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线影评（豆瓣日记:策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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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策兰在颁奖会上

《罂粟与记忆》（Mohn und Gedächtnis）

《罂粟与记忆》1⃣️1953年由在斯图加特德国出版社首次出版时，保罗·策兰（Paul Celan）正好33岁，还不怎么著名。当时外界的一致评价是：它是对诗人策兰多年努力写作精选成果，与当时很多同时代的抒情诗人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同时也希望大家得到比诗歌中暗示性描述的、可怕的现实的意义更多的现实意义。

阅读时，读者会深深感觉到，保罗·策兰在诗歌写作时，娴熟地抛弃那些解释性质的、生动的、丰富的形容词，诗句变得越来越简单和紧密、外观则更加独特、纯净而极富跳跃性：它们是声明、要求和呐喊。

德国有句俗话说的好，只有在咒语、祷告和魔术三者并存时，真实的经验才能体现出真理；只有在道中才能增加真理的经验。（Der Beschwörung, Gebet und Zauber zugleich ist, kann das Erlebnis des bloß Wirklichen zur Schau einer Wahrheit werden. Nur im Wort kann das Erlebnis dieser Wahrheit gewachsen sein. ）策兰坚信：文字的力量，足以从破碎的现实中创造出完美。诗歌中的每一个字、词、甚至它们的顺序排列，都饱含着诗人的秘密和深切含义，最主要的是让这个词听得见、拥有其独特的声音、被听见。

原创作品中的悲怆（Pathos）反而表现为无情的愁绪（Schwermut）；而愁绪一词是策兰诗歌中少数抽象词汇之一，因为阻止绝对的情感感受已经超越了当时、当地的极限时，一触而发的情绪。只有在这些谜语般的词句的神奇魔法般的保护之下，爱的力量（没有它就没有艺术）才能畅通无阻，而世界也因这些词语的帮助才得以净化，变得和蔼可亲。身处在这种如此激化的世界中的意义和秩序，不仅没有任何逻辑性，甚至可以说是彻头彻尾荒诞不经的。只有当梦想和心灵相互之间联系更加感性和有意义时，只有当我们允许有意识地思考时，它们就会离我们很近。

当时只有33岁的策兰，已经在异国他乡之地——巴黎徘徊多年。比任何其他德语作家做的更多和更好的是，他利用超现实主义的风格手段创作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创作风格：意义的换置、含义的互换、在普通寻常的诗句中看似不兼容的词语藕合、以及从中创造出的一种直接的、崭新的、非同寻常的标志。

你想的和我一样：巴黎的天空，那束 巨大的秋水仙…… 我们从卖花女孩那里买到了心：

它们是蓝色的，在水中盛开。 我们的房间开始下雨， 此时邻居进来，勒松斯先生，一个 瘦小的男子。 我们打牌，我的瞳孔迷失； 你把你的头发给我，我输了，他将我们打得 一败涂地。

他向门外走去，雨跟他一起。 我们都死了，然而能呼吸。

原诗歌

Du denk mit mir: der Himmel von Paris, die große Herbstzeitlose ... Wir kauften Herzen bei den Blumenmädchen:

sie waren blau und blühten auf im Wasser. Es fing zu regnen an in unserer Stube, und unser Nachbar kam, Monsieur Le Songs, ein hager Männlein. Wir spielten Karten, ich verlor die Augensterne; du liehst dein Haar mir, ich verlors, er schlug uns nieder.

Er trat zur Tür hinaus, der Regen folgt’ ihm. Wir waren tot und konnten atmen.

这个时期的策兰的诗歌，主要是描写兄弟姐妹意义上的爱情诗歌。它们正在寻找一个“你”，可以与之畅谈，可以将敞开自己的世界，并将它赠送给你的那个“你”。它们让你感觉到生命力是多么地旺盛，每天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纯洁、深入、亲密无间。同时它还讲述了不当的行为、疏忽、失败、贫乏和无法实现的——内疚感。但是这些诗歌充满着一种力量，促使着一个我还有一个你，勇敢地拥抱我们的生活、自我救赎。

1938年策兰证件照

布满低地的草甸（Weissengrund)

