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鉴定中有哪些常用术语(书画鉴定浅说)

书画鉴定中有哪些常用术语(书画鉴定浅说)(1)

书画鉴定浅说

文/黄涌泉

鉴定书画,其内容包括辨真伪、明是非、评价值三个方面。

辨真伪,即鉴定作品的“真”和“假”;明是非,是对无款或误定乱题的书画进行断代、断人;评价值,就是全面鉴考一件书画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以便检选定级,分别保管。

辨真伪、明是非、评价值,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中,关键问题是辨真伪。

由于历代书画大都孤立流传,缺乏同存的东西可以参证;鉴定书画不仅要断代,而且要断人。历代书画家为数不少,每个书画家早、中、晚不同时期有不同风貌,即使是同一时期,绢本与纸本,精心之作与应酬之作,模古之作与自己之作,也往往有所不同;再加上书画作伪的历史久、地区广、花样多,大量伪品混杂在真迹之中。因此,必须下苦功,眼勤、手勤、脑勤,多学、多问、多记,才能逐步掌握鉴定书画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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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作伪简述

有比较才能鉴别。要知道真,必须知道假。

伪造书画,历史甚早。据记载,东晋时代的张翼,就摹仿过王羲之的书法。六朝时代,已有专门人员负责鉴定书画。宋代开始,书画作伪流为风气,到了明清,愈见盛行,有所谓“后门造”“臣字款”(以上北京地区伪造品)、“苏片”“山塘片”“钦家款”(以上苏州地区伪造品)、“绍片”(绍兴地区伪造品)、“扬州造”、“上海造”、“广东造”以及“詹货”(明朝浙江詹仲和及其子孙的伪造品)、“长沙货”、“开封货”等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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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伪造书画,花样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改头换面。作伪者利用旧书画,采取挖割、揩洗、添款、移款等恶劣手段,变无款为有款,近代改古代,小名家改大名家。曾看到一幅属于清朝初期接近扬州王汉藻艺术风格的山水楼阁图,被人洗掉名款,添上刘松年的名字,冒充南宋画。还看到一幅绢本设色山水,经过裁割、添款,伪造成清初画家郑旼的作品。凡是名款被洗掉、挖掉或从别处移过来的,纸绢上总有些痕迹可寻。书画一经裁割,势必影响通幅布局的完整性,只要具有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也是不难鉴别的,特别是后添款的笔迹,墨色往往浮在纸绢上面,容易看得出来。

(二)真伪混杂。有的把题跋与绘画割裂开来,重新补配,装裱成卷,这样就变成真画假跋、假画真跋两件东西了。也有所谓“雨夹雪”的办法,从一部册页或一堂屏条中,用伪品抽换一些,真真假假,借此来欺世牟利。更有在没有题款的肖像画上,无中生有,瞎造一个画家的名字,题在上面,就是为某某(如曹雪芹)画的像,还拼凑一些别人的题跋附在一起。凡此种种,我们都要仔细观察,去伪存真,还其本来面目;否则,鉴定失误,会给学术研究带来很坏的影响。

(三)模仿伪造。同时代模仿的,如明代沈周(启南)、清代王翚(石谷)和近代齐白石等,本人在世时就有模仿品,传到后世,鉴别不易。近代绍兴有人利用赵之谦用剩的旧信䇳,专门伪造赵之谦信札,很容易迷惑人。相对来说,后人仿古人,因为时代风格不一样,鉴别比较容易些。我们工作中碰到的大量伪品,纸绢用染色、烟熏等办法做旧,艺术水平较低。有的甚至连真迹也没有看见过,就瞎写乱画,例如1949年前《中华名画》印出的所谓北宋米芾《白鹅换书图》,上面有苏东坡、唐伯虎、王石谷、恽南田等人题字,凭空杜撰,毫无根据,笔墨恶俗不堪,这可算是伪品中的劣品。仿古伪作,水平高下悬殊,1949年前《金石书画》影印的那幅南宋梁楷《睡猿图》,好像气息很旧,实为近代张大千伪造。这里需要指出的,早期临摹本,如宋人摹顾恺之的《洛神图》《列女图》等,虽非真迹,仍有它重要的历史、艺术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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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钩描填墨。作伪者把纸张覆盖在古代法帖或著名书法家的字轴、对联上面,用细笔双钩描下来,然后在空心字中填上浓墨。这类伪品,初看很像,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笔锋板涩,墨色没有浓淡,整幅气韵滞钝,有的由于作伪者一时粗心,浓墨没有填满,还会露出细笔双钩的马脚来。曾见清初吴山涛山水轴,作伪伎俩比较高明,题款即用此法。我们在明末倪元璐、清初王铎等书法中偶尔也会碰到这类伪品。还有毫无根据的钩描。曾见明代海瑞草书轴,胡钩乱填,恶俗之至,就是这类货色。

