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记原文译文对应（关于学记文体的辨析）

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本，在《礼记·学记》题目下有一则记载：“《疏》引《正义》曰：‘按郑目录云：名曰《学记》者，以其记人学教之义，此于《别录》属通论’”。

这里所谓“《疏》引《正义》”的《疏》，指唐初大经学家孔颖达所著《礼记·郑玄注·孔颖达疏》一书。引，指引用。《正义》，指孔颖达以前为太宗皇子讲经时所著《礼记正义》一书。孔颖达为《礼记》郑注作疏时，大都引用《正义》的解释。这里所谓：“按郑《目录》云：‘名曰《学记》者，以其记人学教之义’”。意谓东汉末大经学家郑玄（公元127—200年），它是为《学记》题目所作的题解。他认为《学记》一文之所以取名叫《学记》，是因为它是记载人有关“学”与“教”的道理的。这也就是说，《学记》是一篇“记”体文。“此于《别录》属通论”。这里的“此”，指《学记》一文。于，在。《别录》，书名。此书乃西汉晚期大经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刘向（公元前77—前6年）所著。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下诏光禄大夫刘向，到秘府校经、传、诸子、诗赋。刘向在每书校定后，都抄写正本，并撰写叙录，上奏朝廷。所谓叙录，即叙述校勘经过，介绍著者的生平、思想，学术源流，及所校定书籍的内容与价值。刘向晚年在秘府校书19年，校书甚多，因此写就的叙录亦多。最后，他将所有叙录集中在一起，编成《别录》一书。现存《学记》一文，乃是刘向所校定。《别录》收有刘向为《学记》写的叙录，则是很自然的事。“属通论”，谓刘向将他所校定的文章按文体分类，《学记》被他分属“通论”一类。所谓“通论”，即系统论述大学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论文。

通过以上对《疏》引《正义》的这则记载的解释，清楚地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即历史上早在汉朝时期，关于《学记》的文体问题，即有两种不同的看法。而且双方都是大家，刘向是《学记》文本的校定者，郑玄是《学记》“集大成”的解释者。特别是郑注经唐孔颖达为它作疏，对它解释得不圆满的地方为它疏通，对它未作注的地方为它作补充。自唐至今，郑注在学界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学者只知郑说，不知刘向说已久矣。那么，这两种不同的说法，究竟哪一种正确呢？愚以为刘向的“通论”说是正确的，郑玄的“记”体说是不正确的。由于弄清楚这个问题，是我们正确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与正确评价文章学术价值的重要前提。特别是，总结两千年来古今学者，大都没有真正读懂《学记》这篇文章的思想内容，与正确评价其学术价值，这与学者们跟着郑玄从“记”体文的角度，错误解读《学记》，实在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辨别清楚《学记》的文体，是一个不可绕过去而必须解决的问题。为了不说空话放空炮，愚于本文拟分为上下篇进行论述：上篇讲刘向认为《学记》“属通论”的说法是正确的，下篇讲郑玄认为《学记》是“记人学教之义”的说法是错误的。敬请方家指正。

本部分所据《学记》原文，乃经笔者新校正文。笔者认为藉论《学记》文体“属通论”是正确的机会，对《学记》的内容做一个简明扼要的说明，不只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特说明一下。

上篇

刘向认为《学记》“属通论”的说法是正确的

在未对《学记》“属通论”的正题作出论述之前，愚以为首先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弄清楚《学记》篇名中“学”字的含义，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理解全文思想内容的基础和关键。关于“学”字，它虽然是个多义词，但在具体的语境中，结合具体的用法，它的基本含义有二：一是在作名词性“学”字用时，表示“学校”的意思；二是在作动词性“学”字用时，表示“学习”的意思。那么，在刘向的心目中，是怎样理解这《学记》篇名中“学”字的含义的呢？这从刘向认为《学记》“属通论”的这个判断，我们便可以知道，刘向是从“学”字名词性的“学校”义方面理解《学记》篇名中“学”字的含义的。因为所谓“通论”，通常乃是指一种理论，一门学科，一种事物系统的论述，《学记》正是对国家最高学府大学教育有关的基本理论问题，所作系统的理论阐述。由此说句题外，也不完全是题外的话，《学记》一文的这个名字，实在并不恰当。因为根据文章的内容，它应该叫作《学论》或《大学通论》才恰当。

下面我们开始对正题的论述。

现存《学记》全文原有1227字。经笔者校勘，虽略有增减，仍为1200多字。它被分为19个段落。这个分段法，除最后一段错将两段合在一起，小有失误之外，基本正确。根据笔者对原本的校勘，其16自然段，即“记问之学”段，乃后学者所增，当删。最后一段错将两段合在一起，当分，还原为两段。这样仍为19段。全文可分为4个大的部分，围绕着一个“学”字——国家最高学府大学展开论述。这4大部分着重讲了4个大问题，即为什么要办学？如何办学？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作者严格遵循论文的章法行事，没有丝毫“记”别人事的影子。

文章的第一个大的部分，论述为什么要办学的问题。本部分共用了1—3段3个段落的文字，按照事物内在的联系和发展顺序，从办学人的“君子”，求学人的如玉青少年，和教学人的教师，这构成大学教育密切相关的三种人的角度，论述了他们各自为什么要办大学的理由。

本部分第1段，论述办学人的“君子”，也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什么要办学的理由，作了这样的论述：

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謏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求善良；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其必由学乎！

从以上的表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是站在时代教育思想的制高点上，从客观实际出发，运用辨证的思维方法，采取层层递进的表达方式，通过对两种教育方式教育效果“足”与“不足”的分析：如用“发虑宪”，即发布惠民性质的布告作为教育手段，与“求善良”，即求得人性善良作为教育目的，二者所构成的教育方式。它的教育效果，虽“足以謏闻”，即能够博得小的名声，但不足以“动众”，即不能够感动大多数的人。而用“就贤体远”，即接近有才德的人，亲近与自己关系疏远的人作为教育手段，与“求善良”，即求得人性善良作为教育目的，二者所构成的教育方式。它的教育效果，虽足以解决上一种教育方式不能感动大多数人的“不足”，但对求得人性善良存在的深层次的“化民”问题，即改变恶劣民性为善良民性的问题解决不了，从而使求得民性善良的教育目的不能达到。通过以上从教育的角度对以“发虑宪”与“就贤体远”政治手段，与“求善良”的教育目的所构成的教育方式教育效果的分析，“就贤体远”这种通过“君子行为示范”的教育手段，它的作用虽然比“发虑宪”这种“政府发布告”，也可以说是一般号召的“言”教手段效果好，但它也不能解决“化民”这个深层次的关键问题的“不足”。从而以强大的逻辑力量，推出作者：“君子如欲化民，其必由学乎”的结论。意谓国家最高统治者，如果想要达到改变民性恶劣为善良的教育目的，大概就只有通过大学了吧！这也就是说，既然用政治手段不能解决“化民”这个教育难题，那就把它交给教育的手段“学”——国家最高学府大学来解决吧！在这里，作者判断句：“其必由学乎”的表述，虽然用了典型的“其……乎”揣度语气，但这不是作者对自己的判断没有信心的表现，相反，正是作者对自己的判断有信心的表现。他这种谦虚的表述，尽显教育大家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崇高学术风范！作者本段的这个论述，不只是有力地回答了“君子”为什么要办学这个问题，而且宣告了教育从“政教合一”旧体制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在社会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独立部门的地位，一个教育新纪元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