(Wiesengrund，实际上很多的意思，本文的标题是它的字面含义，其他时候的大多数用作地名和人名，其中人名中最著名的，也是和本文主角联系最密切的，伟大的哲学家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的真名就是西奥多·路德维希·维森伦德*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这也是这篇文章以此为标题的原因）

两人见面

1959年春，保罗·策兰购买到阿多诺的著作《文学笔记》（Noten zur Literatur）2⃣️，并且首先阅读一篇关于关于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另一位侨居巴黎德语诗人——的文章，但是其中阿多诺的写作方式、形式、以及内容，将德语语言改变得非常陌生。

随后，同一年的七月，策兰携妻子和儿子一道前往瑞士小镇锡尔斯-玛利亚（Sils-Maria）3⃣️，去奔赴和阿多诺约定的会面。不过，旋即他便回到巴黎，错过了与阿多诺见面的机会——“不是偶然的”，后来策兰承认。之后，他发表了一篇散文《山间对话》（Gespräch im Gebirg）4⃣️，其中内容以两个犹太人——大犹太人（Juden Groß）和小犹太人（Juden Klein）——的身份进行的对话；副标题是关于这次被错过的见面会。

在这篇文章特别手写版中，策兰提到了会面地点锡尔斯-马利亚说：“它是我和阿多诺教授先生会面的地点，因此，我不禁会猜想他应该是一位犹太人”。这样的想法主要是因为，阿多诺原名是维森伦德（Wiesengrund），而现在的名字是这个原父姓的缩写或改写——然而，这种批评出自策兰之口，好像很奇怪，因为诗人自己的名字Celan，是将他原有的姓氏“安策勒”（Ancel）用易位构词（Anagramm）的方式改变而来的。

此后，虽然策兰和阿多诺一次又一次试图进行对话，但是一次又一次的无法成行。

1964年 阿多诺

两人的名言

很多因素成就了策兰，使他成为描述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的诗人，其中他的最著名的诗歌《死亡赋格曲》（Todesfuge）写作和发表是关键元素之一。《死亡赋格曲》描述了一种，身处在语言摇摆的节奏和极度恐怖的行为之间的，那种无法忍受的紧张的生活。诗句“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Der Tod ist 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成为了纳粹种族灭绝政策的象征。这个诗句，正好击中在德国人最敏感的方面：其中包括有他们的工作精神、优质产品、工作价值和高超技能、名歌手（ Meistersinger）和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arts）等等。而现如今昔日荣耀的“大师”（Meister）一词，凭借其强大的诗意的权威，成为了种族灭绝的代名词。

而上个世纪五O年代，阿多诺在他的著作中同样写下了一句同样象征意义的，方向和策兰截然相反的名言：自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同时它还吞噬了我们的智慧，宣告如今写诗已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在阿多诺写出这样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词语是，他还没有读到策兰的诗歌《死亡赋格曲》。

而在策兰方面，正如约阿希姆·塞博士（Dr. Joachim Seng）5⃣️后来证实，策兰其实知道这一具有挑战性的学术文章，还对一篇来自自己的诗集《转动呼吸》（Atemwende）的评论圈的学术报告发表了评论：奥斯维辛之后没有诗歌（阿多诺）：这里的“诗歌”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如此的自负，这是来自夜莺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假设和推测的报告——或者出自画眉鸟的视角的考虑或报道。（约阿希姆·塞博士所著《“真实瓶中信”。关于西奥多 W·阿多诺与保罗·策兰之间的关系》一文，来自：《法兰克福阿多诺文章散叶 第八集》慕尼黑出版2003年版，第156页，第七次修订2007年版，第162页）6⃣️

两人之间的陌生感

此后，阿多诺在1966年出版的《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n Dialektik）著作中，有关奥斯维辛和它之后的诗歌写作的批判口气要缓和很多，然而，在策兰和阿多诺之间陌生感依旧存在。

上个世纪六O年代，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后面的文章中将进行详细的讲述），克莱尔·戈尔（Claire Goll） 指控策兰抄袭事件喧嚣尘上时，策兰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新的反犹太主义运动的受害者。1962年一月23号诗人写给阿多诺的信件中写道：整件事件就是一种德雷福斯事件的翻版，所涉及的人物，绝无仅有的都是那些所谓的精神精英们。——《西奥多·W·阿多诺与保罗·策兰。信件来往 1960年－1968年》 （Theodor W. Adorno und Paul Celan. Briefwechsel 1960 - 1968），出现在同一本著作中。

