

市中心方言区本属松江方言区,开埠以后各地移民在短时间内涌入市中心区,主要来自邻近的江浙两省。据1950年统计,上海本地籍贯人口75万多,占市区总人口的15.1%,江苏和浙江籍贯人口分别占市区总人口的48.1%和25.8%(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通志》,2014)。第一代移民所说的上海话自然会带有自己原居住地方言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改造了上海话,使得市中心方言脱离原松江方言区的演变轨迹,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方言区。

排比上海市区从开埠到现在的170年来的语言记录,以及这些演变跟各时期权威语言、移民语言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市中心方言区由语言接触所引发的各种演变:

声调的演变

声调的类别和调值是市区方言有别于其他四个方言区的最为重要的特征。早期市中心方言的声调跟周围松江方言区上海小区方言是十分吻合的,1853年艾约瑟在其书的第一部分“语音”里,曾花很大篇幅描写上海话的声调。据笔者和其他研究者的研究,艾约瑟对当时上海话(市区)的声调调类的分类和调值的描写是仔细严肃的,也是正确的。他在原书第8页中描写阳平时说“Lower even tone. A low musical sound without deflection”。阳上调很不稳定,有一部分阳上字在原书里标为阳平调,另一部份,主要是全浊阳上,则读入阳去。

阳上变阳平是本土方言自身的演变,今松江方言区浦东小区正有相同的音变;而阳上变阳去则是外来权威官话对当时市中心方言施加的影响,阳上调受两种音变的作用,从而产生双向扩散演变。

我们对比1853年市中心方言、现在老派及周围上海小区方言、浦东小区方言声调可以看到:1853年市中心区方言声调虽然有8个调类,但是阳上极不稳定,一部分归阳平,一部分归阳去。这些归并的类型可以在今周边的近郊方言小区(阳上归阳去)和浦东小区(阳上归阳平)找到。所以市中心方言舒声阳调类合并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三个阳调类本身的调值非常接近;第二,存在着两种音变层次:阳上变阳平和阳上归阳去,使得阳上调出现向阳平、阳去双向扩散。阳上的双向扩散对本来已经相当接近的阳平、阳上、阳去调值起了一个类似色彩调和混淆的作用,最后使得市中心方言舒声阳调类相同,这6类声调就是市中心方言老派的声调格局,也是1928年《现代吴语的研究》记录上海市区话的青少年的声调系统。换句话说,从开埠到上世纪20年代末,上海话完成了阳平、阳上、阳去声调合并的语音演变,如“铜”“动”“洞”三字分别代表中古阳平、阳上、阳去。上世纪初市中心区青少年方言三字声调相同,读音也已经完全相同了。

从1928年到1960年,市中心方言的声调又发生了合并。在1960年的调查中,市中心方言多数派的声调阴上与阴去已合并,“懂”“冻”同音。如果说市中心区方言老派舒声阳调类合并为一类仍是松江方言区声调演变的范围,因为松江方言区浦东小区正是如此的声调格局,那么阴上、阴去合并则已经脱离松江方言区声调发展演变的轨迹。可以说阴上、阴去合并是市中心方言脱离松江方言区成为独立方言区的一个最为显著的标记。笔者认为,这跟上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宁波方言及市区北边的嘉定方言区的影响渗透有关。

咸山摄舒声韵的演变

比较艾约瑟1853年的记录、上世纪初高本汉的记音(1915—1926)以及赵元任1928年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出艾约瑟1853年所记的轻微鼻化元音韵母已全部变为纯口元音韵母。赵元任看出当时上海市区方言分歧较大,所以在他的《现代吴语的研究》书里特别分为旧派、混合派和新派三派(实际只记旧派和新派),旧派已经发生了变异,跟高本汉的记录有所不同,有的字元音的音色也发生了变化出现,比如“蚕”字读音从原来的ze变为z。关于这一音变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第四章“声韵调总讨论”对上海市区话有个讨论:

(上海市区)有新旧派,新派分类近似苏州,旧派近似浦东,(两派人以“苏州音”、“浦东音”互相指斥),但是许多人搀杂两种。旧派来=雷≠兰,新派雷≠来=兰。旧派‘on’(暖,南)有的字读é有的读?(即[]),新派一律作?,旧派‘h(u),f’常混(忽=拂),‘w, v’常混(王=房),新派不大混。

很明显当时上海话哪些字从e变为是受苏州话的音类影响,高本汉时代相同的e有的变为,有的不变。

“南内”、“暗爱”、“蚕站”在高本汉记录、赵元任(旧)记录里是分别同音的,但是这些字到了赵元任(新)和今天多数派那里都可以不同音了,读-e或读-完全跟苏州话一致,很多人同一个字有-e/-两读,很显然这是由于语言接触所造成的音变。由语言接触造成的变化往往会有旧形式与新形式长时间共存的情形,形成新旧形式变异。这种语音的替换变化大概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而变异始终存在着。由语言内部自身语音条件引起的音变,则不会产生这种变异,“内”“站”“爱”等字只有一读,没有其他异读。

中性是非/反复问句

中性是非/反复问句在市中心方言区有多种类型,如普通话“你是不是学生?”在市中心方言区有以下五种形式:

1.VP ? 侬是学生子?