钩描填墨是我国一种很古老的复制书法的方法,古代叫作“响拓”。流传下来唐摹王羲之《兰亭序》(神龙本)、王羲之世代家书《万岁通天帖》等钩描填墨的水平很高,这是“下真迹一等”的极为珍贵的文物,不能与伪品混为一谈。

(五)揭二层。把近代书画在夹贡纸上的笔酣墨饱的作品,揭开来分为上层、下层两张,利用下层纸笔墨渗透痕迹做假,参照上层纸原迹,添笔补色,再加盖图章,冒充真迹。这类伪品,纸面起浮毛,笔墨色彩也异样,落笔处墨色重,行笔处墨色轻,星星点点,浓淡悬殊,总不太自然。还有些作伪者,利用稀绢本书画后面的托纸(即“命纸”),经过加工,以假充真。

(六)代笔。也叫作“捉刀”。历史上君臣、父子、夫妻、师徒、朋友之间代笔的事例屡见不鲜。多数情况是出于著名书画家本人因为请求的太多,应接不暇,只好请别人“捉刀”。例如明代董其昌叫赵左、珂雪、赵泂、吴振、吴翘、叶有年、沈士充等人代笔;清代金农叫项均、罗聘、陈彭等人代笔;赵之谦请王庭训代笔,等等。严格讲,代笔经过本人同意,不能算作伪品。同时,代笔的作品中也有本人添过画笔或自题名款的,假中有真,真中有假。例如《文物》1981年第8期介绍的金农《梅花图册》,我认为是罗聘的代笔,每幅题字则出于金农之手。这件作品画假字真,梅花虽属代笔,但有艺术水平,不能与伪品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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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六种类型中,最容易碰到的是第一种“改头换面”和第三种“模仿伪造”。此外,还有利用近代印刷字画,漂去油渍,添笔加色,冒充真迹的。更有似假非假,定真非真的,例如清代费丹旭的学生蒋升旭,字画逼近他的老师,落款“升旭”两字给人以“丹旭”的错觉,有人就误定为费丹旭的作品。在鉴定实践中还可以碰到不少五花八门的问题,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各种类型的伪作,是很好的反面教材。了解它,熟悉它,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辨别能力,进一步做好书画鉴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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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鉴定书画

鉴定书画,主要把好两道关:一是时代风格关,二是个人风格关。辨认时代风格是断代,辨认个人风格是断人,凡是有作者署名的真迹,必须通过这两关。而辨认时代风格是总关。在浙江碰到不少所谓明朝唐伯虎、文徵明、仇十洲、徐文长的作品,时代风格只能到清朝,其伪不言自明。还有一些所谓岳飞的字迹,草书居多,也有行书和楷书,尽管其中有一些书法水平还不错,但是写得好不等于作品真,时代风格都不到南宋,统统是伪品。就我所知,可信的岳飞字迹,仅见于《凤墅帖》,他的书法是学苏东坡的,肉丰骨劲,外柔内刚,凝重中见风姿。传世伪品,与岳飞的书风毫不相干,纯粹是凭空瞎造。第一关通不过的东西,就不必再把第二关了,因为绝没有时代风格不符而个人风格相符的真迹。书画伪品中,时代风格关通不过的占绝大多数,一般来说,这类伪品作伪伎俩比较低,容易鉴别。