阿多诺的态度有点出乎意料，不管是对无耻的剽窃指控还是对诗人的极端反应都没有表态，而深陷此次丑闻的策兰，早已无法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于是在此期间，将所有的一切归咎于在他的诗歌批评者和阿多诺自己之间的共谋：

不是 离断－，不是报告－ 格伦第格， 你写下，那个 但是形式，你 面对 一把 刀

nicht ab-, nein wiesen- gründig, schreiben sie, die Aber-Maligen, dich vor die Messer.

阿多诺对策兰的评价

阿多诺原计划写作一篇关于策兰的文章，没有成文，同样没有写就的还有一本策兰很希望见到的著作。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在他的哲学专著《美学理论》（Ästhetischen Theorie英文pdf）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可以从一些句子中找到哲学家的阅读和写作方向的暗示。其中他称赞策兰为： “当代德国诗歌中密封诗歌最重要的代表（bedeutendsten Repräsentanten hermetischer Dichtung in der zeitgenössischen deutschen Lyrik）”。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阿多诺言语之间的德国诗歌也好，密封诗歌也好，所指不是策兰的最著名的《死亡赋格曲》，而是诗人后来的作品：策兰的诗歌通过保持沉默来表达终极的恐怖。这样以来，它们表达的真理内容本身就变得非常的消极。此外，它们模仿那些无助的人的语言，虽然是有机的，但死者都是石头和星星。

这些说法或看法或结论都没有错，只是没有任何灵感的判断，另一方面，它依旧只是对个人诗歌的解读。为此，诗人和评论家维尔纳·克拉夫特（Werner Kraft）以更清晰的阿多诺的犹豫为背景，在他的著作《举手之劳》（Kleinigkeiten）的小插曲中描绘了一幅场景：

我至今还记得早法兰克福和阿多诺的对话，那个时候我曾说过，策兰给我的印象是，那种在创作作品出来之前就已经出来的人。对于这样的说法，阿多诺表示非常奇怪，因为他的妻子也经常表达同样的看法。然后，他还告诉我他的关于策兰的写作计划。总之，我无法消除这样的一个印象，不仅是来自他的看上去非常明智的夫人关于策兰的想法，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借用他妻子的话说出了想法。

约阿希姆·塞博士并没有使用这个材料依据。然而，来自克拉夫特的笔记也有一个不争的事实，上个世纪六O年代，阿多曾经用程度不一样的方法和态度对待其他的诗人和他们的作品：由阿多诺选编的鲁道夫·博拉查特（Rudolf Borchardt）的诗集，被选入《苏尔坎普图书馆》出版系列里出版，其中有一句诗句：

除了噪音，我一无所有

Ich habe nichts als Rauschen

在评论时，阿多诺提到了黑格尔的一篇文章。

此外，还就作家威廉·莱曼（Wilhelm Lehmann）的诗歌科学和诗学（Poetologie）理论，撰写了一篇表示共鸣和支持的态度的评论文章。事实上，阿多诺对诗歌的真正地喜爱态度，似乎与他的著作《美学理论》的伪装的“更加保守”的态度截然不同。

1960年颁奖大会

戈尔黑皮书

1949年11月，策兰手持八朵玫瑰和一本诗集“来自骨瓮里的沙”（Der Sand aus den Urnen），找到了伊万·戈尔（Yvan Goll）。这次会面气氛非常友好和愉快，“上个星期天，我去拜访了伊万·戈尔——一个真正的诗人、一个绅士，我在巴黎拜访的第一个人。”相互之间，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策兰毫不掩饰地向戈尔的夫人、诗人克莱尔·戈尔（Claire Goll）表示自己的敬意和对她丈夫的赞美：“开始我们担心，您可能写作诗歌，但不一定是诗人。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您是一位诗人、一位真正的诗人。”

