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关大屋在广州哪个城市（从西关大屋到东山洋楼）

每个城市，都有它的初始印象，香港街道半空中层层铺排的广告牌、北京二环熙攘充满烟火气的四合院、成都窗含西岭千秋雪的草堂……而广州在很多人脑中的印记，就应该是西关大屋和东山洋楼了。

西关—沙面—东山，历史与地理的时空分布定量分析，共同织就了广州城的面貌，每一幢建筑身上都饱含着建设时的初意和后世改造的痕迹，由内而外散发着一个时代的特有气息。时光流逝，有的建筑随风而去，但也有的建筑顽强地存活，历久弥新，成为历史留给广州的财富和遗产。

西关日出，东山雨

“西关”，是广州荔湾区的旧称，因明清时地处城西门外而得名，北接西村，南濒珠江，东至人民路，西至小北江，在明清时期这里就是广州的商贸中心。在广州老城区街边巷筒里的西关大屋，是古老广州民居建筑的代表作。

近年来，西关历史文化街区永庆坊作为“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而变身网红打卡地。

漫步西关街头，一座座骑楼的外廊下，面前叫卖着肠粉与萝卜糕，身后是萝卜牛杂摊与虾子云吞面的香味直追上来。这里有老广州人的牵盼，也有新广州人对这座城市的期待，说到底，西关是所有广州人的情感投射。

图1 广州传统民居之一

东山之名，据传始于明成化年间的东山寺。《广州城坊志》载：“东山寺，在城东。”因有东山寺，又居于广州城东，这一带渐渐被称为“东山”。名为东山，实则无山，东山之“山”，其实就是诸如烟墩岗、龟岗、木棉岗等小山丘。

“东山区”一名已随2005年的行政区划调整而在广州地图上消失，但东山一带留下的民国建筑极具历史文化价值。广州有一句民谚，“有钱有势住东山”。百年之前仍是荒郊的东山一带，在20世纪初短短30多年间，成为华侨商贾、达官贵人结庐营宅的目的地。

如今，“龟岗民国建筑群”红砖白墙，绿叶映翠，洋房小院，闹中取静，对文艺青年来说，这里是他们最喜爱的拍照打卡地；对本地人来说，这是历史风云的见证地、名校名师的会聚区。

最早的国际大都市

1978年，加拿大地理学家鲍恩(L.S.Bourne)和西蒙斯 (J.W.Simmons)合编的《城市体系》一书中曾说过：“任何一个城市的景观，都是这城市从有人定居时起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无数决策和措施的反映。”

广州城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南武城。公元前214年，秦朝在岭南地区设南海郡，督尉任嚣在南武城（故址在今广州市越秀山边，据说广州市南武中学的校名即由来于此）建立番禺城（今广州），面积约0.05平方公里，从此开启了广州2200多年的建城历史。

经过三国时期，随着国际航运业的发展，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的海上航路逐步开通，东晋南北朝时期，广州港（即秦汉时期的番禺港）已经呈现出繁荣景象，法显等僧人从西域取经归来，也是从印度通过海路回到广州。

到了唐朝，广州港已经发展成全国第一大港，唐贞观元年间，宰相贾耽曾整理一份唐朝至周边国家的线路。从唐朝的边境出发，通往邻国的主要路线有七条，其中陆路有六条，第七条为“广州通海夷道”，即从广州港出发、前往南洋、阿拉伯的航线，这条航线联结了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几大地区，是唐朝通往外国最长的海上航线，其航程约达1.4万公里，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

宋代，广州城市建设轰轰烈烈，先后筑中、东、西三城（今天的大南路、人民路、惠福西路、德政路这一范围），史称“宋三城”，开始兴建广州古城真正的系统防洪排涝工程，最出名的要数“六脉”，南濠、清水濠、玉带濠、西濠也都是在宋代开凿的。《广东通志》说：“六脉通而城中无水患，盖城渠之水达于闸，闸之水达于濠，濠之水入于海，此城内水利所由通也。”