有没有第一关通过而第二关通不过的作品呢?有,数量也不少。这类伪品,情况比较复杂,要具体分析种种可能:代笔;同时代人伪造;古董商把同时代的小名头书画家作品,裁割添款,冒充大名头书画家的作品;被后人错误定名……鉴定这类作品,难度比较大,要反复审看,认真研究,仔细推敲。曾见彩色影印唐伯虎临《韩熙载夜宴图》卷,时代风格相符,而且画卷上唐伯虎所题七绝诗两首,书法也是真的,第一关通得过,但是绘画的个人风格有问题。卷中所画人物,形象较为刻板,衣纹线条显得单薄,设色鲜艳有余,沉着不足,带有俗气。我认为这一卷应是出于明朝中期一位职业画师之手,唐伯虎在画上题了诗。这是一卷残缺不全的临摹本,可能原有原画家署名,被作伪者有意割去,冒充唐伯虎画;也有可能流传过程中受损残缺,被后人误定为唐伯虎的作品。这卷画,时代是够五百年,画得很认真,有一定艺术水平,虽非唐伯虎真迹,也算是一件难得的古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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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进一步分别谈一谈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的问题。

我国书画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几千年来一直在变化着、发展着,它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就书法来说,商代甲骨文、周代金文、秦代小篆、汉代隶书,书体各不相同,时代风格一望而知。唐代以来,书体齐备,即使同一书体,时代气息也各不相同。

绘画方面,最先成熟的是人物画,山水、花鸟画要到五代才开始成熟起来。在题材内容上,五代以前,人物画为主;元代以后,山水画为主;宋代是山水、人物画并盛时期。在表现技巧上,五代以前,色彩为主;元代以后,水墨为主;宋代是色彩、水墨交辉时期。

书画艺术的时代风格属于上层建筑,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它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物质条件等各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于时代风格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它在艺坛上具有支配力量,任何书画家都要受到它的影响和制约。举例来说,汉朝著名书法家陈遵,决不能写出楷书来,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楷书要到唐朝颜真卿、柳公权时代才完全摆脱隶意,真正确立。中国绘画史上赫赫有名的东晋顾恺之,是六朝三大画家之一,可是从他的《女史箴图》卷、《洛神赋图》卷(都是早期摹本)来看,人物画得不错,山水却很幼稚,画树像“伸臂布指”,画水则“水不容泛”,人大于山,比例也不恰当。这并不奇怪,因为东晋顾恺之时代,山水画还没有成熟。再如唐朝晚期孙位《竹林七贤图》残卷(旧题《高逸图》卷),是现存国内的浙江古代著名画家中最早一件珍品,人物描绘得非常生动,树石却并不高明,同样也是这个道理。

时代风格的支配力量和制约作用,为我们鉴定书画创造了有利条件。只要我们把好时代风格关,大量伪品就在这道关口下露出了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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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践经验,时代风格既按朝代又不按朝代。唐以前传世作品绝少,且不谈它。宋以后大致上可以分为这样几个段落:宋、元、明前期、明中期、明晚期、明末清初(崇祯至顺治年间)、康熙年间到乾隆年初、乾隆年初到嘉庆年间、道光年间、咸丰年间、同治年间到辛亥革命后、辛亥革命后到1949年、1949年至今。

时代风格由各个时代书画家的个人风格汇总而成。时代风格与个人风格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没有个性也就没有共性,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个人风格不能脱离时代风格,同时也必须看到杰出书画家在历史上的能动作用。明朝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说:“山水画至大、小李(唐朝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一变也,荆、关、董、巨(五代荆浩、关同、董源、巨然)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北宋两位画家)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南宋刘松年、李唐、马远、夏珪)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元朝黄公望、王蒙)又一变也。”这里,既说明了山水画从唐代到元代几次重大变化,也指出了大小李、荆、关等14位画家在画风转变过程中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

学习鉴定书画,首先要辨认各个时代书画家的个人风格,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个别到一般,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逐步认识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风格。

