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优秀青年导演的成长之路(对话导演刘江江)

一位优秀青年导演的成长之路(对话导演刘江江)(1)

1905电影网专稿《人生大事》上映四天,票房累计突破3亿。猫眼9.6,淘票票9.6,豆瓣7.5的评分,口碑不俗。这是导演刘江江的首部长片,第一次出手,就拍出了这部炒热当下市场的电影。

他对1905电影网表示,自己万万没想到写的这个本子能让他从拍电视栏目剧变成电影导演,更没想到能邀请朱一龙当主演,没想到电影最终能扩大到这么大的院线片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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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除死无大事”,《人生大事》以殡葬题材讲生死,在三哥和小文没有血缘关系却近似父女关系的情感里;在三哥送别父亲、承父业的成长叙事里,诠释出普通人对生存和死亡的思考。

这部获得不错反响的火热之作如何创作出来?导演刘江江说,从各方面做到“深情、可信”,再到“有情、有趣”,是他们把握住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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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大事》导演刘江江

电影打造烟火气

人物口音有细节,“莫三妹”藏彩蛋

“选拍摄地的要求是三个关键字:烟火气。”

刘江江说,《人生大事》选择在武汉取景拍摄,是因为武汉和主创想追求的影像和故事上意象严丝合缝,特别贴近,有一种“在人间”的感觉。

电影对人物也要求有烟火气,希望三哥一出场,就让人意会到,“我有一哥们儿就是这样,他就是这么走路,他就是这么抽烟,他就是这么蹲着,他就是这么说话。”

导演在华北农村长大;拍电影前做过民生记者;在电视台做了七八年的栏目剧《村里这点事》,接触的全是农村老百姓的故事。改拍电影,他在潜移默化里就擅长捕捉、构建这种有烟火气息的现实生活和草根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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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是一座汇聚许多外来人口的融合型城市,电影里的主要人物也特别设置来自不同地域——三哥是武汉的;小文是四川的;建仁是广西的;白雪是东北的。

如果仔细注意,会发现三哥的口音有很多变化细节。这对朱一龙的表演提出了更多要求。

朱一龙本身是武汉人,在片中跟家里人和本地人,得说纯正的武汉话,但对外来的人,他就要说“弯管子”的普通话,“其实他的口音是有至少两到三个程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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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注重真实细节,小到一个烟盒,一副手串,都得做到从生活中来,符合人设和故事逻辑,不纯粹为了奇观。连电影里的人物名字也藏有巧思。

很多观众不理解为什么三哥本名叫“莫三妹”,导演解释,这是电影设下的“彩蛋”。从他的角度说,一方面三妹不是“妹”,从名字上可以反衬人物性格,同样小文也不“文”。

另一方面从这个名字可以反映出,三哥一直误以为他爸、他姐看不上他,但恰恰这个温柔的名字,衬托出家人对他的宠爱和疼惜,更好地表现出三哥与家人的羁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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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一龙有变脸式的演技

杨恩又的表演“扎”到心里

对比以往角色,朱一龙的这次表演突破性很大。他个人温文儒雅、谦逊有礼的形象气质,与满身痞气、满嘴“老子”的三哥相比差别很大,导演起初也对两者的适配度有些担忧。

为塑造角色,朱一龙剪寸头、涂黑、增重,学殡葬师的入殓手艺,学“街溜子”的说话和行为风格,由外入内地改变自己。一到片场,投入到戏里,一下子完全消除了刘江江的顾虑,“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他真的是一个很牛的演员。”

刘江江认为朱一龙是“变脸式的表演”,突破了在剧本阶段、预拍阶段能够想象的上限,“就像孙悟空一样有七十二变,真的是惊喜,是出乎我意料的那种舒服。他整个人赋予了这个人物一个灵魂的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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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哥是典型的硬汉柔情,他逢阵必输,但总有一颗仗义出手的心,导演形容他就像国产的当代堂吉诃德。他被父亲、大姐、前女友、老六和小文等人不断拉练,好比孙悟空历经八十一难。

朱一龙拍这部戏也是一个不断拉练的过程。比如一场在天桥上奔跑的戏,在武汉最炎热的天气下,两个摄影师轮着拍他,就连续拍了近40条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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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起初哭闹找外婆、处处闯祸的“小哪吒”到体贴设想帮助三哥、心思细腻的“小大人”,小文和三哥那种表面执拗、内心柔软的性格有相似之处。杨恩又和朱一龙的表演同样是相辅相成。

刘江江没有让他们在拍戏前培养人物感情关系,“就怕太熟了”。电影不是顺拍,往往前一场戏,他们要像父女一样亲密,下一场戏就要演两人互不对眼。

在导演看来,两位演员很神奇,好比有开关,一开拍就能马上进入到该有的情绪里,一喊卡两人就变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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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拍三哥和小文互动戏的要求是要拍到惊喜,“如果今天没有惊喜,可能这场是不成功的。”

杨恩又的表演就带给大家很多惊喜,“几次情绪我们想要的点位,她基本上没有一次让我觉得这个劲儿不对,能给出来几种。”

有时候,杨恩又的走位是错的,反应也不是原先设定的,“但是她那个戏演出来就扎到你心里去了。”导演想了想,这也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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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设定哭片,但每次看都会落泪

希望电影有共鸣感

《人生大事》是一部“好哭”的电影吗?

刘江江坦言,他没有刻意设计催泪戏,也没有明确把本片设定为“哭片”。不过的确,他在拍片时看三哥和小文的戏,时常会动容落泪。“经常拍着拍着一回头,发现场记在抹眼泪,制片人也在抹眼泪。”

现在他已经看过很多遍电影了,“但是每次看的时候,还是能看到让我落泪的地方。”比如三哥给小文过生日、小文离家后与三哥重逢的戏,都让他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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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人生大事》的题材和品相和《你好,李焕英》《送你一朵小红花》《我的姐姐》等家庭亲情片属于同一序列。这类电影在这几年的电影市场里,无论是口碑还是票房都有优异表现。

刘江江认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情感和观影需求,这类电影的成功之处就是让中国观众有共鸣感。如同他对《人生大事》的明确定位:一部大众化的商业电影,有好看的故事,让大家看完有感触。

这种共鸣感的初始点,首先源自导演本人。是一种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和一次迸发灵感的偶遇时刻,催生他想拍出这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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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江江生于木匠家庭,家里会制作棺材。小时候他经常偷偷躺在棺材里,浑身盖满刨花,他说太阳一照,尤其是松木、柏木那个味特别好闻。小孩子看待生死的视角,从这里萌芽。

还有一次是他在傍晚时分,看到一家殡葬店,一辆面包车在门口倒货,一个小女孩在店里写作业,爸爸在干活。小女孩桌上有一个暖色的灯,照亮着这家殡葬店,那种在角落里也有春天的感觉击中了他。

以家庭去理解生死的视角,也从这里诞生。很快,刘江江写出了电影剧本的第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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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电影拍完上映了,虽然是丧葬题材,刘江江认为中国人对待葬礼的态度是浪漫的,是彩色的,就像电影里的“茄子和黄瓜”,就像三哥让父亲的骨灰冲撒在高空,绽放成烟花。

“我们想输出的那种情绪是,让大家觉得应该享受生活,应该珍惜生命,应该好好的去见我想见的人,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很多观众对《人生大事》的评价不是好哭,是笑中带泪,是悲喜间有暖意。“无论命运的坦途沟坎 / 总有温暖的夜”,好比《人生大事》主题曲这样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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