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方法（荐书此书对）

文献、天象、铜器铭文“三证合一”揭示西周王年轶事，为纷乱的西周王年排序定位，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方法及结论提出质疑。

铜器历日研究 著者：张闻玉

张闻玉先生采用“三证合一”的论证方法，将文献记载、青铜器铭文与实际天象三者紧密结合，整理、分析数十件王年、月序、月相、日干支俱全的西周铜器铭文，利用十项“铜器历日研究条例”规则，以“月相定点”为核心理论，一一落实这些铜器记载的绝对纪年。针对自西汉刘歆以来及至“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种种结论，作者指出“二重证据法”的不足及“月相四分”的失误，在强调“月相定点”的基础上，考证出西周的王序和王年，对考古界和历史研究界的断代既有补充，也有纠正。

我与张闻玉教授（附录）/韩祖伦

大约是2002年左右，我正利用业余时间，孜孜于对金文的入门研究。当时最感艰难的便是青铜器铭文中的月相与历法，一则是我于古代天文历法没有基础，纯粹是个白丁；再则是所读当今古史和古文字学界专家的大著中，论及的历术推演异说纷呈莫衷一是，使我这个门外汉如坠雾中。于是便尽力搜集有关论著期望有所寸进，张闻玉先生的大著«铜器历日研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入我的视野。展读之下，顿觉耳目一新并为之深深折服，但实事求是说，还有许多知识我难以消化，需要进一步请教。为此，我煞费苦心地打听先生的信息，并多次漫无目标地打电话到贵州大学中文系，期望能与他取得联系。终于，在贵州大学中文系老师的热心帮助下，获知张闻玉先生已经退休，但仍然授课，于是，便冒昧给先生写了封信请中文系转呈，当时心中是惴惴的。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时隔不到半月，我竟然收到了先生寄赠的专著«西周王年论稿»，我向先生问学的这份情谊自此开始。

通过对«铜器历日研究»«西周王年论稿»«历史年代与历术推演»等专著的研读，从个人角度客观地说，先生承继其先师张汝舟教授的历术真知并发扬光大，以破解的«史记历术甲子篇»为基础，穷二十年精力归纳成有严密科学依据且不涉奥玄的“历术推演”体系，并由此而发为«铜器历日研究条例»，其成果能为大多数涉足此道的人所掌握和解决实际问题，这无疑是先生对西周年代学研究的重要贡献。所谓客观，我是这样理解的，设若他的理论是并不成熟的一家之言，公之于如此众多的专家学者面前，必有疏漏或谬误之处可供批驳甚至否定；事实上，他的«西周王年论稿»出版于“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的1996年，«铜器历日研究»出版于“工程”进展的1999年。在如此关键时段内，在国内外专家的高度注视下，至今无人能持论有据地否定他的研究方法及所出结论，这足以说明他的研究体系的根基是坚实的。愚以为先生的体系切实做到了文献(纸上材料)、考古(地下材料)、天象(天上材料)的“三证合一”，应该是西周年代学研究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撑。毋庸讳言，张老师在西周纪年上的研究结论，有些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不同。这表明古天文历法之学相当艰深，学术争论是正常现象，有争论才有进步。正因为如此，尽管“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验收已经多年，但“工程”阶段性结论的许多方面，学术争论至今未有间断。可以说明争论必要性的是，在此期间又新出土了多件有月相和纪年铭文的有价值的西周青铜器，对“工程”结论进行了检视。用“工程”所采用的对西周月相纪年铭文的理解进行释读，仍然有数器不能谐调。就连首席专家李学勤先生也坦言，“工程”中对西周纪年铭文青铜器的排谱，许多地方确实还有进一步修正的必要。

2010年先生领衔的新著«西周纪年研究»出版，其中关于“月相定点说”“文献、青铜器铭文、天象‘三证合一’”“周武王克商年份”，“西周中期王序”等重要学术观点，有了更为深入的申论和阐发，持论有据，没有游移，历经争论而愈益鲜明，显示了先生充盈的学术底气。诚如中国社科院历史学家、资深甲骨学研究专家杨升南先生所评价:“此书将作者多年研究的关于西周年历问题的精粹都汇于一编，极大地方便读者。对西周纪年的研究自成一家之言，论证坚实，具极高的学术价值，是西周纪年研究学术领域里难得的佳作，当大有益于学术界，大有益于西周年代学的研究。”

