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的推理逻辑有规定（为什么反常识才是新的常识）

撰稿丨新京报记者 何安安

在日常生活中，常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仅仅拥有常识就足够了吗？地球围绕太阳转吗？质量不同的铁球从同一高度做自由落体运动，会同时落地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我们做出这种判断，正是基于常识。那么，提高薪酬能让员工表现得更好吗？多修公路可以缓解交通拥堵吗？工资透明能限制美国CEO们过高的收入吗？

很多时候，显而易见的论断和方案，会被现实证明是错误的。所谓“常识”，一般被理解为普通知识，也就是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知识，当然也指从事各项工作以及进行学术研究所需具备的相关领域内的基础知识。事实上，很多今天在我们看来是“常识”时，最初都是“反常识”。这种循环往复的过程，常常在历史中上演，甚至还上演了许多悲剧，比如哥白尼的学生布鲁诺，因为发展了“日心说”，提出“宇宙无限说”等，被教会处以火刑，烧死在罗马的百花广场。

有“小世界网络之父”之称的邓肯·瓦茨，提出了“反常识”这一概念。在他看来，这正是复杂世界的终极应对工具。邓肯·瓦茨曾经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理论与应用力学博士学位，并在这里遇到了成就他传奇人生的导师史蒂夫·斯托加茨。斯托加茨是世界级的应用数学家，主要从事非线性动力学和网络科学研究。邓肯·瓦茨和导师一起提出了小世界网络模型，解释了小世界效应。后来，邓肯·瓦茨去往以研究复杂系统科学而闻名的圣塔菲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并因为这段经历，成就了他之后跨越学界和企业界的传奇人生。

1998年，邓肯·瓦茨和他的老师史蒂夫·斯托加茨提出了“小世界网络”理论。

在《反常识》一书中，邓肯·瓦茨指出，常识的矛盾在于，它既能帮助我们理解世界，也会削弱我们的理解能力。特别是对于充满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社会经济系统而言，往往并不“易见”其真实面貌。当我们根据自己的个人经验慎重地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时，也往往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甚至完全相反。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利用好对于已发生之事的认识和经验，为现在的认知和决策提供依据呢？邓肯·瓦茨的答案，就是“反常识思维”。

到底什么才是“反常识”？ 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常识所带来的思维陷阱无处不在。那么，哪些事情可以运用“反常识”的思维？我们又该如何用“反常识”的思维来解决问题？

近日，在湛庐文化针对《反常识》的内部神仙会上，场景实验室创始人吴声，《反常识》一书的译者、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吕琳媛，媒体人黄锫坚，微软加速器（北京）前首席执行官檀林等人，就“反常识”的生发，探讨了反常识的本质，如何用反常识进行思考，以及反常识的具体应用领域等问题。

《反常识》，邓肯·瓦茨著，吕琳媛、徐舒琪译，湛庐文化丨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8月版

反常识，才是今天我们的新常识

“反常识是我们建构新常识和回归常识非常有益的一种生活方式、非常有效的工作能力的模型和一种思维的新范式。”——吴声

场景实验室创始人吴声曾经受邓肯·瓦茨的启发，写下了《场景革命》一书，在该书的开头，他引用了邓肯关于小世界的一些描述和认知，因为他认为，场景是流动的颗粒度。在吴声看来，他与许多人的认知角度和理解维度都不一样，或者说，他本身就具备一定的反常识特征，比如说他曾经在去年发布新物种商业方法时，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商业方法的关键词“反经验”，“我希望通过‘反经验’来超越商业世界的路径依赖，重新定义新的产品，定义一种商业的形态。”

吴声在他为《反常识》一书写下的序言《以思维之“反”应对商业进化》中援引邓肯·瓦茨的观点：“当我们尝试用概率来思考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时，会偏好于那些对已知结果的解释而忽略其他可能性”， “常识的矛盾在于，它既能帮助我们理解世界，也会削弱我们的理解能力。”因此，他认为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认识定势思维的“反面”，而并非认知的升级。吴声指出，“反”是对数字化个体的新理解，“反经验”是今天商业的破局点，而我们需要以思维之“反”找到新场景机会。