很可惜的是，诗人之间的互相爱慕和怜悯的时间可能会很短，因为当时戈尔已是白血病晚期，到了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但是策兰随后定期地经常性的前往Neuilly医院探望，在病房里，他会给垂死的诗人朗读自己的诗歌、翻译戈尔的法语诗歌等等，诗人的妻子克莱尔始终伴随左右。她很清楚，只是一味的悲伤毫无用处，于是向其他的诗人朋友恳请，一起帮助完成自己丈夫的遗愿——最后一本诗集《草本之梦》（Traumkraut）编辑出版。当时来自德国、奥地利、法国、挪威和美国的诗人纷纷聚集起来，为诗人出资捐血，献上自己可以称为“世界上最高贵、最友爱的”一份心意。最后，《草本之梦》被注入了“十六位诗人的心血”。

黑皮书的诞生

如此感人的故事完美得不真实，真实的故事永远不会完美。

策兰的朋友克劳斯·德穆斯（Klaus Demus）捐血；策兰自已由于血型不同，无法献血；输血治疗，只有那些通常的供体可以使用。巴巴拉·韦德曼（Barbara Wiedemann）——一位对策兰早期作品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诗人——决定致力于后来被美其名曰“戈尔事件”（Goll-Affäre）的调查和研究。当她阅读那些强大的文字档案时，其中发人深省的细节，使她陷入惊吓和恐怖的深渊，无法自拔。

事实上，这件美好的举动从一开始就成为了一个常年的令人困惑的噩梦：克莱尔·戈尔把死去的诗人放在了与那位成功的年轻人对立的位置上，然后反反复复、多次以剽窃抄袭和个人诽谤的罪名指控保罗策兰。策兰自己作为一个诗人、一个人和一个犹太人，再次感受到灭顶之灾；如果没有那些过往，他受到的伤害将难以想象。当时他和他拥护者们面对着不可控的来源和事实情况从没想到过成功，毫无保留的公开、“骂名”（策兰和支持者之间的密码）的结论，难道一点点后期的研究的可能性都不存在吗？威德曼证实了可能性是寻在的，而且很大。

让她决定去调查清楚的原因，当然不是因为起诉书推动，而是她自己坚持不懈的、几乎是刑事犯罪的实证主义的做法。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接近不平行的“平行机构”、揭开迷宫的事实、理清令人困惑不解的编辑关系。在调查过程中，巴巴拉·威德曼评估了和深入研究策兰以及戈尔夫妇的所有遗留文件、其中手稿的年代、文字内容、打开了绝密和隐藏的文件、采访和询问当事人——近70个知情人位列感谢名单中。

所有这一切都藏在这些文件，从评论和注脚到附带文件，仿佛一个闻所未闻的复杂的机器设备；一个反驳者，面对克莱尔添油加醋的做法和他们的胜利时写下评语“无话可说”。书籍的最后，这位编辑还写下了一篇文章。最后，书籍终于出版了，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呢？一本克莱尔戈尔黑皮书。

学者发现

戈尔的出版商曾向当遗孀克莱尔戈尔建议，将她丈夫的译作交由策兰来处理，但是克莱尔拒绝了这个建议，而是自己承担了丈夫遗作的翻译工作，到这时，戈尔夫妇与策兰之间友谊最终破裂。文学面临着沉重的个人的侮辱和轻视，而很久之后，克莱尔才非常蛮横地不讲道理地发表了媚俗的说明，把自己装饰了一番。

韦德曼一开始将此事件定性为一个丑闻，随后的冷静地发现加加深和巩固了最初的怀疑。她首先将策兰的翻译打印出来，一丝不苟地仔仔细细地研究：在很多地方，克莱尔的翻译都基于和用到了策兰的翻译规格和指导方针；有些地方会是一整句诗歌；而有些地方则是把策兰的翻译稍微地改动一下，写入自己丈夫的诗文中。

这是一个致命地发现。威德曼法医语言学一样的探险工作，一再证实了他的无辜，没有任何的疑问，而且，在戈尔遗孀的版本实践中，找到了这个愚蠢的抄袭丑闻关键证据；策兰认为自己才是被偷的那个人、甚至怀疑伊万·戈尔本人，曾讽刺地“克莱尔和伊万·戈尔的追授合作”。

