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经济实力（从制度角度分析）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拐点，在这个时期里，古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都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中学历史教科书认为君主专制的强化要始于宋朝，经济重心的南移则定于宋朝，而封建礼教的成熟也发生在宋朝。可以说，宋朝时期所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影响了中国往后一千多年的历史。因此，要读懂中国的历史，始终绕不开宋朝。

然而，宋朝的历史却充满着矛盾，并不容易弄懂。单就北宋而言，就有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例如，宋朝的人口远迈汉唐，但为什么疆域却如此狭小，没有对外扩张的能力？宋朝的中央牢牢控制着军权，但是在统一指挥之下，部队出征与作战的效率却为何那么差？宋朝人笃信封建礼教，复兴古代的儒学，显得思想保守，但为什么作为科技创新的成果，四大发明里竟有三个出现在宋朝？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就连历史教科书在讲到宋朝时，也似乎存在在一种矛盾：一方面，宋朝“积贫积弱”，对外屈辱、对内腐败；另一方面又说“两宋商业经济空前繁荣”，海外贸易悄然兴起，简直是一副太平盛世的画像。

宋朝“民富而国穷”

那么为什么经济繁荣的北宋却被称为“积贫积弱”呢？这种说法是否自相矛盾？其实，我们只要理顺思维，问题也就不难理解。所谓的经济繁荣是就整个社会而言，而所谓的“积贫”则是针对北宋政府来说的。社会经济繁荣为北宋政府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但“三冗”问题的困扰，却使北宋政府常年入不敷出，财政近乎枯竭。因此，可以说繁荣是社会，“积贫”的是政府。主体不一样，所以说法并不矛盾。

在古代社会的经济结构里，官员的俸禄是国家财政支出的重大项目。相比其他朝代来说，在北宋当官，福利与待遇是相当优越的。

唐朝在鼎盛时发放给百官的俸禄以谷物、布帛为主，中期施行两税法之后，才开始以钱币的形式来发工资。但随着国家走向衰败，实际发放到官员手中的俸禄变得越来越少，至天祐年间，实际发放的工资只有规定的半数。北宋建立后，不仅给足了俸禄钱数，而且还辅以实物。《宋史·职官志》记载了北宋官员的俸禄情况，其中职位最高的宰相及枢密使，月俸三百千钱，春冬两季赐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另有职田等名目的福利，不一而足。普通官员的工资一般以“俸钱禄米”的形式来发放，从宋太祖到宋仁宗时期，数量一直在增长；王安石变法后，虽有裁减，但到了蔡京党当国的时候，又添加了食料等名目的俸钱，使官员的实际工资涨了一倍。

北宋官员的工资以俸钱、职钱为主，此外还有其他福利。如外任的官员都有随身服侍的从人、佐吏，这些人的日常费用也由财政来报销，称为傔人餐钱。出差的官员还能够领取“公用钱”，以饲马刍粟、米面羊口等名目出现，实际收入不低于日常的俸禄。

对于退休的官员来说，待遇也非常可观。宋真宗时期，宰相王旦年老请辞退休，真宗便授予他一个“玉清昭应宫使”的虚职，挂名在户部，然后每月继续领取当宰相时的半数俸禄；之后，只要有大臣退休，便都挂上宫使的职位，以此名义来继续向户部领取原官的半数俸禄。当时就出现了景灵宫、会灵观、祥源观等处。一边花钱修筑宫殿祠庙，一边又给退休官员发放优厚的退休金，日久天长，财政也就吃不消了。

宋朝官员俸禄丰厚，加重财政负担

要问哪个朝代对文官最好，恐怕非宋朝莫属了。“与士大夫治天下”是宋朝的一个基本原则，赵家的祖制规定“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都体现了朝廷对文官的爱护。

宋朝不仅给予官员本人丰厚的待遇，并且还推恩到他的家人子女，而且恩萌几乎达到了滥用的地步。宋制规定太师及开封仪同三司的官员可以萌及子孙，就连异姓亲戚甚至是家中的门客都能沾到光。由此可见，当时真可谓是一人入仕，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官做得越大，则身边鸡犬升天的人就会越多，夸张的是，就连家中的门客、医士等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能够享受恩萌。例如曹彬死后，他的亲族里有二十余人被加官；李继隆归顺宋朝，不仅儿子加官，手下的几十个门客全被朝廷录用。相对于前朝来说，宋朝的恩萌已经过于泛滥了

