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巅峰到底有多惨（游侠还是武侠）

在我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存在着一个游离于主流社会边缘或之外、常常与专制皇权玩"捉迷藏"游戏的社会阶层或群体——游侠阶层。当皇权"一竿子捅到底"，社会管治力呈"高压"态势时，它就偃身匿势、默默无闻；当专制的"土壤"有所松动、官府控制力不那么面面俱到时，它便在皇权所不及之处行侠仗义、除暴安良。

在本系列的上一篇文章我国古代社会中的游侠，与小说、电视中所呈现的有何不同？中，我们粗略地了解了游侠阶层在我国古代社会的演变。今人对于游侠的理解，多受武侠小说中所塑造的"大侠"形象的影响而有所偏差，比如常常以"武侠"来指代所有的"侠"，认为"武"是"侠"的首要和必要因素，认为"大侠"们都是独自仗剑走天涯的英雄。实际上，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侠，既不叫"武侠"，也并不必然与"武"密不可分，更不是孤独的"浪人"。

冯友兰、钱穆等学者认为，游侠来自于春秋晚期失去了原有职业的士阶层的分化。在春秋末期，随着分封制、宗法制和井田制等一系列国家机器运转的"失灵"，整个社会都处于剧烈的动荡和未知当中。处于宗法贵族等级系列"鄙视链"末端的士阶层（关于爵位的演变，可参看先秦人物的身份“鄙视链”：爵位是如何从五级变成二十级的？，也在诸侯国此起彼伏的兼并和征服中失去了原本赖以生存的环境和用武之地，沦为破产者。

但是，由于他们受过相对完整的教育，具有通晓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的优势，因而又能够在诸侯们争相为各自的国家网罗人才的大背景中获得新的生机。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的士阶层发生了分化，顾颉刚称之为"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也就是说，士人阶层从原来的文武兼备，逐渐分化成了文士与武士两大类，武士即我们所说的"侠"。

"（战国时期，人的）慷慨赴死之精神更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里昂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文重名誉，侠重义气。"——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转换》

"侠"在最初为什么叫"游侠"？

顾颉刚的观点虽然赢得了不少支持，但也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比如有学者就提出，"侠"虽然与"武"有关，但"武"却不是"侠"的原始内涵。首先，就侠的本意而言，段玉裁认为最初的"侠"字其实是"夹"字。从下图"夹"字的字形演变可以看出，无论在甲骨文还是在金文中，"夹"都是两个小人夹辅、追随大人的形状，也就是说，侠的原始含义，指的应当是广泛交游的人物，而未必与"武"具有必然联系。

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的社会各阶层之间，以及各阶层内部上下之间，横向的和纵向的流动性都骤然增加，"无恒产者无恒心"，广泛交游便成了人们找到新"产业"的重要方式。最典型的比如孔子、孟子、荀子、墨子等，无一不行走于列国之间，为使诸侯王们采纳自己的学说殚精竭虑。

在日益频繁的社会交往中，必然也就会产生出一些深孚众望的领袖式人物，他们凭借雄厚的财力，招纳各种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才投奔自己门下。他们无须疾声呐喊，只要顺风而呼，声音仿佛就能传的很远，就会有追随者蜂拥而至，任其差遣。这种人，便是早期的"侠"了。善于交游，也是"侠"最初被称作"游侠"而非"武侠"的原因。

司马迁对"侠"的界定

以上观点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撑，就是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热情称颂的那些古侠，都是以善交游、而非以武力闻名。

"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

司马迁将游侠分为"卿相之侠"和"布衣之侠"，前者以延陵季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为代表，他们都是君王的亲属，凭借封地和作为卿相的丰厚财富，广招天下贤能，显名于诸侯之中，不能说不是贤者；至于活动在闾巷之间的布衣之侠，他们修炼品行，磨砺名节，使自己的好名声遍布天下，没有人不夸他们贤能的，这也是普通人难以做到的。然而儒家也好，墨家也好，都将他们排除于自己的文献之外。秦朝之前的匹夫之侠（即布衣之侠）的事迹，已经湮没不见了，司马迁对此深表遗憾。

从司马迁的界定不难发现，无论延陵季子，还是战国四公子，都以广纳贤才而闻名，他们引领了当时流行于各国贵族当中的养士之风，为诸侯之间的竞争积极备战；那些不载于册的布衣之侠，虽然事迹已不可考，但也是以其修行砥名闻名于天下的。从总体上说，无论是先秦的卿相之侠，还是布衣之侠，司马迁都是持肯定态度的。

为什么秦国没有游侠？

作为研究对象，"游侠"最初却是以负面形象出现的。韩非子在《五蠹》中，把游侠与儒生、纵横家、掮客和工商之民并称为"五蠹"，认为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王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韩非子·五蠹》

意思是说，儒生以文乱法，游侠以武犯禁，而君主却都要礼待他们，这正是国家产生混乱的原因。违法之人本该降罪，而先王们却以文学任用之；犯禁之人本当诛杀，但游侠们却因充当刺客而被豢养。

从韩非子的论述不难看出，当时的游侠阶层已经发展到相当的程度，以至于能够以武力对社会造成一定影响；也不难看出他对儒、侠之士的反感和着重打击的主张。韩非子的观点不难理解，他作为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的学生，因将荀子"礼法并用"思想中"法"的一面发挥到极致而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自然要贬低别家以论证法治的重要性。而对于要将整个社会统摄于法令之下的秦国而言，游离于正常的社会秩序边缘的游侠自然就成了首要的打击对象。

况且，自从商鞅变法以来，秦国早已经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权力系统，这个权力系统深入民间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像个巨大的抓手一样，将民间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牢牢地抓在其中，连坐法、告奸法的实施，更使民众人人自危，失去了在政府的法令之外活动的最后一点空间。所以，查遍史书上有记载的先秦时期游侠的出身，会发现他们都是来自关东六国，而秦国，根本没有能够容纳游侠滋生的土壤。

行文至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游侠是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整个社会"大洗牌"背景下，从宗法制度中的低级贵族"士"的失职和分化中产生的特殊群体。他们最初以"善交游"而并不以"武功"闻名，广泛地招贤、养士来为列国之间的激烈竞争服务。但在秦国那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他们的存在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政府对于民间社会的强有力控制，因此，秦国难以产生像关东六国那样的游侠。

参考阅读：汪勇豪《中国游侠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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