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半生缘讲的什么（张爱玲的半生缘和十八春有什么关系）

《十八春》是张爱玲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于1950年以梁京的笔名开始在《亦报》上连载，1951年报社为其发行单行本。小说描写了在三十年代末到新中国成立的这段动荡以及转折时期男女主人公世钧和曼桢十八年悲欢离合的故事。1967年，张爱玲改写《十八春》，并更名为《半生缘》。时隔十八年，身处美国的张爱玲为何要改写《十八春》？多数人认为与当时的政治因素有关，但笔者认为，仅仅从政治角度来探讨其背后的改写原因是不够的，笔者将从文本出发来探讨其深层原因。

"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世钧，我们回不去了"

从文本来对比《十八春》和《半生缘》，《半生缘》对《十八春》的改动并不仅仅限于结局。首先，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做出了调整，前者采用的是倒叙手法，展现的30年代末到新中国成立初十八年的故事，后者的结尾是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作者熟悉的年代;其次是政治色彩的淡化，《十八春》中歌颂共产党、抨击国名党的文字在《半生缘》中几乎无迹可寻；最后的故事结局的变化，《半生缘》相比《十八春》最明显的是小说结局的区别。由于作者创作意旨的不同，《十八春》中的男女主人公最后都投身于新时期的东北建设，而在《半生缘》中，结局在曼桢和世钧、翠芝和叔惠两对恋人相遇后便戛然而止。曼桢的一句"世钧，我们回不去了"无处不表明曾经的山盟海誓都敌不过现实，既然已经分离，又何必重逢？使得小说结局更显沧桑和悲凉，体现张爱玲一贯的冷峻。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也许眼睛一霎，就错过了"

中国在二十世纪前五十年代正处于一个混乱的时代，然而这一时代却培养出张爱玲的一个观点，政局是循环地潮起潮落，她于此玩世不恭——"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两者的不同也在于这层多出来的态度。从《十八春》到《半生缘》是一种"历史的消退"，正如她自己所谈到的，要让国族命运宏大叙事只作为私人感情的背景板。在她笔下，不谈以及解构政治和历史就是她对待政治和历史的立场。一些台湾的学者认为《十八春》是应制的违心之作，《半生缘》才是体现率真本性之作。王德威先生也认为张爱玲短短几年里左摇右摆，哪里是张的本意，是身不由己。

张爱玲对《十八春》进行修改，除了考虑当时出版的需要，和张爱玲当时的创作主张以及艺术追求都有很大的关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被政治找上的张爱玲感到惶恐与不安，《十八春》就成了这一特定时期对人生现实思考的一种表露，因而第一次在作品中表现了作者明显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性，同时说明张爱玲在新环境下不得不思考有关政治的问题。可以说《十八春》是时代的产物，体现作者努力向主流靠拢，在作品中展现时代与人物的命运关系。当然，很多人都注意到，张在这方面的驾驭能力尚未欠缺，突兀的结尾与整个作品不太和谐。

张爱玲是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对人生总带着嘲讽和戏谑的意味。"时代是那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1967年，张爱玲到达美国十年后开始对《十八春》进行改写，当问及为何要改写时，我们可以看出的是张爱玲对自身文艺观的一种坚持。少了政治的束缚，同时为了打开海外的圈子，张爱玲的改写必然回到她熟悉的天地，描写男女之间那没有光的爱情——回到"没有光的存在"。《半生缘》一改《十八春》中带有希望的圆满结局，给予读者更多苍凉人生的回味。与《十八春》相比，《半生缘》无疑更多地显现出主体意识原性的真实。

从此我们可以得知，《十八春》 到《半生缘》的改写，原因是作者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创作观念的不同，后者更符合她一贯自我的自由主义的创作主旨，是作者真我的表现。

止庵认为，《半生缘》的故事颇具传奇性，最看重的还是作者关于人物心理情感的日常生活细节的细微描写，也正因此将通俗小说升华到高雅深沉的高度。《半生缘》的总主题既是：无缘。

张爱玲还是张爱玲，她把《十八春》紧握的拳头松开了，在《半生缘》中又做了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