图2 宋代六脉渠大致走向

有意思的是宋代广州已经建成自来水供水系统，它的设计师就是苏轼！晚年时谪守惠州的苏轼在书信中给知广州的好友王敏仲出谋划策，“蒲涧山（今白云山）有泉，可在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之，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为小石槽以便汲者......每竿上，须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窒之。”今天的广州博物馆，还陈列着宋代广州城自来水装置的模型。

广州城经历了三国、唐、五代十国、宋的建设，已经初具大都市的规模。到了明代，广州城建愈发重视濠渠与城墙，“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东濠涌不但是市内交通要道，还是广州居民的饮用水源。还扩建城墙将越秀山包入城中，并在山上建起了镇海楼（今广州博物馆），镇压古越王气。广州城在明朝的经营下已经有了大致的格局，城西的西关地区以商业区为主，城南沿江滩涂地主要以官有码头和民间集市为主，城东的东关地区以官府和官邸为主。

“世界首富”在广州诞生

明代前期（1368—1566年），明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海外贸易的控制和垄断，实行了一种招徕海外诸国入明朝贡贸易的制度，准许这些国家在朝贡的名义下随带货物，由宫方给价收买。因此称为“朝贡贸易”。这种贸易，在海禁严厉的时候，几乎成为唯一的海外贸易渠道。

明成祖为了加强对附带货物前来交易的朝贡使者的管理，于永乐元年（1403年）八月命令吏部按照洪武初制，在 广东、浙江、福建复设市舶司，隶属布政司管辖。在有关明代海外贸易的论述中，人们往往提到广东三十六行。这条史料主要来自于周玄暐的《径林续记》，其载述如下：“广属香山为海舶出入咽喉，每一舶至，常持万金，并海外珍异诸物， 多有至数万者，先报本县，申达藩司，令舶提举同县官盘验， 各有长例。而额外隐漏，所得不货，其报官纳税者，不过十之二三而已。继而三十六行领银提举悉十而取一，盖安坐而得，无簿书刑杖之劳。”

广州西关地区的形成肇始于贸易的发展，由于古代有“化外人，法不当城居”的说法，所以往来贸易的外商都被安置在西关一带，明代还为他们建设了专门的“怀远驿”。广州的外贸活动自然而然地就转移到西关。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清政府设广东海关为全国唯一经营进出口贸易的通商口岸，并指定了半官半商的垄断性贸易机构“十三行”来充当外贸中介人。由于清朝拥有的优质茶叶、丝绸等在海外都是“刚需”，外贸十分繁荣，清代有首竹枝词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图3 清代《广州府舆图》上，东濠涌护卫着广州古城

十三行商总潘振承，擅长外语且经商有信誉，极受外国商人的信赖，生意做得很大，曾经垄断了对英生丝贸易。潘家到底多有钱？据一位当时在华经商的法国商人发回巴黎《法国杂志》的报道：潘家每年消费值达300万法郎，一家的财产比起西欧一个国王的地产还要多。而自潘家第三代潘正炜当家之后，财产总数累增至1万万法郎被《法国杂志》评为“世界首富”。

“一湾溪水绿，两岸荔枝红”的西关

荔湾，因区内有“一湾溪水绿，两岸荔枝红”的“荔枝湾”而得名。西关，是老广州人对位于荔湾区，北接西村，南濒珠江，东至人民路，西至小北江，明清时地处广州城西门外一带地方的统称。

很多城市都有“西关”的地名，云南大理就有著名的“上关花，下关风”。此地名是与古城有关。据《新华字典》解释：“城关：指城外靠近城门一带的地区。”从明代起，广州古城西部城墙是沿今人民路一带建造的，因而城西今荔湾区一带就被称为“西关”。从明代起，就有不少见于官方文书、民间文学作品的有关西关的记述。如罗元焕的《粤台征雅录》记述：“羊城西郊外，其地统名西园，即俗称西关也。”清代，军队派驻西关之驻地称为“西关汛”。《南海县志》更明确记述：“太平门外率称西关。”