书画家由于所处的历史环境、阶级地位、质量情操、生活经历、师承渊源、审美观点、创作实践等各不相同,形成了各自的艺术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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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书画艺术非常讲究骨法用笔,辨认个人风格,笔法至关重要。每位书画家执笔运腕,落笔轻重缓急,用笔中锋、偏锋、圆转、方折等,笔法各有特色。例如宋代四大书法家,按照当时米芾的说法,蔡襄勒字(用涩笔写),苏轼画字(用笔重按),黄庭坚描字(用笔轻提慢写),他本人是刷字(用笔快速书写)。勒、画、描、刷,说出了宋四家的笔法特点。

在现实生活中,签名盖章作为凭信的一种手段,它的重要性可想而知。鉴定一件书画,辨认签名比印章更为重要。不少伪品,就在签名的笔法和书法艺术水平上过不了关。同时,还要留意书画家的签名习性,例如:元朝赵孟頫字子昂,他在书札上往往署名“孟頫”,绘画上常写“子昂”。元朝的黄公望号大痴道人,吴镇号梅花道人,他们晚年常署别号,不写姓名。明朝文徵明早期署款“文壁”,后来才改为“文徵明”。董其昌字玄宰,晚年往往书法上署名“其昌”,绘画上常写玄宰。明末清初蓝瑛早期署款有时写“钱塘蓝瑛”,晚年则很少写出籍贯。近代吴昌硕早年署款“吴俊”,黄宾虹早期署名“滨虹”,潘天寿早期署名“天授”,等等。看一件书画,凡是违反本人签名习性的,就得考虑是否有伪造的可能性。审验签名,有时甚至可以作为判断真伪的主要依据。例如北宋书画家米芾的“芾”,下面是“巿”不是“市”,凡是写成“市”的都是伪品。曾见清初肖像画家禹之鼎人物轴,自署“金陵禹之鼎”。其实禹之鼎是广陵(江苏扬州)人,不是金陵(江苏南京)人,一字之差,真伪立判。当然,我们不能单凭签名来断真伪。例如前面提到的罗聘代笔金农自题的《梅花册》,不能因为签名真而就认为梅花也是金农所画。无款《临韩熙载夜宴图》卷,就是因为上面有唐伯虎亲笔题诗署款,而造成鉴定失误。

书画家在长期艺术实践中所形成的特征是多方面的,例如:清代书法家刘墉喜用浓墨,王文治喜用淡墨,因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称。近代吴昌硕写石鼓文喜用焦墨,黄宾虹作画则常用宿墨。五代山水画家董源、巨然用披麻皴,南宋马远、夏珪用斧劈皴,元代倪瓒用折带皴。明代仇英画人物眼睛很小,清代高其佩用手指头画钟馗往往不画眉毛。明代徐渭善画大写意花卉,落笔如风,绝少用色;恽寿平以没骨法为花卉传神,风姿绰约,则以色彩见长……可以说,历代书画家都有自己的面目,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只要多看多记,就能逐步辨认出他们的风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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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水墨《十六罗汉图》卷(局部) 佚名 西泠印社藏

至于印章(包括书画家印章和鉴赏家、收藏家印章)、题跋、纸绢、装潢、著录等,有时也起到辅证作用,而在特定条件下,对断代、断人,还能起到决定作用。不过,总的来说,这些辅助依据毕竟还是次要的。过去有些人把印章、著录等看成是辨真伪的主要依据,这是反客为主,容易失误,有时甚至起反作用。例如,1979年浙江省举办古代绘画联展,我们向杭州借展一件所谓明朝张瀚的《十六罗汉图》卷。卷上有张瀚图章,卷后有清康熙年间杭州翁嵩年题跋,定为明朝张瀚所作。其实,卷中罗汉、树石的画法,接近南宋梁楷、牧溪一路;龙、虎的造型和笔法,与日本保存的牧溪《龙》《虎》二图基本一致,这卷画应是南宋晚期的作品。张瀚是明朝嘉靖年间杭州人,官至吏部尚书,史传上说他画山水绝似元朝吴仲圭。无论时代、题材和技法,都与《十六罗汉图》卷对不起头来。画卷上张瀚图章当是收藏印,翁嵩年鉴定不确。我们把明画改定为宋画,公开展出,得到了学术界承认,主要就是依据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1949年以来,浙江发现宋画不过几件,这卷宋画,我们如果迷信印章和前人题跋,势必沿袭旧误,仍把它当成明画,给工作带来损失。总之,鉴定书画主要把好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关,这是经过反复实践,从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得出来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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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与“考”的作用