而当一位警觉的美国学者指出克莱尔伪造证据，他得到的回答却是：

伪造？……现在，每当我要修改或对一首诗歌进行加工时，我都要询问伊凡的半身胸像，我将它放在我的梳妆台上，它会给我灵感，告诉我什么地方应该进行必要的修改，……所以，现在每每做一件事，如果伊凡不同意，我是不会做的。换句话说，我做的每一修改，都是伊凡同意的，是他给我的灵感。

被操纵的戈尔事件

这样的事件总会参杂操纵行为，对策兰抄袭剽窃的控告也不例外。在事件发展过程中，还盛行着一个令人回味的、当时占据上风的逻辑，为此彼得斯宗狄（Peter Szondi）曾撰写文章，列举了一些证据来说明：克莱尔用策兰的方法来翻译伊凡的文字，以便找到可以指责他剽窃的证据。原告人在剽窃者的帮助下，整理出了一个剽窃的文本，可以产生出希望的效果。

这种所谓“平行设置”的做法和过程，被策兰取名为“抓住小偷”。这种行为看上去似乎很好笑，但是它并非最不重要，特别是早期的手段是其中的一部分。威德曼凭借自己的严谨工作态度，结合巴巴拉格劳尔特编撰的、最齐全的戈尔作品全集作出的评判性的综合分析，把克莱尔的做法放在放大镜下认真审查，最后得出的结果：整个戈尔事件其实就是一个被操纵的事件。

后期才出现的，有关《死亡赋格曲》中的比喻“黑牛奶”的攻击，根据资料显示是最有效的一次，其中还是有被操纵的影子。在伊凡戈尔的诗歌《不败之歌》（Chant des Invaincus）中有诗句：

我们喝黑牛奶 来自苦难的牛

Nous buvons le lait noir De la vache misère

而《不败之歌》在1942年刊登在流亡者杂志上 ，在发表时间上早于策兰的《死亡赋格曲》——1945年策兰写作于布加勒斯特。韦德曼展示了，克莱尔如何将她自己的翻译、一行接一行、通过合唱的格式等等和策兰诗歌做均衡对比的。天有不测风云，在此期间，另外有两个诗人分别证实这个最著名的比喻意像“黑牛奶”首先来自他们，一个是来自布科维奇的策兰同乡马尔古勒-斯佩尔贝（Margul-Sperber）和诗人露丝·奥斯兰德（Rose Ausländer）。

但是一个谜团至今没有解开，即策兰的诗歌《死亡赋格曲》与犹太德语诗人、也是策兰的中学同学伊曼纽尔·维斯格拉斯（Immanuel Weißglas）诗歌《他》（Er）——始作于1944年或者1945年、直到1970年才首次付印出版——之间相似的动机问题。也许这是一种有目的、动机明确的教唆，想给予策兰文字上的致命打击？那次丑闻的毒性一直保持到现在，还阴魂不散？

“声名狼籍”的诗人

威德曼的研究终于解决了“丑行”一词语言学上概念问题。保尔肖律克（Paul Schallück）曾将这个词汇形容为“纠缠不清地疯狂事件”, 在当时很难解开，如今却是很容易的。当首次收集起来的文件摊在眼前时，这个世历史事件的痛苦也一一暴露出来。

1953年，克莱尔和另一位诗人当时学生会成员理查德·埃克斯纳（Richard Exner）联合武装起来，写出了第一封新闻简报，简报的内容就是控告1952年正式出版的、策兰诗集《罂粟与回忆》中所有诗歌抄袭1951年出版的、伊万·戈尔诗集《草本之梦》，至少也是受到启发；而意外地卷入这个事件中的埃克斯纳，对策兰诗人身份和诗歌写作的历史一无所知，马上产生悔悟，徒劳地、企图高贵的方式遏制灾难的发生。他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反感，“一个人处心积虑地想谋害另一个人和作者”，我不应该也无法与这样的人为伍。

接下来在1960年，克莱尔编辑的戈尔的《诗集选》出版发行，为了和这次发项活动做相关的反应，她再次向“渺小的模仿者”发出攻击，这次的攻击形式不再是新闻简报，而是以公众宣传手册的方式宣扬。对于这样的新闻，新闻界自然兴高采烈，谁不想给刚刚获得文学奖的策兰增加一点八卦丑闻呢。韦德曼将这本书看作为一种真正地“新闻宣传生活”：受克莱尔调令和指挥的新助手们，年轻的戈尔专家们用耀眼的倨傲的博士口吻发言 (“人们不应该立即打破保罗·策兰的神话”）。