2.V Neg. VP ? 侬是勿是学生子?

3.V Neg. VP ? 侬是勿是学生子?

4.阿 VP? 侬阿是学生子?

5.阿 VP ? 侬阿是学生子?

V=verb,动词;VP=verb phrase,动词短语;Neg=Negation,否定词。

在老派和多数派口里,都可以说上述五种中性是非/反复问句。其中第一种用得最为普遍。第四五两种有一定的限制,通常可用“阿”中性是非/反复问句(第四、第五种)的一般限于最为常用的动词、形容词,如“是、有、会得、好”等。从历史来源上讲,第一种类型“VP ”是本地固有形式,整个松江方言区这种形式也最为普遍。第二种类型则是杭州半官话的渗透形式。两宋之交,大批中原官宦及家族、百姓为了躲避战事随朝廷来到杭州(临安),临安城的人口达120多万,其中中原地区移民人数远远超过当地人口。杭州作为南宋的首都长达150多年,作为当时全国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对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具有辐射影响作用。官话色彩浓重的杭州话对周边地区的方言也自然有强力的渗透作用。今杭州话中性是非/反复问句只有一种形式,即“V Neg. VP ?”。杭州话渗透层“V Neg. VP ?”进入上海话以后,必定引起本土层的“反抗”,在竞争中互相妥协,于是产生了第三种形式“V Neg. VP ?”,本土层与渗透层叠床架屋,这在杭州话里是没有的,是杭州话渗透层进入上海话后的改造。以上三种形式在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传教士写的上海话圣经或上海话记录里都能找到。进入20世纪,中性是非/反复问句新的形式又出现了,第四种形式“阿 VP ?”最早出现于无名氏1908年的《土语指南》。如:

阿 VP ?

江老爷,阿是伊要造房子?

伊个人,阿有啥本事?

显然这是苏州话的渗透层。明清两代一直到上海开埠以后很长一段时期里,苏州地位远高于上海,苏州话也是整个江南地区的权威方言,用苏州方言创作的文学作品在江南一带盛行。如松江人韩邦庆(1856—1894)《海上花列传》就用苏州话写上海妓女的故事。19世纪末上世纪初开始也是苏州评弹在上海开始流行开来的时候。上海开埠以后苏州话对上海话的渗透是通过两种途径传播的,一是文学作品、评弹艺术带来的书面文读,二是苏州一带的移民带来的口语。这一现象一直到20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地位超越苏州,苏州话对上海话的影响力才逐渐减弱。赵元任1928年调查上海话说:“(上海市区)有新旧派,新派分类近似苏州,旧派近似浦东,(两派人以‘苏州音’、‘浦东音’互相指斥)”,就可以看出苏州话开始对上海话产生影响是19世纪

末20世纪初,这和传教士的记录也是吻合的。苏州话渗透层进入上海话以后也会引起新旧形式的竞争,产生本土层与苏州话渗透叠床架屋的形式。这就是第五种形式“阿 VP ?”。1916年金多士(Gilbert McIntosh)在Useful Phrase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一书里开始出现这样的句子:

阿 VP 否?

拉火车里阿有得吃否?

随着上海地位的快速提升,到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苏州话在上海的势力逐渐式微,而上海话的权威性则大大提高,于是用第四、第五种形式日渐萎缩,能在“阿 VP”结构中用的动词形容词只限于最常用的,如“阿是、阿有、阿要、阿好、阿会得、阿可以”等。这样,虽然上海市中心方言中性是非/反复问句有五种形式,但是其他几种都有较多的限制性,最常用的形式还是第一种本土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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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中心方言是在原松江方言区发展而来的。如果1843年上海城没有被辟为通商口岸的话,至今仍应是旧松江府所辖上海县县城话,它的语言面貌应该跟今市中心区周围的松江方言区近郊小区接近,也应有大致相同的发展速度和方向。由于170年来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移民等因素,造成了市中心方言跟周围的松江方言区的方言的发展不平衡,市中心方言演变的速度要快得多。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方言地层学现象。即中心城镇的方言由于非语言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移民等),语言演变迅速,成为语言发展的超前层,环中心城镇边缘地区的语言演变向中心城镇的语言靠拢,但演变的速度较为缓慢,为语言发展的滞后层。这样,本属一个地层平面的语言,出现了层次差异。纵观170年的历史,市中心方言最主要受两波势力的影响:19世纪末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受地区权威话苏州话的影响最深,20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则是受普通话的影响最为深刻。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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