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遗址是三星堆（三星堆金沙宝墩城址）
★作者注:本文篇幅较长，全文约9870字，建议耐心看完，文末有惊喜哟！▼
□作者/雲龍（夏云）
历史上，最具代表的世界四大文明，就有我们祖先创造的华夏文明，时至今日，其他三大文明都已消失了，唯有我们华夏文明绵绵不断。华夏文明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几大文明之一，也是唯一延续不断的文明。
这是我们全体中华民族的财富，也是我们的精神依托，亦是信仰。为什么每次面对重大灾难我们中华民族都能团结一心、众志成城？那就是因为我们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这是筑成我们心理长城的重要基石，只要有它在，中华民族就会永远屹立不倒！
时间回到8年前，2014年6月21日，中国政府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希腊，与希腊总理萨拉马斯共同出席了伊拉克里翁博物馆的重新开馆仪式，并亲手向博物馆赠送了来自中国的礼物——一件三星堆青铜人像面具的复制品。
李克强总理以此强调:中国和希腊，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
伊拉克里翁博物馆所在的希腊克里特岛是地中海文明的发祥地，也是欧洲文明的源头。
三星堆是中国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而且就世界青铜文明而言，三星堆无疑是最具魅力的文明之一。
三星堆文明是能与欧洲克里特文明媲美的文明，它们都是地球人类最伟大的文化艺术结晶。
2019年4月15日，四川省文旅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四川文化和旅游新版宣传口号为“天府三九大·安逸走四川”。其宣传口号“三九大”其中排在第一个的“三”，就是指中华文明源头之一的古蜀文明遗址——三星堆，它亦是古老神秘的巴蜀文明的象征。
三星堆文明仿佛是上苍给我们开的一个大玩笑——一个在远古时代突然降临，千年之后而又忽然消失的文明。
自20世纪80年代发现三星堆祭祀坑之后，中国考古学家像发现金矿一般，争先恐后地对三星堆文明进行研究。
到了90年代，有关三星堆的研究达到鼎盛，许多国外学者也加入到三星堆研究的行列。特别是美、英、法、澳、日等国的学者对研究三星堆抱有极大的热情。
▲张爱萍将军
1988年，国务院公布三星堆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爱萍上将为三星堆遗址题字:“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随后，独具特色的三星堆博物馆在清澈的鸭子河畔拔地而起，成为展示古蜀文明的一个重要窗口和景点。
三星堆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离市区不到十公里，它的正规地名应该是是广汉市南兴镇（旧名“中兴场”）三星村，一个只能在市县地图上才能找得到的地名。
村里有三个凸起的大土堆，在平原上显得格外醒目，它们和临近的一块月牙形的较大台地遥相呼应。
这就是“三星伴月”的由来，三星，就是指三星堆；月，就是指月亮湾。
三星堆和月亮湾，以二者为主，则构成了著名的三星堆遗址群。
整个遗址群东西长约3公里，南北宽约2公里，由30多个文物出土地点组成。以半月形的月亮湾台地为中心，南隔马牧河是三星堆遗址，北临鸭子河有西泉坎遗址，西部横梁子遗址上有一条西南—东北向的土埂，连接着马牧河与鸭子河。遗址的东边有一条南北向的土埂。
三星堆遗址群实际上是一座古城，这个古城占地3.5平方公里，是殷商时期南方最大的城池，它是古蜀国的都城。古城呈梯形，其中轴线上，从南向北分布着三星堆、月亮湾、真武宫、西泉坎等四处遗址，它们都是文化堆积丰富的台地。
数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是三星堆遗址及其它遗址构成的遗址群，而这些遗址群则构成了三星堆古城。
三星堆遗址不仅从考古学角度揭示了古蜀国的存在及其发展历史，而其所代表的古蜀文明填补了中华文明演讲序列的缺环，更是长江上游文明的文明中心、中国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
四川自古又被称之为“蜀”。“蜀”字，是典型的象形文字，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蜀”字的形象，都像极了一只身体卷曲的蚕。
“蜀”字，最早见于殷商时的甲骨文。东汉时期，古文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当中就有过解释。他说:“蜀，葵中蚕也。从虫，上月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
古蜀为中国蚕丝业的发祥地之一，是国家一级文物—彩锦护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原产地，是世界蚕丝业发明发生的故国，成都更是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的始发地。这个想必大家都知道，成都又名“锦城”或“锦官城”。