图4 广州传统民居之二

在清代、民国时期，严格的西关定义只是指上西关（今金花、龙津街一带纺织工业区）和下西关（今上下九、十八甫、杨巷、十三行一带的繁华商业区及西关大屋住宅区），不包括西村、泮塘、南岸一带当时仍为农村的地区。其中上西关地势较高，下西关地势较低。

但今日西关的延伸涵义已可包括整个荔湾区。

繁荣的对外贸易催生了西关大屋

说起广州的西洋建筑群，很多人都会想到，处于古代广州城外西面的沙面岛，那里的建筑基本是境外势力背景下的政府官邸或者商业银行，属于纯欧式建筑，虽然大气但总有种难以接近的感觉。

在清末民初，西关是中国最早与洋人做生意的地方。有进出口贸易码头，各种货栈和仓库，各国商业机构和洋行，还有就是著名的买办基地十三行。

当时的十三行的洋商们及一般商业行庄，以及富绅巨贾、科举人物、潘卢伍叶四大富家等，都集中在西关。后来，豪门富商在西关一带兴建了大批当时的“豪宅”，被称为“西关大屋”。

图5 广州传统民居之三

西关大屋俗称古老大屋，是岭南文化的特色的传统民居，形成于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的“西关角”，即今天的广州市荔湾区宝华路、多宝路、逢源街和华贵坊一带。优越的地理环境让当年众多商贾豪绅聚集此地，建造住屋。

“青砖墙、满洲窗、趟栊门，西关大屋冬暖夏凉。小时贪玩，夏天吹着珠江的凉风，最喜欢在屋外的街巷里纳凉睡觉……”

西关大屋有着独特的“气局“，它们坐北向南，“三边过”的布局、纵深狭长的结构、便于通风采光的青云巷、隔热良好的青砖墙……无一不是岭南智慧的精妙体现，炎炎夏日，置身其中都能感受到一片清凉与宁静。而混合着烟火气与人情味的街坊市井风情，更是广府味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著名的西关大屋有坐落于宝源北街18号的梁资政第、坐落于多宝路的邓宫保第以及坐落于宝华路正中约的钟家花园等。十分可惜，这些名园大宅大多早已不复存在。现在硕果仅存的名宅只有小画舫斋。

西关大屋在清末民初为鼎盛时期，有800多间，随着岁月的流逝，目前仅剩100多间，且大多破坏严重，尚有保留价值的只剩10间左右。在西关大屋旧址上重建的西关民俗馆，依然能呈现出大屋的显赫与精髓。

走在文昌路、逢源路的小巷中，青石板路两边，是一间间低矮而饱含岁月印记的房屋，满洲窗，趟栊门，青砖石脚，青云巷，似乎都在无声地诉说着西关大屋昔日的繁华与记忆。

教会华侨来到了东山

在历史建筑的版图上，东山是与西关、沙面同样著名的地区，东山洋楼与西关大屋、东山少爷与西关小姐一样大名鼎鼎。

东山在广州的东关以东，在地形上是一片山地，一直以来都是广州的乱坟岗。广州为美国浸信会来华传教的开教之地。

图6 广州传统民居之四

最初到广东的浸会宣教士为叔未士牧师夫妇（Mr．and Mrs．Jehu Lewis Shuck）。他于1836年到达澳门。1844年，叔未士与罗孝全牧师（Rev．I．J．Roberts）开始在广州组织教会。1844年，叔未士组织了“一号浸信会”；罗孝全组织了“粤东浸信会”。其它的浸信会传教士还组织了一些其它的教会。但它们均系在广州城内的一些地区活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传教会获得了在华传教的自由，于是它们便各自在广州选择传教的区域。而美南浸信会则选择了当时仍然很荒凉的东山口，作为该会的传教活动基地。选择的原因是虽然东山口地区仍然荒凉，但这里地理位置重要，而且靠近城区，但地价便宜。