吴声在《反常识》神仙会上分享了自己对反常识的理解。

吴声非常推崇《创造的本源》一书，他认为，在知识融通时代，没有反常识一切都是口头禅，正如邓肯·瓦茨既是一个物理学家，也是社会学家。朱迪亚·珀尔是贝叶斯网络的奠基人，但他能够重新摆脱以往的经验，摆脱路径依赖，重新看待AI在这个时代应有的路径或者说研究方向，而这在吴声看来，正是跳出常识的陷阱。

《创造的本源》，[美]爱德华·威尔逊著，魏薇译，湛庐丨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反常识是新常态，反常识是常识。因为遵循常识的路径所形成的认知的能力，不足以构成你的差异和识别，也没有办法去定义你的优化。”吴声说，我们经常会讲优化工作和生活，但这其实是一种颠覆，只是因为这个颠覆具有时代性，因此我们将之称为“新常识”。

与此同时，反常识也是一种方法，吴声说：“反常识本身是一个非常富有效率、能够形成更好的连接的一种能力模型和方法。”反常识还代表了复杂网络世界中新思维的范式转移，吴声举例说，如果我们按照常识的路径去理解5G，得出的很多结论和认知不足以构建新的生态体系、商业模式，但如果运用一种抛弃存量、缝隙机会识于微时的方法，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吴声指出，很多人推崇5G是数据传输革命，甚至进一步理解这是一种全新的生产力，而他认为，5G是一种思维方式。

吴声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欠缺常识的时代，从这个角度理解《反常识》，恰恰是在要求我们回归常识，“要求我们更加细心用心和耐心去形成一种系统性的思考，这也是邓肯·瓦茨的一种期待。也就是说，如果说常识让我们能够去做出规划，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以此去更好地迭代？”

反常识不是事事反常识

在译者吕琳媛看来，反常识更注重于思维模式和认知层面。“常识即平常我们日常生活中，劳作和学习中总结积累下来的一些显而易见的基本知识，显然这些知识是受到大众认可的，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常识。”吕琳媛说，反常识其实有着不同层次的意义和内涵，从现象层面来看，反常识描述的是一种结果，是与大众认知相反的一种结果，也就是说，反常识是有悖常识的一种事实。而从思维的层面，反常识更多指的是一种认知，对认知框架的一种颠覆。

“反常识是打破惯性思维突破认知边界的。”吕琳媛认为，“反常识”中的“反”字，更倾向于动词，也就是要这么去做。她以《反常识》一书为例，这本书的前四章讲的都是常识陷阱，而之所以会出现常识陷阱，是因为常识的成立都有条件，忽略这些条件，就会导致用错常识，从而掉入常识陷阱，“所以说反常识，并不是常识本身是错误的，而是我们用错了常识，没有搞清楚它应用的条件。”

那么，常识不成立的场景有哪些呢？吕琳媛提炼出了常识的四个维度：在我们看来成立在别人看来不成立，在个体层面成立在集体层面不成立，在此处成立在别处不成立，在今天成立在明天不成立的常识。而我们对于常识的误区，正是源于其中一个或者多个方面。什么是在我们看来成立在别人看来不成立呢？吕琳媛以邓肯·瓦茨在书中提到的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实验为例：实验人员挑出两个人，给其中一个人一百美元让他分给另一个人，钱数自定，如果另一个人接受了这个分配方案，两人将得到相应钱数，反之双方都得不到钱。显然平分最公平，最容易被接受。但实验结果并不总是如此。

“小世界网络之父”邓肯·瓦茨（Duncan J. Watts），微软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例如，在秘鲁的马奇圭噶部落，即使人们只分给对方1/4也不会被拒绝。相反，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阿乌部落，居民拿出一半以上的钱给对方，却总是会被拒绝。这些差异正是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所致。在马奇圭噶部落，人们只对直系亲属尽忠，因此在面对陌生人时没有义务去公平提议，而对另一方来说，即使是分很少的钱也是白赚的。而在阿乌部落，人们有交换礼物的习俗，如果接受了馈赠将来总是要还的。这两个部落截然不同的结果虽然与我们的常识相悖，但与当地人的常识完全相符。吕琳媛说，这里其实指的是常识的社会文化属性，也就是说，常识的成立往往是需要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背景的人没有办法理解，“只有两个人拥有足够相似的社会文化经历常识，常识才能称得上‘平常’”。