鉴定一件书画,可以用“鉴”和“考”两种方法。“鉴”就是比较,“考”就是考证。

要比较就得看实物,多参观展览;如限于条件,可多看看影印本。要有目的性去进行比较,真迹与真迹比,同时代作品之间相互比,比其同;真迹与伪品比,不同时代作品之间相互比,比其异。通过反复比较,逐步认出时代、个人的风格特征。

许多著名书画鉴定家都在“鉴”字上用过苦功,口传心授,留下不少好的经验。有些经验比较具体,容易捉摸。例如:书法大轴元朝很少,明朝才开始流行;团扇只见于宋元,到清晚期突然又流行起来;折扇开始于明成化、嘉靖年间,明末清初流行泥金折扇;装裱的对联出现于明末清初;明晚期题款中出现“仿某家”字样;明末清初书画上款位往往写“盟兄”“老社长”“老年翁”,清乾隆以后才出现“仁兄大人”一类的称呼,等等。这些具体经验,一听就懂,一用就灵。有些所谓宋朝岳飞、朱熹的对联,明朝早期王绂的书画折扇,不看实物,便知其伪,就是靠的这种具体经验。

还有些经验,如“宋人用笔重,明人用笔轻”,元人“变实为虚”,“明代枯硬,清多柔靡”,等等。这些并非专指某一位具体书画家,而是前人从大量实物比较中概括提炼出来的心得体会。

