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品堂掌上碑帖书法小店（我的父亲张彦生）

文/张元善

我的父亲张彦生(1901——1982)，字国材，河北省吴桥县人，自幼从事碑帖业。14岁时，只身来到北京琉璃厂隶古斋碑帖店当学徒。当时，隶古斋已经是一家拥有60多年历史的店铺，店的匾额由清末重臣、著名书法家祁隽藻题写。到了而立之年，父亲离开隶古斋，成为庆云堂的掌门人。庆云堂是一家始于清末、专门经营碑帖业务的店铺，最初的创建人是陕西一位杨姓掌柜。得益于父亲的专业知识以及辛勤管理经营，庆云堂后来成为琉璃厂有名的老字号，是古玩行里公认的最有影响的五家店铺之一。父亲也成为业内颇有影响的碑帖专家。

解放后公私合营，父亲担任过北京市文物商店碑帖、砚台、墨门市部业务主任和文物商店的采购部主任;还曾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主任、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咨议委员会委员。从业60余载，父亲倾其全部精力和心血，收集研究整理古旧碑帖，“所见之善本碑帖多矣，稿渐盈箧，敝帚自珍，未忍散弃”。晚年“思往日所记，或可有助于研究历史考古，书法艺术以及碑帖版本者之参考，遂著《善本碑帖录》”。

《善本碑帖录》 张彦生著 中华书局

我的父亲勤学苦记，好问不止。早年在隶古斋，便学会了拓、裱及收售碑帖等业务。学徒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当时的一些碑帖鉴藏名家，如宝熙、梁启超、徐森玉、宋幼平、于右任、张伯英等。据我父亲回忆，那时“每见善本，必记其书刻、拓工、纸墨、装潢、流传诸项，时日既久，习以为常”。后来进一步便是“考证其新旧字之损泐、原本、翻本与伪刻之不同，拓工、纸墨、装潢之特征，遇有疑问，则请教于诸收藏名家，观其所藏，详加考校”。

正是那段艰苦的学徒生涯，使我父亲有机会接触名家珍品，令其在鉴别碑帖真伪及碑帖的传世知识方面大有长进。1931年，父亲离开了隶古斋，那一年他整30岁，借用庆云堂自立门户，经营碑帖店，成为一方店主。那时条件相当艰苦，为了收购碑帖，他跑遍了天津、济南、曲阜、青岛、南京、扬州、重庆等多个地界，还包括西安、开封等古都，先后收进了北京端方，山东潍县陈簠斋，诸城王绪祖，聊城杨绍和、李国松、徐郙、蒯若木等人所藏的碑帖。同时结识了吴荩忱、陈文伯、柯昌泗、容庚、周季木、郭沫若、陈叔通等人，从而使我父亲在碑帖方面的知识更显渊博。

我家住在北京东琉璃厂的一座小四合院里，前面是父亲做生意的庆云堂碑帖店，后院便是我们兄弟姐妺和母亲的居室。对于父亲的一切记忆都是与这里分不开的。

张彦生旧影

幼时印象中，父亲身材瘦长，待人态度总是很和蔼。记得我上小学时，店里生意已不太景气，一天到晚地忙碌，也赚不到多少钱，一家老小生活得并不宽裕。可是父亲总是笑容满面，每日在店里热情地接待顾客。而我呢，就常常伏在前堂的八仙桌上做功课。尽管店里生意不好，可他还总是想方设法周济来店里买帖的上进穷苦人。这样一来，家里的生活就更显拮据。那会儿我想买个足球，父亲答应说，等把店里的碑帖卖出去一些，钱凑够了就给我买。后来我等了很久，父亲好不容易攒足了钱，才兑现了他的承诺。

由于父亲的谦逊好客，当时古玩、碑帖业的不少名人都成了庆云堂的常客，像马子云、徐振伯、李孟东等人都是我父亲的好友。他们这些“鸿儒”们坐在一起，谈笑风生，父亲更是一改平素研究碑帖时沉默寡言的样子，仿佛总有聊不完的话题。整个房间常常充满了笑语欢声，感觉那该是父亲最开怀放松的时刻。细细回想起来，他们那时谈论最多的话题还是有关收藏，诸如汉魏唐碑、宋拓、明拓、刻勒版、王羲之碑帖、欧阳询九成宫碑帖之类。我这个不入流的旁听者常常被他们的谈话内容弄得像雾里看花，不知所云。

《九成宫醴泉铭》

对于碑帖的研究，我的父亲可谓倾其一生，痴迷无悔;对于庆云堂这家老店，更是费尽心血经营，乐在其中。可是，作为后人，我却认为他一生谦逊磊落、勤勉为善的品格，最可贵，也令我们最难忘。我的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几十年了，可下面这些故事，我们子女们都还清晰地记着。

大约是在1962年的一个午后，当时还没有成名的书法家刘炳森先生到庆云堂碑帖店来找父亲，说是想买一本碑帖临摹。那时候炳森先生刚从学校毕业，举家四口搬到北京来生活，月工资收入也只有43元，生活还是非常艰苦。但他酷爱书法，毅力惊人，坚持不懈地练字，白天在床板上练习，晚上便在上面铺上铺盖睡觉。据刘炳森先生后来讲，我父亲非常欣赏他勤奋上进，更同情他当时的生活处境，就执意只收取他一元钱，便将一本炳森先生觅寻许久的碑帖递到了这位刻苦的年轻人手上。炳森先生非常感动，日后还多次提及此事。

还有一次，一位歌剧院的朋友欣然前往我家，他拿出一个看起来非常老旧的扇面请我父亲为他鉴定。父亲接过扇面，戴上老花镜，用小镊子在扇面上轻轻动了一下纸毛，便对持扇来的主人说:“这把东西随便拿着赏玩吧，不错啊。”来人连连道谢，更甚是惊讶，对父亲的眼力啧啧称奇。

还有一件事情，后来还刊登在了《北京晚报》上。我父亲当时是北京文物商店的收购部主任，有一回用几元钱收了一位顾客的一颗翡翠帽簪。后来经过反复研究，发觉那颗簪子本是祖母绿翠的，于是又想尽办法主动联系到那位客人，给人家补了将近60元钱。

泠印社藏『张彦生手稿』

过去，店里没有暖气设备，冬天都得靠生煤炉子取暖。父亲常常是早早地来到店里，亲自生炉子。有一次，一位文化名人到庆云堂挑选砚台，正碰上父亲在店内生炉子，顿时大发雷霆，呵斥营业员:“你们年轻人都是干什么的，还让老专家给你们生火?”父亲连忙解释道:“不是那么回事，不要怪孩子们，是我自己非要这么做的。”那时候父亲已经75岁了，早该膝下孙儿环绕，尽享天伦了。直至父亲1981年离开我们前夕，他还在编撰《善本碑帖录》的下半部分。

父亲生活作风低调朴素，性情淡然内敛，宠辱不惊。珍藏多年的喜爱文物和私人藏画，平时形影不离的工具书，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均毁于一旦。对此，父亲的内心也曾深深地伤痛过，但更多的还是付之一笑。父亲常和人家说:“我很知足啊，我的六个孩子都挺好。”

因为父亲，我把“知足常乐”四个字挂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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