雷秀民等称：“它们为了避免彼此利害冲突，各处扩展势力，所以各据一方，竟然划分势力范围。当时英、法帝国主义已强占沙面为租界，于是德国就选了芳村为据点，以美国几个差会为背景的岭南大学就选定了河南康乐为校址，美帝国主义的美南差会（美国浸信会国外宣道部的简称）就选了东山做发展基地。从地理上来说，东山据珠江北岸，东可控制猎德、中流砥柱等有重要军事价值地点，西可握广州水陆交通的咽喉，南面则与康乐隔江相望，成为犄角之势。”

1906年，浸信会在广州寻觅到一处适合作为宗教中心的场所——东山。他们在这里建筑基督教东山堂、神道学院、培道女子中学和培贤女子神学院的新校舍，并把整个浸信会的首脑机构都从长堤搬到东山，把这里变成其在广州传教的基地，同时也促进了东山口从乡村到城区的转变。

东山由城乡结合部变成了高尚住宅区

他们在东山口所做的开发工作，有两条线索可以追寻：一条主线是宗教机构的兴建与成立：如通过兴建基督教东山堂，打下了传教基地的基础；通过兴办学校、医院、慈善机构、出版机构，促进了传教事业的壮大与东山口地区的城区发展；培养出来的一批信徒，投身到东山口地区的房地产开发。一条副线就是这些宗教与商业活动，大大地促进了东山口的开发，并使之成为了广州的高尚住宅区。

图7 广州传统民居之五

美国浸信会在东山购地，出资建造培道女学堂（今广州市第七中学前身）和两广浸信会神道学堂，聘请的设计方是沙面有名的治平洋行（Purnell&Paget）。这是一间由澳洲人帕内（Purnell）和美国人伯捷（Paget）合伙创办的设计所，他们在建筑风格上大多采用殖民地外廊式样式，并融入了岭南元素，留下了很多建筑杰作，如瑞记洋行、礼和洋行、的近洋行、花旗银行，以及东亚洋行、时昌洋行、沙面广州俱乐部、海关职员俱乐部及关舍（波楼）等；沿着珠江两岸，还有士敏土厂（即孙中山大元帅府）、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部分、广九车站、五仙门发电厂等，其中很多一直保留到现在。

“波楼”据说是珠江南岸最壮观的建筑物，波是英文BALL的音译，是舞会的意思，《海珠文史》中有记载，波楼里有客厅、壁炉、餐厅、舞厅、图书室、戏台、弹子房等设施，建造此楼，即使一钉一木，均由英国运来，折以高价，由中国承担。记者实地也感受到该楼的殖民风格，外设楼梯的铁扶手虽然历经风雨，但仍可看出当年的豪华。“波楼”西南角有一座百年气象信号台，因为台上有气象球，故称“波台”，建造此台耗银8000两，据说当年从这里用高倍望远镜最远可以眺望到珠江口的虎门！波楼所在的小街也得名“海天四望”。

教会又相继在东山建起了恤孤院、培正男学堂（即今培正中学前身）、浸信会礼堂等，东山云集了基督教的浸信会、安息日会、圣公会以及天主教的教派，教众、神职人员、教会学校人员等成为东山最早的定居者。与此同时，东山也建起一些公共建筑，广九铁路工程师楼、高尔夫球场、广九铁路大沙头站、广东公医学校、东山水厂等相继建成。

东山的开发吸引了广州的华侨群体。辛亥革命成功后，海外华侨在故乡情怀和爱国热情的推动下追随孙中山回国，一战后西方的经济低迷也促使上万的华侨归国。东山的宗教氛围和西式生活使得华侨纷纷选择此处为落脚点。

图8 广州传统民居之厅堂地砖

据统计，广东华侨以来自北美、澳洲为主，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审美上都习惯了欧美独立式住宅，他们在建楼及开发房地产时，不自觉地就以欧美洋楼为主要建筑式样，但同时又受各自的侨居国的具体式样影响，造就了现在东山洋楼风格多样的现状。

