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外交家照（民国第一外交家从天津娶走两个小姐姐）

顾维钧为严幼韵戴上结婚戒指

严幼韵（左）与92岁生日时的顾维钧

左边这位笑得满脸慈祥的老太太是天津出生的，被封为“民国最后的大家闺秀”的严幼韵，而帅气的老爷子是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

顾维钧曾代表中国参加过巴黎和会，有学者认为他打破了西方“绅士外交”的传统，让群众，也就是中国人的声音进入国际舞台。他个人更是历经中华民国多届政府，是中国真正的“职业外交家”，即不分政治派别，不分政治信仰，一心一意为“国家”而不是任何一届的政府或党派办事。从而使得外交官作为一项职业，外交学作为一项学科能够独立起来，而不是政治的附庸，政治家的仆从。

斯人已逝，后辈唯有瞻仰。

作为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与天津情缘不浅，最深厚的当然是他留在天津的一所小洋楼，和他娶走的两位天津小姐姐——唐梅和严幼韵。

“顾维钧故居”是一幢三层小楼，建于20年代末，位于天津旧英租界推广界盛茂道（今河北路民园体育场旁）。小楼非常考究，占地面积共1320平方米，建筑面积1547平方米。主楼三层，砖木结构。共有楼房35间、平房2间。建筑立面为红缸砖墙。窗子与拱券相结合，楼前有一对巴洛克式麻花立柱，墙面是红色缸砖，楼内的地板和楼梯都是进口的菲律宾木。因其紧邻五大道的核心区民园体育场，所以也就自热而然成为旅游景点。《大决战》《大转折》《弘一法师》《影后胡蝶》等影视剧也都曾经来这幢小楼取景拍摄。

顾维钧天津故居

在天津有了房子，顾大才子对天津的小姐姐也是情有独钟。

首先和他情投意合的，是顾维钧亦师亦友的唐绍仪之女，唐宝玥（唐梅）。

其实顾维钧当时已经结果一次婚，那是与上海名中医张聋澎的侄孙女结为伴侣，由于这次婚姻主要在双方父母逼迫下完成，并非他的本意，加之二人婚后并无夫妻之实，而且很快协议离婚。所以，在顾维钧心里，他真正意义的爱情生活开始于第二次婚姻。

唐宝玥（英文名May，故又叫唐梅），是唐绍仪的大千金，籍贯是广东，在天津长期生活。唐在北京做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时，为了安全方面的考虑，将家人安置在天津的寓所。唐小姐因念父心切，时常从天津到北京去看望父亲。有一天，顾维钧在去总理府的时候偶然遇见唐小姐，后者虽无倾国倾城之貌，但其良好的修养、大方的言行还是给顾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之后，顾维钧在北京一次专为官员子弟举行的野餐会上再次遇见了唐小姐，二人还没来得及攀谈，唐小姐便有事中途退出了，这使顾维钧很是失落了一段时间。

顾维钧和唐梅

来到天津后，顾维钧在唐府再次见到了唐宝玥。多次接触之后，两颗年轻的心彼此吸引了。唐绍仪似乎也看出了一些苗头，当然，如果女儿能够有这样一个好归宿，正合了他的心意。于是，唐老先生开始想方设法刻意为两位年轻人营造单独见面的机会。每天，他都邀请顾到家中吃午饭和晚饭。吃过午饭之后，唐老先生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拜托顾维钧陪女儿上街为家中采购。这样一来，顾维钧和唐小姐在天津压马路的机会就增多了，他们一起上滨江道购物，上天仙茶园喝茶，上权仙戏院看戏，两人的恋情逐渐白热化。1912年8月，顾维钧乘船回上海看望父母，唐宝玥正好也坐同一艘船去上海看望很久不见的姑妈。一同赴沪的旅途生活使二人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程度。所以，当年从上海回来之后，两人就火速在天津订了婚。

1913年6月4日，顾维钧和唐宝玥在上海虹口花园正式举行了婚礼。二人婚后感情笃深，1915年，顾维钧出任美国公使期间，唐宝玥在华盛顿为顾生下长子顾德昌；1918年，他们的爱女顾菊珍出生。

顾维钧夫人唐宝玥与长子顾德昌。1917年摄于华盛顿

看照片，唐梅夫人也是典型的知识女性长相，后来顾维钧在评价这桩婚姻时总结了一个关键词——“主贵”。

1915年，由于袁大总统的破格重用，顾维钧年纪轻轻就出任驻美公使，妇人唐宝玥自然随行。到美国之后的3年内，他们相继有了长子顾德昌和长女顾菊珍。此时的顾维钧可以说刚刚开始自己的外交事业，因此夫人的襄助就格外重要，而唐宝玥也确实圆满地扮演了这一角色。她一方面要照顾家庭和孩子，同时还作为公使夫人常常出席各种交际活动。