公元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称自己在大夏国见到了蜀布与邛竹杖，由此断定中国西南有一条通往域外的古道。当时，丝绸之路已经沟通着西汉王朝与西域诸国，而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西南的崇山峻岭中，还有一条南方丝绸之路。这是一条从成都起步，通往印度、阿富汗乃至地中海沿岸的古道。
蜀山氏，是华夏民族中极为古老的一支，最迟在黄帝时代便已成形。传说中黄帝的元妃，便是发明蚕桑的嫘祖,其所居地即位于有“蜀”之山，乃西陵氏之女。
《汉书·地理志》云：“蜀郡有蚕陵县”。后世认为，西陵、蚕陵，实为一地，以其地当西方也，如同西羌、西夏、西藏等诸多称呼一样。据说今天的茂县，便是“蚕陵”所在，如今当地仍有“蚕丛村”。
蚕丛氏早期活动的区域,主要是今天成都平原西北的山区及四川与甘肃、陕西交界处的岷江和白龙江上游流域。
如今在岷江流域的汶川县、都江堰市境内,尚有不少以蚕为名的古地名遗存,如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之类。
▲野蚕（春柞蚕）的一生
▲现在中国北方还在养殖野（柞）蚕
最早人们是用蜀（野蚕）吐出的丝来纺织，《山海经·海外北经》记载:“欧(呕)丝之野,在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呕)丝。”可见，从蜀山氏往西，还有大脚人组成的部落，而女子靠着树(桑树)跪着收集野桑蚕吐出的丝,与传说女性嫘祖发明蚕桑是相一致的。《说文》云:“蚕提升，不过名称“蜀”却保留,任丝虫也。”又云:“丝,蚕所吐也。”这里的“蚕”,指家桑蚕，所谓蚕丛氏，意思是“将蚕集起来饲养的人。”其得名,与上古时期的燧人氏、有巢氏、有陶氏等族的得名方式等同。
▲家蚕的一生
▲家蚕结的蚕茧
抛弃“蜀”而驯养“蚕”，表明这支古蜀人生产力的提升，不过名称“蜀”却保留下来。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长江上游流域文明中心—古蜀的信仰及古史体系，与黄河流域文明中心的中原相异又互补:中原三皇是“伏羲、女娲（黄帝）、神农”，而巴蜀则是“天皇、地皇、人皇”，汉世图纬、《三国志》皆云“三皇乘袛车出谷口，谷口即今之褒斜谷”。
古蜀开明氏帝号是依据青木、赤火、黄土、白金、黑水而来，这又涉及中华文明史上两个“五帝”系统问题:中原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人帝”，巴蜀则以“青帝、赤帝、黄帝、白帝、黑帝”为“五色帝”。“五色帝”代表了巴蜀人“五行”相生相克的物理观。“三才皇”代表了巴蜀人由来已久的“天地人”三才一统的宇宙观。
相信这一点，咱们四川（包括原重庆）人是最熟悉不过了，尤其是在川渝（巴蜀）两地的农村地区，只要是上了点年级的人都会打长牌（又叫川牌），长条形的纸片上均印有不同的人物画像，基本以《水浒传》《三国演义》为蓝本。牌的大小就是以“天、地、人、和、中、幺”为序，大家都知道“天九、地八、人七、和五”。
▲流行于巴蜀地区的长牌（川牌）
传说蚕丛创建了古蜀国，随后柏灌继位，鱼凫兴邦，杜宇积极发展农耕，开明王朝治理水患拓展疆域，最终使古蜀国成了西南地区的一个富庶之国，并形成了相对独立而又特色鲜明的经济文化，这就是古蜀文明。
最早的蜀国，应该是指四川广汉三星堆古蜀国，其时代为夏代和商代。需要说明的是，商代时还有山东金乡有缗氏蜀国。到了商代晚期，成都平原在三星堆古蜀国瓦解后，继有鱼凫氏蜀国（金沙），还有汉水流域的柏灌氏蜀国。
商末周初，山东金乡境内的有缗氏蜀国，因为为虎作伥，帮助商纣王抵御周武王盟军，所以没有好下场，在周武王灭殷之后，也随之被消灭。
只有成都平原上杜宇建立起来的蜀国，被开明氏继承并保留下来，直到秦汉。这就是后来“蜀”成为四川的专属别名的原因。
三星堆这件文物因为破损严重，专家竟用了27年的时间，才将其修复完成。这件青铜神坛就是当年古蜀国祭坛上的一件重要的器皿，复原后的青铜神坛，不见得与原来的一模一样，但却尽可能地复现出了古蜀国人对“天地人”的具体看法。修复好的青铜神坛共分四个部分，他们分别是底下的兽形座，中间的立人座，山形座，以及最上面的盝顶。
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自古以来被称为天府之国，是个富庶而又神奇的地方。早在远古时期，这里就已经是古蜀先民的栖息之地了。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有黄帝与蜀山氏联姻的记载，可见蜀山氏与黄帝都是当时著名的大部族，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很早就有了文化与经济方面的交流往来。
古蜀文明 5000年前就已经加入中华文明起源大潮之中
在距今5000年前后，川西平原地区水文环境改善，黄河上游人类文化的南下，促进了川西平原地区的文化发展，遂加入到中华文明起源的大潮之中。。
这个答案，就是来自蜀地先民留下的线索。在四川北部岷江上游，考古专家们发现了茂县营盘山遗址和金川刘家寨遗址。它们的年代，距今约5000年。从它们的特征来看，跟中国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十分相近，可以看作是马家窑文化的一部分片区。
▲ 茂县营盘山遗址
▲ 金川刘家寨遗址此后，这一文化沿着岷江迁徙，逐渐发展成为成都“本土文化”——宝墩文化。在介于川西山区和成都平原的什邡，曾发现了桂圆桥遗址，该遗址第一期遗存年代介于营盘山文化与宝墩文化之间。这刚好填补了营盘山文化与宝墩文化之间的缺环，印证了宝墩文化的发展史。
早在1995年，成都新津宝墩古城就已初露端倪。这座长1000米、宽600米的古城被发现，当时已是四川乃至中国西南面积最大的新石器时代的古城。