综上所述，明末清初时，东山口还是一片荒岭山丘，村民们守着几亩薄田、菜地、鱼塘和竹林过日子。到20世纪初，教会机构、归国华侨、文化名流与民国的军政要员纷纷云集于此，建筑教堂、豪华的别墅和官邸，开辟道路，东山口才蜕尽往日贫瘠的外衣，声名鹊起。

在这个过程中，广州东山口一带从乡村发展成为广州城的一处高尚城区，美南浸信会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美南浸信会率先将东山口作为其在广州传教活动的基地，在此兴建教堂等设施与机构，它们成为了东山口发展的基础。

首先，兴建了教堂，使东山口成为了一个传教中心；其次，兴建了学校，使这里成为了广州市教育的首善之区；又兴建了医院与慈善机构，使这里居住环境得到了大大改善。而这些建设成果，又吸引了大批归侨前来投资，促进了这里的土地开发与地价上涨；而后又吸引了大批文化名流与民国军政要员来此居住，促进了这些的市政事业的发展，扩大了东山口的影响。

因此，可以看到，东山口地区的发展，美南浸信会等宗教团体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东山口的成功，是历史宗教地理学的一个成功范例。

东山洋楼

在广州中山二路和内环路交界处的高楼上向东俯瞰，一大片红黄相间的洋楼映入眼帘，绽放出特别的光彩。漫步其间，只见庭前廊后，花繁叶茂，过滤了闹市的喧嚣，一种经时间打磨和沉淀后散发出的隽永气息，穿越百年光阴，扑面而来。

这片广州现存最大规模的中西结合花园式低层院落建筑群，作为民国时期华侨、富商和政要的聚居地，被称为“广州最早的富人区”，一栋栋的洋楼精致且充满生气。2019年更是荣获联合国人居署创设的“亚洲都市景观奖”，它就是东山新河浦。

图9 广州传统民居之六

东山的洋楼在传统岭南大屋基础上，糅合了西洋风格，既有前庭后院，又有红砖清水外墙，形成与城西的西关大屋、骑楼和竹筒屋等，风格迥异的特色建筑群。

这些清一色的西洋建筑，比肩而立，气势恢宏。“有钱住西关，有权住东山”，这句俗语不胫而走。透过琉璃瓦硬顶、红砖清水墙，以及庭园里郁郁葱葱的古树，人们仍能遥想当年这里的气派与典雅。

从寺贝通津走进去，到恤孤院路、保安前街、烟墩路、培正路，再到松岗东以及新河浦路一带，就是著名的龟岗民国建筑群。

它东起龟岗，西至均益路，南到东华东路，北临庙前西街，整荠地排成六列，其中五列平行排列，被启明一路、启明二路、启明三路和启明四路分隔开来，另外一列则沿着与四条小道平行的启明横马路而建。由于五条小道都笔直延伸，所以建筑面积和风格也相差不大。这里的建筑是经过规划才兴建的，甚至是每家每户先建好下水道，再划分地皮让归侨购买与兴建。

这些建筑均为二至二层平顶小楼，而所有小楼均由红砖盖成，每家门口都有一个由红砖墙围起来的小小的院子，从墙外看去，几乎每家院子里都有一到两株比房子还高的大树，在每条小道的两边也都种着高大茂盛的树木，这些形成绿荫的树木使得这里在安静中还透出一股清凉。

从外型上看，红砖盖成的房子与周围的当代建筑相比已显得古老，但却保存得相当完好，并没有破损的迹象。房子的窗户都做成半圆形的顶，阳台也多为半圆形、由数根罗马柱支撑，门框窄而高，房子内部楼梯都很窄，栏杆多为枣红色木制。这里的侨居与新河浦的侨居有一些不同之处：新河浦的侨居绝大多数是别墅形式的，有自己的院子，而龟岗民国建筑群里的侨居很多都是没有院子的。

图10 广州传统民居之七

龟岗民国建筑群文物建筑具体地址名单只包括广州市越秀区启明四马路10号、适庐（启明三马路10号）、憩庐（启明二马路12号后座）、江岭北1号、茂园（江岭南2号），共5处建筑。其实在这5处之外，民国时期的建筑群一共有70多处。