1918年10月，恰逢美国有两大外交盛会同日在华盛顿和费城分别举行。顾维钧因分身无术，无奈之下只好让夫人选择一处代表自己出席。疼爱丈夫的唐宝玥便主动要求去路途遥远的费城，不成想这次赴会竟成了悲剧。原来当时爆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疫病——西班牙流感，唐宝玥在返回途中不幸染病，回到华盛顿后便病倒了。由于当时的医学并不像如今这样发达，即便顾维钧使出浑身解数，仍无法阻止爱妻两天后撒手人寰。爱妻之死，对顾维钧而言犹如晴天霹雳，他甚至为此向北洋政府提出辞呈，但因巴黎和会召开在即，遭到拒绝。

严幼韵年轻时风姿绰约。

晚年的顾维钧，又从第四任妻子严幼韵那里得到了另一份爱，他再次找到了一个可以相守的知己。而这个女人是地地道道的天津生、天津长的严幼韵。

严幼韵的籍贯是浙江宁波，少女时期就读于天津中西女校，后来考入复旦大学，也是位德才兼备的女才子，因为老是开一辆被叫作“爱的花”（“EIGHT-FOUR”）的车，人又长得漂亮，所以被称为“爱的花”。她的丈夫杨光泩，也是一表人才，在外交界工作，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在日军占领马尼拉期间遇害，留下了严幼韵和三个女儿。

1946 年6 月，顾维钧调任驻美大使，兼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这时严幼韵也到了美国，顾维钧还为她在联合国安排了工作，常常从华盛顿前往纽约去和她相会，这样，黄蕙兰就成了空头夫人了。

1959 年秋，和黄蕙兰离婚的顾维钧终于和严幼韵结婚。严幼韵没有当总理的老爸，也没有开糖厂的老爸，是个普通的离过婚的妇女，却因为善解人意、体贴入微而为顾维钧所深爱。据说有人曾问过顾维钧四任夫人中最喜欢谁，顾维钧说是严幼韵，因为她最了解他和照顾他。

这位因爱而与顾维钧结合的夫人陪他走到了人生的最后，1985 年11 月14 日，97 岁高龄的顾维钧与世长辞，他和唐梅的儿子顾德昌指着严幼韵对别人说：“如果不是她，父亲的寿命恐怕要缩短二十年。”

严幼韵参加活动。

严幼韵在马尼拉欢迎张乐怡（站立，中间）的晚会。站在她身后的是麦克阿瑟，右边是赵四小姐。

严幼韵与董建华

在过了百岁之后，天津老太太严幼韵的麻将打得越来越少了，但每年大大小小的派对必不可少。每次见人，她仍然是当初大家闺秀的做派：要穿精心剪裁的旗袍，描红妆，洒香水，拢好头发，踩上高跟鞋才肯出现。

有人说这是沪上海派，其实这是北洋津派。

何玉新先生写了《顾维钧与中国大戏院》一文，给晚辈涨了见识。原文如下：

顾维钧为天津留下的最强印记，是中国大戏院。天津是戏曲、曲艺大码头。所谓北京学艺，天津走红，上海赚钱，说的就是艺人若想成角儿“修成正果”，必须经历这三个阶段。

30年代，天津有名的剧场主要有南市“大舞台”、明星大戏院、北洋大戏院、新明大戏院（后人民剧场）、天宝戏院等，但相对来说，开业时间都比较久，设施与北京、上海最好的戏院相比有些陈旧。

当时周信芳来天津在北洋大戏院演出，住在劝业场对面的惠中饭店。惠中饭店股东之一、供职于法租界工部局的周振东和总经理孟少臣设宴款待周老板。

（右一顾维钧）

饭局上，周信芳感慨，北洋大戏院旧了，地方窄，演出效果并不太好。孟少臣提议，可以建一座和上海天蟾舞台一样戏园子。梨园行的人都讲义气，周信芳立即承诺，如果周总、孟总能出面组织建一座新园子，他也愿意出一份资、尽一份力。而且如果天津有好戏院，他一定会经常来津门献艺。

周振东、孟少臣觉得这是天大的好事，第二天便开始分头行动，各自邀集商界名流入股参股，又说服马连良、姜妙香、尚绮霞等京剧名家参股，再加上周信芳，一共筹措了50多万银元。

（顾维钧）

接下来就是选址。周振东与顾维钧相熟，此事也巧，顾维钧刚刚做为国联中国代表出席了国联第14届大会之后，告假返回国内。周振东知道顾维钧在法租界狄总领事路（今哈尔滨道）天增里旁边有一块地皮一直空着，这个地点紧邻劝业场、惠中饭店、交通饭店、国民饭店、法国花园，位置得天独厚。他找到顾维钧，请他帮忙。顾维钧慨然应允，出让名下这块三亩八分七厘的地皮，作为剧场用地。