初学书画鉴定的同志,对一些听了就懂的具体经验容易接受,对于概括性经验则感到难以捉摸,这是可以理解的。根据我的体会,鉴定一件书画,概括性经验比具体经验更为重要。特别在浙江,碰到的大量是三百年以来的书画,书法上受董其昌影响的作品为数不少,绘画上“家家一峰,人人大痴”“南沿石谷,北仿麓台”的作品更是大量存在。你要分辨出这是乾隆以前的,那是乾隆以后的,具体经验收效甚微,主要靠概括性经验。例如明末清初人写出来的字往往气势磅礴,清朝前期的书法,受馆阁体影响,就显得格局拘谨;明末清初武林画派格调苍劲雄健,清朝道光年间的绘画风貌清逸隽秀,味道是不大相同的。老太太看越剧,听得多了,能够分辨出这位唱得好,味道厚;那位唱得差,味道薄,甚至还能辨出各种唱腔的流派。书画和戏曲都不能吃,但确是各有种种的味道,这些味道并不抽象,而是从多看多比较中得出来的,学习鉴定书画并无捷径可走,我们要在“鉴”字上狠下功夫,经过反复比较,头脑里自然而然就有了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的“样板”,有了“样板”,就能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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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鉴”以外,有时为了辨真伪,还得借助于书画家传记、书画著录、有关诗文、历史知识、衣冠制度等作必要的考证。我曾先后见过两本一模一样的明朝徐渭写的《金刚经册》,署款:“万历二年岁在癸酉夏六月六日弟子文长徐渭奉母命沐手敬书。”稍加考证,漏洞百出。万历二年干支是“甲戌”,不是“癸酉”;徐渭十四岁时嫡母卒,四十八岁时生母卒,万历二年徐渭已五十二岁,嫡母、生母早已去世,岂有再“奉母命沐手敬书”的道理。当然,也有可能徐渭遵照嫡母或生母在世时嘱咐而写,但根据时代风格、个人风格以及印章、纸质等来判断,这两本字册肯定是伪品,或即是绍兴本地区的假货——“绍片”。又见清朝初年著名画家萧云从山水册,自题作于康熙戊午,而萧云从死于清朝康熙十二年,戊午是康熙十七年,绝不可能死后五年再爬起来作画。书画家的生卒年代,对于鉴定书画真伪非常有用,但要注意:一是史传的可靠性。就浙江历代著名画家而论,王冕、陈洪绶、金农、钱杜、费丹旭、任熊、任颐等,或生年,或卒年,不少史书记载有错误。二要考虑书画家本人有写错干支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孤立地认为干支写错,书画必伪,要善于用联系的观点,多方面进行审查,有了把握,再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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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件书画,“鉴”与“考”不能截然分开,鉴中有考,考中有鉴,一般情况下以鉴为主。试以元朝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为例,这卷画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件煊赫名迹,传世有真、假两卷。清朝初年,真卷宜兴吴家裁割成两段。清朝弘历(乾隆)先得到一卷是假的,他“鉴”的眼光很差,竟以假为真,视为珍宝。不久,真的那一卷后面一段也进入内府,却被弘历打入了冷宫。直到辛亥革命后,经过大家鉴定,二百多年冤狱才算昭雪。假卷和真卷后面一段今在台湾,前面一段于1956年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向吴湖帆先生征集,今藏浙江省博物馆。本来,近几十年来这两卷真伪已有定论,谁知前几年,住在九龙的一位徐复观教授突然连续发表了《中国画史上最大的疑案》等四篇文章,硬说乾隆没有看错,是近代几位书画鉴定家错了,徐复观甚至把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富春山居图》前面一段说成是“伪中之伪”。他在文章中还谈到鉴定书画问题,认为讲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使人有“无从下手之感”,公开声称:“我是要把考证的方法,导之入书画鉴赏之中,重新奠定这一方面的学术的基础。”我仔细阅读了徐复观洋洋数万言的文章,他在考证方面确是下了不少功夫。可惜“考”有余,“鉴”不足,把真、假两卷黄公望题款的书法艺术水平看颠倒了。假的那卷明明是“软弱无力”,他却看成“流动有力”;真的那卷明明是“沉着厚朴”,他却看成是“生手笔滞”。我认为,如果在“鉴”的方面分析不清什么是“厚朴”,什么是“笔滞”,辨真伪就缺乏基础,无从谈起,即使花了很多的考证功夫,也是徒劳的。对于少数书画的真伪问题,看法上有分歧,发生争论,这是正常的。谁说得有道理,就听谁,我决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在这里只是借此说明,看一件书画,鉴、考并用,应以鉴为主,这是鉴定书画工作者毕生精力用功所在。代笔、有根据的摹本和大量的艺术水平差的伪品,主要靠“鉴”去辨真伪,如果轻视“目验”——“鉴”,片面强调考证,并把它作为鉴定书画的学术基础,不仅理论上主次颠倒,实践上也会贻误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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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几个问题

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我省的书画鉴定、征集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有不少经验教训,现就几个主要方面,提出来供同志们参考。

(一)防止只看大名头,片面重视艺术价值。我们是社会主义文物工作者,不是玩赏古董的文人士大夫,因此,既要重视全国性著名书画家的真迹,也要重视地方性书画家和民间艺术家的作品。二十多年前,浙江省发现一幅明朝周世隆画的《太平抗倭图》大幅,真实地描绘了明朝嘉靖年间太平(即今浙江省温岭县)人民英勇抗击倭寇的生动场面。周世隆是一位民间画家,仅见于地方志记载,由于艺术水平稍差,此图一度被弃置于杂物之中,等到《文物》杂志介绍后,才引起重视,现在珍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我认为就其题材和内容来说,此图历史价值大大超过艺术价值,特别在中国古代绘画中表现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为数极少的情况下,尤其显得珍贵。诸如《太平抗倭图》这样的珍品,今后浙江可能还会发现,希望大家引起重视。