最终，威德曼收集到了众多文章和读者来信，其中包括她挖掘出来的拒信和撤回的信件，如一股漩流，将她包围起来。诗人朋友、奥地利笔友聚乐部、文学奖的前任获奖者，纷纷来信用各自的荣誉说明情况；朋友彼得斯宗狄（“这是一个人命关天的大事”）转变为语言学家；此外，达姆施塔特学院也积极参与，并为此特地创建了一个研究项目；莱茵哈德多勒（Reinhard Döhl）受弗里茨·马蒂尼斯（Fritz Martinis）委托，布置了“平行机构”的绝大部分，此外还制作了“迁徙图片”，作为一种诗歌意向变化原理象征。不管怎样，这些至少暂时都是一种声音。

策兰保持沉默

但是策兰一直保持着沉默。虽然他积极地给自己的辩护人提供材料和论据，但是空开表示，他永远不会承认“声名狼籍”这个罪名，也不会将自己降低到“恶名昭彰”的地位。虽然话是这样说，当韦德曼第一次将1960年到1962年期间策兰的反应形象整合在一起后，得到的依旧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受到强烈打击的形象。

他对所谓的修辞学（Rhetorik）忿忿不满，人们将他证实为一个“不可腐蚀朽坏的”人——“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我不是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我只是一个人，和您，和其他人一样并无二致的人。”对于多勒的帮助更不开心，策兰认为多勒把他形容成一个“古老的比喻经销商”形象——“诗歌不会出现在那里，诗人更不会出现在那里，专门建立一个‘漫游比喻’站。”最后，他认为每一个变化人的行为是“伪装地散布谣言的人格谋杀”。

很快地他放眼之处，感觉到和看到的都是“纳粹环境”，是在“希特勒复活”背景下的反犹太主义者的阴谋。这仿佛是德雷福斯事件的翻版，策兰在一封给萨特的，未曾发出的信件中写道。处于震惊状态中的齐格飞·蓝茨（Siegfried Lenz） 应该是听说了，这件丑闻进入“最终解决方案”的阶段，他再次“石头一般沉默”，而其他的人如同排斥“不同的物种”一样，发表“疯狂的言论”。令人难以置信地是克莱尔方面的离奇想象，攻击策兰关于他的父母谋杀报告，只是一个“悲伤的传奇”而已，因而也只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谎言的变种。

世界上竟然还会有人认为“《死亡赋格曲》中的痛苦可怕的真相是欺骗、怀疑和伪善”！然而怀疑和孤立的全部程度和文件记录证明了这一尝试，其中阴谋的广泛联系和扩散也以图形和名单的形式列出——朋友和敌人出现在同一个“帮派”的标题下。

子午线

策兰留下来的是他的“诗歌”。1960年策兰荣获毕希纳文学奖（Geoge-Büchner-Preis），在得奖发言中，他写道：它与你一起反对骂名的战友，这是对戈贝尔和戈尔之流的反抗。在谈到有关“清晨的黑牛奶”（Schwarze Milch der Frühe）这个诗歌意像，他指出：语法上属格的比喻——不，绝对不是，它是来自心中的相互相生的一个字！

巴巴拉韦德的痛苦的文件敦促读者阅读题为《子午线》7⃣️（Meridian）的策兰的得奖感言，仔细品味隐藏其中的抵抗丑闻的抗争，对所谓他触发的“比喻的混战”的抗争，最重要的对“谋杀诗歌和诗人行为”的抗争。