据说在宋朝中叶，每当新皇帝登基时，坚司郡守们只要派自己的亲属入京献礼庆贺，便能够得到朝廷赏赐的官爵。到宋神宗时期，迫于财政压力，才不得不规定大臣中年过七十或者已经退休的，不再享受恩萌的待遇。

泛滥的恩萌会使国家产生越来越多的官员，这些人不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被录用的真才实学者。他们属于二代子女，因而成为国家的寄生虫，徒劳添加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北宋朝廷的赏赐也非常大方，动辄赐钱万贯、赏银千两。宰执大臣、国家功臣以及藩镇大臣每年都能得到朝廷的大额赏赐，这意味着国家的财政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相对于汉唐来说，宋朝在官员、贵族身上进行的财政支出过大了。

宋朝“推恩”太过

从宋朝的发展史来看，官员数量是越积越庞大。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就解释了“冗官”形成的原因，他说：

“自真宗皇帝以太平之乐，与臣下共庆，恩意渐广。大两省至知杂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圣节，各奏一子充京官......两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异于庶僚，大示区别，复更每岁奏荐，积成冗官。”

认为北宋的“冗官”问题是从宋真宗时候形成的，原因就在于朝廷恩萌太滥，开了一个口子，使许多大臣的子女不需要通过科举就可以谋得官职。单单在咸平四年，朝廷就裁减了全国各级官吏十九万五千余人，可见当时官员人数的庞大。

除了恩萌泛滥之外，宋朝的官职也设置得很不合理，明明一个人能做的，却要分为两职，为的是互相制衡。当时有大臣就说在济州府中，最初先有刺史、司户，之后又增设了团练推官、通判、副使等多人，这些人不办事实，日常的工作就是监督那些办事实的人。形成了一个人干活，两个人监工的荒唐现象。

国家每养活一个官员，就需要增加一笔财政支出。“冗官”越多，“冗费”就会越大。宋徽宗时期，大臣虞策上疏说，皇祐时（1049年-1054年）全国财政收入为三千九百万，支出才占三分之一；到了治平年间（1064年-1067年），收入涨到四千四百万，因而支出降为五分之一；但是到了熙宁时期（1068年-1077年），收入虽然涨到五千六十万，但支出费用却全部耗尽了。由此可见，北宋的经济总量一直在增长，而财政支出却在熙宁前后暴增，导致入不敷出，究其原因就在于“冗费”已经积累到了不可控的地步。

冗官始于真宗，成于仁宗，积重难返于熙宁

北宋的人口总数已经远远超过了汉唐，拥有着巨大的人口红利，所以国民生产总值自然也要比汉唐高。同时，北宋政府的规模也远远超过汉唐，由它所产生的财政支出更是后者所难以企及。在北宋中后期，庞大的财政支出已经超过了经济发展的水平，而且增长速度也超过经济的增速，因而陷入“积贫”的困境。

根据李约瑟的统计，唐朝鼎盛时只有91项水利工程，而是到了宋朝一下子就增加到496项。从这项数据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宋朝在基础设施、惠民工程上投入了巨大的财政开支。这是公益方面，而在宫廷方面，国库每三年有支出一笔庞大的郊祀费用，以供皇帝祭祀天地祖宗、修筑宫殿以及赏赐臣僚之用。

宋朝的官员俸禄丰厚，却又偏偏恩萌泛滥，没有精兵简政，所以国家要出许多钱来养一堆高薪的闲官。闲官的数量还越积越多，导致“冗官”出现，造成许多恶果。

早在开国的时候，宋太祖就曾想迁都关中，欲凭天险以去冗兵。但宋太宗不同意，于是太祖哀叹说：“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这个预言在北宋中叶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当时就有官员廖刚上疏问：为什么唐朝的刘晏只用了一千二百万贯钱粮就能够养活中原之兵，而且还绰绰有余；如今宋朝费尽三千六百万贯钱粮，却还不足以供给川、陕一方的军队呢？原因就在于，川、陕有兵六万八千四百四十九人，仅官员就有一千〇七人，宋制规定官员的俸禄是士兵的十倍。所以养一千〇七名官员，等于又添加了一万〇七十名士兵，故而“冗员在官不在兵”。

因此，北宋经济虽然繁荣，但国家却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每年都会产生一笔巨大的“冗费”，严重拖垮了财政。北宋“积贫”的原因就在于“冗费”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经济的增速，导致入不敷出。所以，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规律：当国家的财政支出超过经济发展水平，并且支出的增速持续超过经济的增速时，必然会造成“积贫”的困境，政治制度反过来制约了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