随着历史变迁，民国政府的孙科、谭延闿、林逸民、陈庆云、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等政要都曾在东山洋楼居住过。东山与西关，构成了老广州东贵西富的城市格局。其中的春园、明园、简园、逵园和隅园，被称为东山“五大侨园”。

东山洋楼与载入史册的中共“三大”

位于东山新河浦路22号、24号、26号的春园，是三幢并列的三层砖石混凝土结构的公寓式房子。坐北向南的春园周围环境幽静，东侧是恤孤院路，门前是新河浦路和新河浦小河。门口左右两条柱子上面，各有一座石狮子，门楣上写着“春园”两字。围墙内种了乔木，绿荫掩映，感觉很清凉。围墙门口向南，装有两扇铁门，院子内有个水井。目前建筑物保存基本完整、22号改作新河浦幼儿园。

图11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春园）

1923年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广州，机关办公处就设在此。6月，中共“三大”期间，春园成了党中央机关人员的活动地方，包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出席会议代表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太雷等人都住在春园24号二楼，并在客厅开会讨论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纲、党章问题，起草大会的宣言和各项决议草案。

逵园在恤孤院路9号，是美国华侨马灼文在1922年所建的仿西洋式洋楼。独门小院、阳台两侧立仿罗马式圆柱，整座红砖小楼掩映在竹丛里，光影晃动、摇曳生姿。乍看小楼的外墙，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刻在楼顶门楣的“1922”字样。

图12 逵园楼顶门楣的“1922”

“1922”这个数字成为了寻找中共三大会址的重要标志。建国后，文物部门到处寻找被日军炸毁的中共三大会址，“1922”成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当年的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记得，他们在会议休息时就站在窗前，能看到逵园顶部的“1922”的年份。因此，刻有“1922”的逵园就成了确定中共三大旧址的重要坐标。虽历经百年，但这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子，仍然保存完好，甚至还保留着当年的壁炉。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1950年5月至1966年间，蜚声海内外的散文大师秦牧曾住在东山的启明二马路2号。1961年，秦牧出版《花城》一书，“看着繁花锦绣，赏着姹紫嫣红，想起这种一日之间广州忽然变成了一座“花城”，几乎全城的人都出来深夜赏花的情景，真是感到美妙”，让广州“花城”的雅名传遍全国。

现代化城市的建设，虽然遮掩了昔日显赫一方的“西关大屋”，但是，当你漫步在西关那些纵横织梭、百转柔肠的小巷子时，隔绝现代繁喧与浮华的“西关大屋”就会立显在人们眼前，思绪放飞到百年前那古朴典雅，显赫讲究的西关古韵情怀。

走在东山老街上，看到历史的痕迹爬上了墙，让人想起孩童在街头巷尾的嬉戏时光。很多华侨的后代喜欢这里的环境和生活方式，居住东山洋楼里，他们觉得有荣与焉。这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传承与活化。

图13 广州传统民居之八

世易时移，西关大屋与东山洋楼如今有着迥异的归属，或为民居，或为写字楼，或成了艺术馆，或大门紧闭、空空荡荡。那些房子里曾经名声显赫的主人们，能被人知者已经寥寥可数了。

但是，容颜的老去并不代表生命的凋零，让城市留住记忆 让人们记住乡愁，城市里保留完好的优秀建筑群一向是城市文化的实物见证，就算是时间可以把一切都风化，只要它们存在，就可以剥开覆于上面的野草和锈迹，看到裸露于下的城市真相。

雨打风吹，世事更迭，西关和东山，仍然传承有序地赓续着老广州的两大历史文脉，无问西东。

西关大屋与东山洋楼承载绵延了这座城市厚重的记忆，照见羊城两千多年包容开放的精神传统，可以从中领略绵延不绝的文脉书香，在历史的光照下，读懂今天，读懂广州，读懂中国特有的文化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