拓展阅读：

1⃣️《罂粟与回忆》

2⃣️ 阿多诺的著作《文学笔记》（Noten zur Literatur）

3⃣️ 锡尔斯-玛利亚（Sils－Maria）瑞士小镇，以众多的文人学者聚集而著名，其中大部分是犹太裔的学者，包括普鲁斯特。以后会详细写文介绍。

4⃣️《山间对话》（Gespräch im Gebirg）：1959年7月，犹太抒情诗人保罗·策兰随同他的妻子和孩子一起，从巴黎奔赴锡尔斯-玛利亚旅行。 其目的是与当时在恩加丁（Engadin）的哲学家阿多诺见面，就其关于诗歌的言论“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而引发了最新的争议进行讨论。 但阿多诺没有出现，会面也没有成行。策兰早早回到了巴黎，写下了《山间对话》一书，讲述了两个犹太人夜晚会面的压抑和美丽的故事。

5⃣️ 约阿希姆·塞（Joachim Seng）：1997年博士论文：在诗歌的圆形路径上：有关保罗·策兰创作中从诗集到<语言铁网>一诗中循环风格研究（Auf den Kreis-Wegen der Dichtung: zyklische Komposition bei Paul Celan in den Gedichtbänden bis „Sprachgitter“），以及众多的有关保罗·策兰的各种版本和出版物。

6⃣️ 约阿希姆·塞(Joachim Seng）《‘真实瓶中信’。阿多诺与保罗策兰之间的关系》（'Die wahre Flaschenpost'. Zur Beziehung zwischen Theodor W.Adorno und Paul Celan），刊登在《法兰克福阿多诺文章散页 八》（Frankfurter Adorno-Blätter VIII），慕尼黑2003年版。 以下详细目录： －Theodor W. Adorno: Graeculus (II). Notizen zu Philosophie und Gesellschaft 1943-1969 －Theodor W. Adorno: Über das Problem der individuellen Kausalität bei Simmel. Vortrag 1940 －Theodor W. Adorno: Individuum und Gesellschaft. Entwürfe und Skizzen －Theodor W. Adorno: Tagebuch der großen Reise, Oktober 1949. Aufzeichnungen bei der Rückkehr aus dem Exil －Theodor W. Adorno: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Stichworte und Entwürfe zur Vorlesung 1949/50 －Theodor W. Adorno: Gesellschaft. Erste Fassung eines "Soziologischen Exkurses" －Joachim Seng: "Die wahre Flaschenpost". Zur Beziehung zwischen Theodor W. Adorno und Paul Celan －Theodor W. Adorno und Paul Celan: Briefwechsel 1960-1968- Elisabeth Lenk: In die Sprache verwickelt. Versuch über Rudolf Borchardts "Jamben" via Adorno －Theodor W. Adorno: Theologie, Aufklärung und die Zukunft der Illusionen- Rolf Tiedemann: Die Nachlässe Adornos und Benjamins im Theodor W. Adorno Archiv. Eine bibliographische Bilanz －Editorische Notiz

7⃣️ 《子午线》（Meridian）：策兰在1960年荣获德国毕希纳文学奖时的获奖感言，后来策兰以《子午线》为这篇文章的标题。 此外，大家还可以阅读策兰获奖证书文件；1960年颁奖大会主持人的发言。

1960年毕希纳文学奖评审团组成

评审团主席：赫尔曼·卡萨克（Hermann Kasack） 荣誉主席： 鲁道夫·佩切尔（Rudolf Pechel） 鲁道夫·亚历山大·施罗德（Rudolf Alexander Schröder） 评审团成员：弗雷德里克·比斯霍夫（Frederick Bischoff）， 卡西米尔·埃德施米德（Casimir Edschmid）， 汉斯·厄佩斯海默（Hanns W. Eppelsheimer） 阿道夫·格林（Adolf Grimme）， 鲁道夫·海尔斯坦格（Rudolf Hagelstange）， 威廉·莱曼（Wilhelm Lehmann）， 弗里茨·马丁尼（Fritz Martini）， 格哈特·波尔（Gerhart Pohl） 弗里茨·辛格（Fritz Usinger）

8⃣️《保罗·策兰。戈尔丑闻。有关一个“声名狼籍的人”文件》 （Paul Celan. Die Goll-Affäre. Dokumente zu einer ,Infamie'） 由巴巴拉·韦德曼收集，统编，出版和注解。 苏尔坎普出版社，2000年法兰克福，共926页。

(全文完)

本文作者“CUT”，现居London，目前已发表了269篇原创文字，至今活跃在豆瓣社区。下载豆瓣App搜索用户“CUT”关注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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