(二)防止厚古薄今,越古越好。这也是旧社会玩赏古董遗留下来的影响。有些人对乾隆以后的书画不大重视,甚至对任伯年、吴昌硕的作品也不屑一顾,这是非常有害的,对学术研究和继承发扬艺术传统都不利。第一,研究近代书画史还刚刚在开始,如果现在不及时征集近现代有代表性的作品,今后研究近代书画史、编写地方史势必缺乏实物资料。第二,从书画发展来看,也并不是越古越好,清代邓石如写的篆书、赵之谦的隶书,艺术成就超过唐宋各家;近代吴昌硕书写石鼓文,雄浑朴茂,更是前无古人。就绘画而论,最早只讲笔法,唐末五代逐渐重视墨法,到了近现代,又发展了水法。因此,无论是研究书画史还是繁荣社会主义创作,都必须防止厚古薄今。我们搞鉴定,思路要宽些,眼光要远一点。过去文人士大夫收藏字画只凭个人喜爱,我们不能这样做。

(三)要有意识地注意搜集有研究价值的伪品。鉴定、征集、保管工作中必须防止绝对化,认为真的一切都好,盲目崇拜;假的一切都坏,一文不值。当代著名书画鉴定家张珩曾经说过:“现在博物馆只有真迹展览,无法使人看到反面资料。我建议各博物馆也有意识地去搜集些伪作,凡是能说明问题的就有它的参考价值。今后还应举办伪作展览,将不同性质、路子的赝品摆出来供内部参考。如有人愿意对伪作多下些功夫,做些研究,也是有益的。”我曾面聆过张珩同志的教诲,他讲得很有道理。可是二十多年来,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希望我们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实现张珩同志的遗愿。

(四)要注意书画的保管和保养工作,这是与鉴定书画休戚相关的一个问题。1971年至1975年,我到本省四个市县鉴定了十万余件字画,看到不少有价值的书画。其中,如宁波天一阁收藏的北宋黄庭坚《刘梦得竹枝词》卷、德清收藏的明朝曾鲸《胡尔糙像》轴、嵊县(今浙江省嵊州市)收藏的明朝陈子和《苏武牧羊图》轴等,都是非常难得的珍品,希望重点保管,妥善存放,不要随便接待参观。古人说:“绢八百(年)、纸一千(年)。”古代书画确是保存不易,经常展看,容易擦伤折裂,绢本尤其是如此,如需装裱,事先要周密考虑,防止意外。例如我们有一幅清初花鸟画,请人装裱时由于用了没有蒸过的新木轴,结果蛀虫从木轴头里面爬出来,画面上咬了几个洞。又如明朝慈溪画家张德辉一幅《墨龙》,装裱时边款“德辉”两字被裁掉。1949年以来,明朝中期墨龙发现仅此一件,一经装裱,变有款画为无款画,真是令人痛心。南宋米友仁画《潇湘白云图》,画卷下面“留余纸寸许不作笔墨,以防裁割”,八百多年前古人预见如此,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事故。

书画鉴定中有哪些常用术语(书画鉴定浅说)(15)

(五)要认真贯彻国家文物政策法令,严格执行《博物馆藏品保管试行办法》。凡认为需要处理的书画,必须报请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不要随便销毁。这方面有些市县做得很好。宁波的清初张远《饮中八仙图》册、湖州的清初金古良《无双谱》版画、桐乡的十余件明朝宗教画,就是在市县同志们严肃认真贯彻执行文物法令的情况下,及时抢救出来的。

对少量古代书画的真伪问题,看法不一,不足为奇。东晋王羲之《兰亭序》不知争论了多少年。流传下来最早一件山水画隋朝展子虔《游春图》卷也有争论,这不要紧,可以众说并存,留待今后子孙再研究。还有些作品,限于目前研究条件,宁可存疑保存,不可轻率处理。一个人的水平毕竟有限,何况还有个时代水平问题。鉴定书画虽然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并且积累了不少经验,但基本还停留在直观阶段,对各个时期的时代风格和书画家的个人风格,尚有待作进一步的科学剖析。我相信,在正确思想指导下,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日益发展,鉴定书画这门学科必将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原载《朵云》198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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