有幸拜识先生以来，他陆续寄赠给我«西周王年论稿»«语文语法刍议»«古音学基础»«古代天文历法讲座»«汉字解读»«辛巳文存»«历史年代与历术推演»«西周纪年研究»«辛卯文汇»«张闻玉文集(小学卷)»«张闻玉文集(天文历法卷)»«张闻玉文集(文学卷)»«夏商周三代事略»«周易正读»等十几种专著，我惊叹于先生学问的渊博和治学的勤奋，诚如贵州省文史馆馆长顾久先生为«语文语法刍议»所写序言中概括的:“通声韵、精训诂、明语法，其中国古天文历法研究，尤获盛誉。”我想还应该再补充一句:深研«易»学。这大体勾勒出先生的治学体系范围。其中，2010年先生的«湖南道县石像群之解读»大作值得专提一笔。道县石像群自发现以来就以其庞大的规模受到了考古界、史学界的关注，许多专家学者撰文解读，比较一致的意见就是认为这是史前的一处大型祭祀遗址，至于进一步具体剖析，则观点颇不统一。先生结合史前传说、文献史料、民族和民俗知识、历代学者的考证与记载等多方面资料，推论石像群最早应由舜的兄弟象所造，以及象的感化和弃恶从善，结合苗族的迁徙历程述说了苗族与象之间的关系。先生胸罗宏富，此文贯通文史哲等多个学术领域，持论有据，匡正了一些不确的记载和传闻，逻辑严密，撰文举重若轻，让我深深领略了先生的学术底蕴。故而每向先生请教学问，我的敬重之情便不能不溢于言表。而先生却总是淡淡地说，读书人，也就是读书、教书、写书，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2011年8月份，我趁旅游的机会去贵州，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拜会先生。我是由广西转道贵州的，先生获知后，每天用短信询问我的行程宿止，令我非常感动。到达贵阳那天，由于集体活动安排的仓促，我无法准时在约定的晚饭时间赶到花溪，我多次电话告请先生不要等我，然而当我延误了四十多分钟赶到时，等候的竟然是满座的高朋，其中有两位北京的贵客在匆匆半小时的用餐后便赶奔机场，这情景令我深感不安。这次贵阳的晤面，是我不能忘怀的。

一晃，拜识先生将近二十年了，此间凡是我所请教，先生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举凡金文历术推演、铜器铭文解读、西周昭穆制度、读«易»解经、说文解字、古汉语字词乃至诗词格律无不尽述，甚至他还在自己的博客上发布拙文，并热心地为拙文推介刊物，作为一个素昧平生的后学和求教者，先生对我的拳拳之意岂止是授业解惑，而我所受到的沾溉，又何止是先生的学问。所不安者，由于天性愚钝，先生所赐学问竟不能得其什一，这是我至今感到惭愧的。我保留了2006—2012年间我向先生请教和先生赐教的电子邮件一万余字，此外是更多的微信留言。这些文字，是我此生温馨的记忆和珍贵的精神财富。先生以近六十年对国学的坚守，成就了他的高度并育成桃李无数，适逢先生八十华诞，谨将心中的敬意和感恩形诸笔端，愿先生年寿如吉金乐石，学术如苍松翠柏!

2020年4月2日

作者简介

张闻玉，1941年生，四川巴中人，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西周年代学研究，师从张汝舟先生，又向金景芳先生学《易》。学术研究涉及古代汉语、夏商周文史、古代天文历法以及周易之学。治学严谨，强调文献、器物与天象“三证合一”。其关于西周年代学的考证，尤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赞誉。代表作有《古代天文历法论集》《西周王年论稿》《铜器历日研究》《古代天文历法讲座》《西周纪年研究》《夏商周三代纪年》《夏商周三代事略》等。

名家推荐

传统的天文历法体系自有渊源，虽有因革，但仍一脉相承。不能认为夏、商的历法与周代历法大相径庭，有根本不同之处。细读张闻玉先生的著作，使我加强了这样的信心。

——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

在考求王年的同时，凡涉及西周一代有关历日的铜器，作者都有自己的考辨。铜器年代得以明确，又映证了王年的不误。这对铜器断代的研究，无疑是有很大推动作用的。像对小盂鼎、曶鼎、善夫山鼎、鲜簋等都有专文加以考证，根据铜器铭文的历日以断其时代，突破已有的成说，令人耳目一新。

——中国先秦史专家、“夏商周断代工程”课题组长 杨升南

现在出版的《铜器历日研究》是继郭（沫若）、陈（梦家）等前辈学者的研究之后产生的关于铜器断代的新成果。有些很精于天文历算的学者似乎对“定点说”抱有戒心，因为他们知道月相有时候并不像“定点说”所说的那样分明，对于古人来说就更是如此，因此又感到“四分说”或有部分合理性。张闻玉先生和他的老师是坚定的“定点说”者，这种为探索真理不避艰难的态度是应该得到赞许的。

——著名历史学家、周代礼学研究专家 常金仓

《铜器历日研究》一书，是青铜器断代研究的一部重要成果。本书论证严密，科学性强，“三证法”(历日、天象、文献)的铜器研究，为先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批时代确切的史料，并为西周年代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因而本书的面世，对国家“九五”重点攻关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也是一项重要的贡献。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 王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