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君臣观念（礼是调养人们欲望的）

荀 子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故礼者，养也。刍豢稻梁，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

荀子《礼论》的观念，是直接从西周礼乐教化中的“礼”而来的。因此，如果要想对荀子所说的“礼”有一个相应的了解，我们就必须先了解西周时代礼教的真实意义。

提起礼，近代人无不头疼，不仅无不头疼，而且无人不深恶痛绝。这种对礼的感觉，就像小孩子怕鬼一样，既是真实的，也是很普遍的。而且，它们的产生也几几乎乎是同一模式的。

小孩子怕鬼，是因为听了大人们的鬼话；近代人厌恶痛恨礼，也是因为听了一些人关于礼的鬼话。凡鬼话都是假的。可是，任何假话，当你把它当真时，它就成真的了，它就在你的现实生活中起真作用。

关于礼的鬼话是什么呢？

那就是所谓的“吃人的礼教”。

当然还有“打倒旧礼教”那句口号。不过那句口号，是以“吃人的礼教”为基础的。礼教若不吃人，我们就不必打倒它了；正因为它要吃人，我们才要打倒它。所以，这两句话实是一句话，它吃人是因，要打倒它是果。

礼教真的是如此可恶吗？

真正的答案是“绝非如此”！

这句鬼话之所以为鬼话，即在于它根本是一个假象。

礼教发展到清代，确实有吃人的嫌疑，而且有时也有吃人的事实。但是这种为清代人发展而成的礼教，就思想史的立场来说，乃是礼教之病态，而不是礼教之常态。

现在我们所要讲，就是这种病态的礼教也不是完全吃人的，它实也能活人，而且是“活人无数”！它活的人要比它吃的人多得多！

讲这种鬼话的人，不是不用大脑便是别具用心。

由今日看来，此两者实兼而有之。

他们用这句鬼话来涵盖清代的病态礼教，已属不智，进而涵盖清代以前如宋代人的礼教、孔子的礼教，甚至西周人的礼教，不唯不智，而且不仁。“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不仁不智者见之，自然全都是不仁不智的东西了。

所以，我们说“吃人的礼教”那句话只是一个无根的鬼话，不见真实的假象。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假象与鬼话在真实的礼教中有没有真实的根据。

有。

不唯有，而是真实地有。

原来，礼教好像我们今日街上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一样，其目的就是在借着一种客观的秩序，来协调人群的共同生活。就红绿灯来说，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一部车，它就没有设置的必要。

我们之所以必要设置红绿灯，就是因为世界上不止一个人、一部车，实有许多人许多车。这许多人许多车各有各的行驶方向，大家交会在十字路口。在这十字路口上，这众多的方向便要形成冲突了。冲突的结果，便是大家永远堵在那里谁都不能行驶，谁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便在十字路口处设置了红绿灯。其目的，便是协调这些具有不同方向的众多行人与车辆，使之都能达到各自的目的。

我们知道，红灯代表停止，绿灯代表通行。在十字路口中的每一行人与车辆，都是要通行的，都是以通行为目的。所以，就行人、车辆讲，欲达到在绿灯来时通行的目的，必须服从红灯停止的指示。

我们不能把红灯的停止只当作停止，须知这停止是在成全我们的通行。就红绿灯来说，设置红灯示人停止，是达到在绿灯时使行人、车辆达到通行目的之手段。因此，在红绿灯的调配方面，我们应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红灯时间以使道路通畅。

礼也是如此。礼有限制人的意义，也有成全人的意义。清代的病态礼教，就好像十字路口红灯时间太长绿灯时间太短调配不当一样，成全人的意义太少，限制人的意义太多，故成了“吃人的礼教”。

然而，西周人的礼教，乃至任何时期真正的礼教，都不如此。礼，表示一种秩序。如以秩序的眼光来看礼，它就不仅是一种教，而是宇宙人生中万物、万事之所以为万物、万事的基本原则之一。《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便是这个意思。

自静态来说，每一物都有每一物内在的秩序；自动态来说，每一事也都有每一事内在的秩序。离开它，物必崩解，事必幻灭。因此，这里“内在”两个字，除了表示它是内在于各事物之内，而不是外加于各事物之上的意义外，它还有无之不然的必然意义，和非出人工做作的自然意义。

这些，只要稍留意一下，就不难从我们环境中诸事物与我们自己身上看得出来。天地万物的构成与运作，哪一物、哪一事不是凭借其内在的秩序而生起的？

再说这一物一事固然都各有其内在的秩序，但总起来，又何尝不是一个大秩序！人生存、生活于天地之间，固然要凭借其各自的内在秩序，但又何尝能自外于这一个大秩序！

西周人，以其创造性的活泼心灵，在其建国大业中睿智地把握到了这一点。秩序之建立，便是他们的首要工作。他们给这秩序命了一个名，就叫作“礼”。

基于上述之体认，为他们所制定的礼，他们以为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创造发明，而是来自天地。所谓“礼者天地之序也”，便是这个意思。