牛顿力学只适用于研究宏观低速的物体，不适用于微观高速的物体。吕琳媛说，因为在很多时候，常识并不具有迁移性，因此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也往往不成立。同理，一个人的成功模式也无法复制，《蒙娜丽莎》、《哈利·波特》为什么会成功？实际上我们只能在事后给出各种理由。

而在时间维度上，随着时代的变化，人类的认知能力不断发展，所以常识的内涵也在不断变迁，比如对于同性婚姻的支持率，在1996年只有25%，现在却上升到了45%。在这一点上，吕琳媛对吴声的观点表示认同，过去我们会认为是在颠覆常识，其实只是常识发展演化的迭代过程，也就是说，当我们现在的“反常识”成为“常识”以后，未来还会出现反“反常识”的“反常识”。

反常识需要重塑我们对事物的理解和想象

那么，如何培养反常识思维呢？培养反常识思维就要少依赖常识，多依赖客观的、多维的、可量化的东西。吕琳媛说，最有效的判断方法就是进行科学的量化实验，从实验中获取可信的数据。同时也需要减少对未来预测的关注，多重视对当前情况的反应，因为我们很难对未来进行准确的预测。一个非常直接的例子是，Zara公司不会试图预测下个季度的销售热点，而是直接量化用户的兴趣，并实时作出反应。“我们处在所认知世界的内部，很难把自己抽身出来作为完全客观的一个存在而进行观察”，吕琳媛进一步指出，事实上，我们对于所观察的结果进行的行为和决策之后，反过来也会影响这个系统。

既然我们无法做出准确的预测，反常识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呢？吕琳媛表示，《反常识》一书中有这样一个观点：反常识思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是解决复杂世界问题的利器。从个人层面来看，学习反常识思维可以改变大众看待问题的方式，克服常识的思维惯性，促使人们从另一个方面去思考问题，并帮助他们接近事实的真相。

而从学术界来讲，反常识思维有助于促使学界在科学研究中跳出直觉和常识的禁锢，重视研究的数据论证和计算，而不是看重结果是否符合大众的常识，从而发现更多颠覆性的成果。对于这一点，吕琳媛深有感触，当在计算一些模型或者分析数据时，如果发现一些与常识认知不符合的状况，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觉得是自己的分析出错了，或者数据出错了，但有的时候，这其实可能是一项创新性科学。

吕琳媛认为，邓肯·瓦茨就是最好的案例，1998年他在《Nature》上发表了《小世界网络》这篇文章，手头上拥有很多小世界网络的数据。巴拉西（Barabási）要走了这些数据，没多久就和艾尔伯特（Albert）一起在《Science》上发表了无标度网络模型。而小世界网络和无标度网络，是网络科学奠基性的最重要的两篇文章。吕琳媛设想，这件事可能对邓肯·瓦茨打击很大，所以才会有《反常识》这样的书出版。

吕琳媛用公式对“反常识”进行了总结。

吕琳媛说，一年有春夏秋冬的四季交替，这些我们根据过去的经验总结出的常识，实际上塑造的是一种认知模式，称之为常识认知模式。而反常识思维，则需要时刻对惯性思维，对常识性的理解和认知保持质疑的态度，实时审视自己的思想和观念。正如吕琳媛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如果常识顺应了人类生存的需要，那么，反常识则更能满足发展和创新的需要。有时，常识会阻碍人的思考，限制人的行动。从这个角度来说，相信“家庭事业难两全”是一个常识的人，无法做出积极的转变，而反思常识，可以重塑我们对事物的理解和想象。

黄锫坚则将反常识视为一切风险的降落伞。事实上，《反常识》一书的英文名叫《Everything Is Obvious》，以前翻译成中文叫做《一切都是显而易见》，但这个名字显然不如《反常识》令我们更加容易理解书中的内容。黄锫坚从科学哲学（认识论）和投资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他对于反常识具体应用的理解。他提出，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今天的很多研究，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做思维训练，也就是探讨什么是真相。

作者丨何安安

编辑丨余雅琴

校对丨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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