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南京路上现在人多吗（那些在街上的人们）

2022年初夏的上海雨夜，细雨轻打着头发，一丝丝凉意落到皮肤与心间，湿润的地面树影婆娑，柔黄的光晕下，路灯拉长了光线，朦胧的夜色更显诡秘。

图说：柔黄路灯的光晕下，朦胧的夜色更显诡秘。蔡黄浩 摄

空无一人的街道，寂静地可以听到微风轻佛树叶，没有了熙熙攘攘的烟火气与五光十色的店招。

上海封控第40天，深夜的上海，哪些人还在街上他们还好吗？夜阑更深，我们带着好奇与关心来到街头。

等车的潘老先生一家人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5月9日23点20分

“我们在中山医院斜土路门口，你还要多久到？”深夜，医院门口的行人并不多，一位老先生对着手机，声音响亮地讲着上海话。

老先生姓潘，今年72岁，退休前曾是麦德龙超市的后勤部管理人员，身边还有同龄的老伴顾阿姨与他们47岁的大儿子，默默地站在后面。

“儿子昨天一天没吃东西，咳嗽胸口疼，我们刚刚带他看完病，等街道派车接我们回去。”顾阿姨说，来医院时也是居住地曹杨新村街道派的车。

图说：小潘先生的就诊转运单。柏可林 摄

“我们都是‘小队长’，安全的。”说着，顾阿姨从衣服口袋里掏出随身携带的数个抗原检测试剂，“出小区、上车前都要做的”。

她说这东西就像宝贝一样，不能扔。

“看病蛮顺利的，医生态度很好，很客气的。”顾阿姨和东方网记者说起大儿子的病情，还特意压低了声音，“他之前精神状态不太好，有残疾证的，一直吃药，但是对我们很孝顺。”

采访中，记者得知小潘先生一天没吃东西，便将自己的面包给了对方。而他只是一个劲地想让给父亲吃，还询问父亲需不需要坐在凳子上休息一下。

图说：潘老先生坐在石球上吃面包。柏可林 摄

他的手上拿着一个从家里带出来的小木凳。“我父亲去年开了2次刀，还有一个血管瘤没有开掉，身体也不好。”

顾阿姨和潘老先生说，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他们老两口使用的是老年机，不会网购，也没有微信，只能用现金，患有精神疾病的大儿子也帮不上忙。

图说：潘老先生向记者展示老年机。柏可林 摄

潘老先生手上的老年机虽比智能机块头小，还有手电筒功能，但都是物理按键。

“家里的米快没有了……”问起是否和居委会工作人员反映过，两位老人摆摆手说，“说了也没用，他们顾不过来的，只能靠自己。”

23点50分，一辆出租车停在医院门口，潘老先生的老年机传来一阵响亮的电话铃声。

“车来了，就是前面这辆。”

图说：23点50分，潘老先生一家人等到了回家的车。柏可林 摄

电脑前忙工作的刺青店老板伯乐

汾阳路，5月10日0点15分

汾阳路上，一家店招醒目地亮着，橱窗里的幽蓝勾引着人的好奇心，在主色调为黑夜与黄色的街道上显得格格不入。

图说：凌晨，汾阳路刺青店的橱窗透出幽蓝的光。柏可林 摄

快步走近，店里一位男士正在电脑前伏案工作。打开门的是这家刺青店的店主伯乐（化名），“说到刺青，都知道我伯乐。”

4月1日起，伯乐一直住在店铺楼上，“一开始只当最多封2个礼拜，没想到那么久。”

街道发了好多轮物资，伯乐说不缺吃的也不差喝的，“我心态还可以，心理弹性比较大。这几天就在店里整理杂物，梳理工作，看看电视剧，睡不着就喝几口威士忌。”

2004年从老家江苏来上海打拼，尝试了理发师的工作后，伯乐选择了刺青文身这行。

作为一种视觉亚文化，刺青是一种文化表现的载体，喜爱刺青的人想通过在自己身上文上的图案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与观点。

“刺青这行只要求技术，也不像理发师需要推销卖卡，只要听就行了。”伯乐说，这家店开了10年，他听过各种各样的故事，“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都有”。

“幸亏有这些年的积累，否则我的店也要撑不下去了……”

图说：采访前，伯乐在电脑前工作。柏可林 摄

前一阵，他和房东一直在“磨”减房租的事，“最后同意减免半个月的房租，虽然不是最满意的结果，但总比没好。”

10年来，伯乐说自己的刺青店早已融入这条长满法国梧桐的街道，在喧嚣的市区闹中取静，雅致文艺。

如果说看博物馆可以略懂一个国家的历史，那么看橱窗或许就可以感受一个街区的文化。

“人体模型是许多年前从附近的医院门口捡来后自己稍作装饰，这几本旧书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英文医学书，里面的一些图案我很喜欢。”

图说：橱窗里的人体模型是多年前伯乐从附近医院门口捡来后稍作装饰的。柏可林 摄

刺青店的橱窗文化，从生活中衍生出一个关于身体与艺术的神奇梦境。

蜷缩在楼道口的值守保安李师傅与刷子

永嘉路陕西南路路口，5月10日凌晨1点

细雨轻打着头发，一丝丝凉意落在身上。走在路上也不由地拉了拉长袖的外套，缩了缩身子。

经过陕西南路的一栋街边居民楼，一个白色的身影坐在楼道口。

图说：坐在大楼门外的刷子。柏可林 摄

穿着白色防护服的是一位28岁的小伙子，“你就写我叫刷子吧，我不想让家里人知道。”

刷子（化名）来自四川大凉山，在老家是一名摄影师，由于工作室经营不善，欠了20几万的他年初1月来到上海闯一闯，“打算学习传媒公司的经验后二次创业，挣钱还债”。

刷子说，上海比他想象中的更繁华，更耀眼。

同许多初来上海的外省人一样，刷子去了曾在电视屏幕中看到无数次的东方明珠电视塔，“我站在浦西的黄浦江边，实地看到了电视塔，那么高，灯光那么绚烂，确实震撼，不愧是魔都。”

沉浸于魔都的华美盛况中没多久，好似一场梦醒，刷子遇上了严重的疫情。

出于生计的需要，他入职了一家保安公司，“今天晚上我刚刚调来这个路口值勤，路中央也没有休息的地方，于是就找了这么一个角落坐着。”

图说：永嘉路陕西南路路口。柏可林 摄

“我还可以，里面穿了2件衣服，防护服也比较暖和。”

与刷子相比，蜷缩在一旁的保安李师傅双手一直抱着自己的肩膀，把黑色的保安制服攥地紧紧的。

图说：蜷缩在楼道门外的李师傅。柏可林 摄

外套里面，李师傅只穿了一件短袖，“白天太阳还很大，没想到晚上突然那么冷。”他也是今天接到命令值守路口，之前在其他地方值守。

“2020年，我在老家湖北也碰上了疫情，没有上海那么严重。毕竟上海有2500万人，人太多了，老年人也多。”李师傅说，他在上海当保安好几年了，白天的公园里，老人们下棋、弹奏、打太极拳；一到晚上，街上都是跳广场舞的老太太。

游子在外，上海的疫情也牵动着李师傅和刷子家人的心，他们都接到了关心的询问电话。

图说：刷子看着自己值守的路口。柏可林 摄

但两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说点好的，不让家里人担心。”

“你知道，我们在外面工作，总是报喜不报忧的。”（东方网 陈丽娜 柏可林 蔡黄浩）

来源： 东方网·纵相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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