在西方世界中，犹太人的祖先摩西实具有类似西周人这样的心灵。所谓“十诫”，虽然实际是摩西在西奈山创制的，但他说那是由于上帝的启示。即不以宗教或是迷信的眼光来看，的确也是具有甚深真意而不可随便加以忽视的。

说到这里，就必然会有人怀疑，如果说宇宙间天地万物，包括人类在内，其存在与活动都是依凭其内在的秩序，且统归于一个大秩序之中，是可以承认与理解的。西方人不就也有自然律（naturallaw）这个名词吗？

但是，如果说到为西周人所设置的那种繁复的生活规范也是出于自然，就未免太牵强不通，难以使人信服了。

这当然是一个问题。

不过，西周实早已考虑过了。

不仅考虑过了，而且也解决过了。

西周人，甚至西周以前的中国人，对于西方人所谓自然律当然是看到了的。不过，他们并没有把自然律只当作自然律来看待、来使用，以了解自然世界。

他们是在对自然律的感受中，反省到人虽然也是天地万物之一，但人总有那么一种与天地间其他物不同之处。这不同之处，是人的，也是自然的，是自然所特赋予人的，所以叫作“天理”。

这“天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真实根据，所以又就叫作“人情”。情，就是情实的意思。但人情也常常有自私的，也就是“人欲”的意思，所以西周人讲人情总要与天理讲在一起，目的即在要人撇开人欲的人情，彰显出天理的人情。

天理，是大公的。所以，天理的人情是大公的，也是自然的。西周人制礼的依据是它、过程是它、目的还是它。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皆本之于人情”，便是这个意思。

西周人依人情制定了礼，并以之而为教。这种礼，这种礼教固然是由人所制定，也是根据自然——我们千万不能忽略礼的这种自然意义。

这里，我们当再次一谈礼的限制义与成就义。

在上文，我们曾以十字路的红绿灯为例，讨论过礼的限制义与成就义。这乍看起来，好像是很近代的理论，其实不然，西周人早已看到了。

这也并不是西周人特别聪明，而是因为礼的这两种意义是所有规矩、制度、戒条、法律的共同特性。任何在正常心态下思考这问题的人，都必然会察觉得到，除非他不用正常心态来考虑这问题。

所谓礼的限制意义，就是礼的消极意义，在西周人，即所谓“礼者坊也”。“坊”，就是防，就是提防的意思。

所谓礼的成就意义，就是礼的积极意义，在西周人，就是“礼之居人曰养”的“养”。荀子则直说：“礼者，养也。”“养”，就是养之使成的意思。

礼在西周，实是包括所有政治、社会、经济、宗教与个人在各方面的行为之制度与方式而说的。

这些制度与方式，看上去似是条条列举，使人步步都在限制之中，其实，个人生活与社会、政治集体生活的种种事业，也都在这步步限制中得到成全。像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一样，没有红灯的限制哪来绿灯的成全？

我们都知道在佛教中有一派叫律宗，他们是以精心守持戒律出名的。

我们外行人看来，这些人都好像是神经病样的自我虐待狂，而且那种戒律严得也太不合理。成佛解脱干吗要这个样子？

但在他们自己看来，这就是他们的成佛解脱之道。他们持戒有两种意义，就是我们所说的限制义与成就义。

在限制义中持戒，他们叫“止持”，在成就义中持戒他们叫“作持”。意义有两种，持戒乃是一件事情。这样，持戒正是达到成佛解脱的必要途径。真的，不戒何以能定？不定何以能慧？戒则能定，定则能慧。慧就是他们的成佛解脱。

只能见礼的限制义，不能见礼的成就义，严格说来，没有资格谈礼的问题。

明乎礼的限制义与成就义，我们就可看出西周人以礼为教的真意所在了；明乎西周以礼为教的限制义与成就义，我们就可以知道荀子重视“礼”的精神所在了。

当然荀子言“礼”还不仅于此，他根本是就人群集体生活之贞定的立场来说的。《礼论》当然有这个意思，但他的这种意思并不限于《礼论》这一篇，整部《荀子》可说都是只在讲一个“礼”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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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摘自《荀子：人性的批判》陈修武 著，九州出版社

内容简介：

荀子的思想，涉及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乃至文学、语言学，是先秦一大思想宝库。

本书介绍荀子个人的修身立学，他上私淑于孔子，下传之于韩非李斯的学术脉络，以现代学者的角度深度解读《荀子》重要篇章。荀子及其思想博大精深，本书作为引路之书着实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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