顾维钧虽然是海归，但对京剧也算是情有独钟。因为那个时代京剧是国剧，中国人没有不爱看京剧的。顾维钧曾给袁世凯当英文秘书，有一次京剧名伶奉命到总统府演出，顾维钧第一次见到台下的梅兰芳。当时清朝刚刚完结，人们见面还是习惯打千。顾维钧是官员身份，有人把梅兰芳介绍给他，梅兰芳还对顾维钧施礼打千。后来两人还有过几次见面，握手示意，成了朋友。

（陈道明演的顾维钧）

梅兰芳是把中国京剧介绍到世界舞台的第一人。外国贵宾到北京必看故宫和“梅戏”。顾维钧做外交部长时，烦请梅兰芳在家中招待外宾，十几年中，梅兰芳在家举办过上百次茶会，接待过六七千位外宾。顾维钧也为梅兰芳走向国际舞台起到了推动作用。

地皮有了，新戏院的工程包给了法国乐利建筑工程公司，由瑞士工程师洛普和英国工程师B·C·扬联合设计，于1934年动工，两年后正式竣工。这幢建筑局部高五层楼，剧场采用大跨度钢架穹顶结构，弧形舞台规模宏大，剧场内有三层观众席，一共2380个座席。

（今日天津中国大戏院）

这座戏院最初的名字是“天津大戏院”，但大楼盖好之后，孟少臣觉得“天津大戏院”不够响亮，于是改成了“中国大戏院”。中国大戏院开幕的日子是1936年9月19日，两千余名嘉宾出席开幕典礼，马连良亲自主持，时任天津市市长张自忠为戏院剪彩。

开幕日当晚7点半开锣演戏，许多观众买了站票，场内座无虚席，过道内也挤满了人。舞台帷幕拉开，一幅骏马拉着古战车的天幕呈现眼前，在马富禄的《跳财神》、马连良的《跳加官》后，方连元主演了《蟠桃会》，林秋雯、马富禄合演了《女起解》。大轴是全本儿《群英会·借东风》，马连良先扮鲁肃、后又扮孔明，叶盛兰扮周瑜。

（中国大戏院股票）

当时舞台演出没有扩音设备，中国大戏院的剧场设计非常讲究建筑声学，距舞台最远的观众席也能听得清演员的唱词。在视觉上，即使人在离舞台最远的座位，视野也非常开阔，舞台上演员的一举一动都能看得非常清楚。

开幕首期，马连良的“扶风社”连演18天，场场爆满。随后，梅兰芳剧团在中国大戏院亮相，头一晚压轴戏是梅兰芳、马连良的《汾河湾》，大轴戏是杨小楼、梅兰芳的《长坂坡》，之后连演25场，场场大戏。那年梅先生42岁，正是艺术鼎盛期。杨小楼与梅兰芳合作演出后回到北京，两年后在北京病逝；此时抗战爆发，梅先生蓄须明志，拒绝为日本人演出，直至13年后，梅先生才重返中国大戏院同观众见面。

（中国大戏院广告）

建中国大戏院共筹资50余万元，开幕两期演出，戏院便已净得纯利9万余元。随后几年，中国大戏院好戏连台，周信芳、李少春、言慧珠、金少山先后登台。梨园行开始流传一句话：“唱红‘中国’，中国唱红。”中国大戏院与上海天蟾戏院、北京长安大戏院共同成为当时中国戏曲艺术的重要舞台。

中国大戏院有一套完善的服务措施。女招待穿着白色学生装，男招待一身白色中山装，观众刚走到大门口，就有两名少年拉开大门热情迎宾。二门前两旁设有售票室，对面有衣物寄存处和小卖部，两部电梯供观众上下楼，电梯旁边有电话室，观众可免费打电话。来雅座包厢看戏的，有专门的茶坊沏茶倒水，端上瓜果梨桃、瓜子花生栗子桂圆。这样的服务和设备在北方堪称独家，即使是今天，仍是剧场很难达到的标准。

（顾维钧书法）

50年代，诗人鲁藜、作家何迟、曲艺名家丁元相继做过中国大戏院的经理，因为来演出的都是大角儿，文化稍差一点儿的，压不住场子。除了京剧之外，评剧皇后白玉霜、名家刘翠霞、新凤霞；河北梆子名家金宝环、银达子；豫剧黄后马金凤等也都曾来此演出。

时至今日，这座大戏院仍是中国京剧界的一块阵地。郭德纲成立德云社后第一次回天津演出，也是在中国大戏院。说起来，这也可以算是顾维钧为天津，为戏曲界的一次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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