▲ 新津宝墩古城实景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三段课题的前期调查工作中，宝墩古城的外城的发现，让大家意识到，这个古城不简单，它的面积仅次于浙江余姚良渚古城与山西襄汾陶寺古城，是中国第三大史前古城——在距今4500年到3700年的时候，成都平原已不是蛮荒之地，而是城邦林立，人口众多的富饶沃土了。
有专家学者认为宝墩古城极有可能就是帝颛顼的都城。但是有许多人怀疑，真有一个早于夏的朝代吗？
不过在夏朝之前，的确是有一个名叫虞朝的朝代。据民间收藏的古蜀玉石碑刻文字，虞朝人自称为华朝，虞朝是他称。虽然历史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这个王朝的史实，但在春秋和汉代都有虞朝的传说和记载。司马光还专门写有《虞帝》一诗，完全持肯定态度。而所谓虞夏或虞舜的说法，更是史不绝书。
“华夏”一词的由来，其实就与虞夏有关。虞为颛顼所创，夏为大禹所建，实际就是爷爷和孙儿之间关系，虞与禹，二字在古代是可以同音假借的。所以后人著作的史书上常有联称为虞夏的情况，虞在前，夏在后，这表明了它们的继承关系。
如果按虞被称为“华”的语境，将华朝与夏朝二者联称，就是“华夏”一词。“华夏”一名就是这样来的。“华夏”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左传·定公十年》载孔子语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子视“夏”与“华”为同义词。华亦即夏，可以相互通用，相互置换。
虞朝的帝王，可以确定有帝颛顼、帝喾、帝挚、帝尧、帝舜五位。司马迁所写《史记·五帝本纪》，就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帝尧后来传位给舜，人称帝舜，也称虞舜。舜是虞朝最后一位帝王。帝舜，按帝位排序来说，也是排在夏禹之前的。所以，虞朝（华朝）才是中国最早的王朝。司马迁写《史记·夏本纪》，将其放在《史记·五帝本纪》之后，应该是有所本的。
而正是宝墩遗址的出现，不仅找到了三星堆文化的源头，也将成都的历史带到遥远的新石器时代。
探究中华文明进程，长江上游地区以成都平原为代表，如果没有宝墩，那这一块就是一个空白。宝墩文化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成都平原相继发现了新津宝墩古城、大邑高山古城、大邑盐店古城、崇州紫竹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八座史前古城，引发学界关注，将其统称为“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
▲郫都区（原郫县）古城镇的古城遗址
四川成都平原史前古城遗址群入选199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与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省内共5处被列为国家“十四五”时期大遗址名单，是我国西南的长江上游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分布最密集的史前城址群。
这些古城年代位于三星堆文化之前，距今约4500年—3700年，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其中因新津宝墩古城遗址最具代表性，故将该文化命名为“宝墩文化”。
三星堆遗址1986年，位于长江上游的德阳广汉，三星堆1号、2号祭祀坑被考古发现，一个古老神秘的文明横空出世，轰动世界。纵目阔嘴的青铜面具、高鼻大耳的青铜立人、流光溢彩的黄金面罩，神奇诡谲，如幻如真，前所未见。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发现不仅展示了古蜀文明的独特性、创造性，以及同国内其他古文明的紧密联系，与世界古文明的交流互鉴，更彰显了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组成部分的重要地位，为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发展提供了典型实证。
船棺葬是古代巴蜀人盛行的一种丧葬礼俗，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一些傍水而居、长于舟楫的民族特有的葬俗。我国长江以南的广袤地区，河道纵横，便于行舟，舟船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从事生产与生活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人们生前善于用舟，死后以船安葬乃顺理成章之事。但先秦时期使用船棺进行土葬的民族并不多见，惟有巴蜀地区是我国古代实行船棺葬相当集中的地区。
战国时期，古蜀的鳖灵因在蜀中治水有功受到蜀中民众拥戴，在公元前666年前后称帝，建立了开明王朝。鳖灵死后以船形棺木为葬具，这就是船棺最初的由来，船形棺因此成为四川地区所特有的葬具。成都博物馆中的这两件船形棺是商业街战国船棺墓葬中发现的规模属于中型的船棺，一件长4.77米，另一件长4.52米，为楠木制作。这两件船棺内都发现了陶器、漆木器等文物。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路史·余论》中也有记载“开明子孙八代都郫，九世至开明尚，始去帝号称王，治成都”，可知开明王朝时期从第九代蜀王杜尚开始将都城从郫邑迁徙至成都，一直到公元前316年古蜀国被秦国灭，中间又先后有杜悦、杜后和杜芦四代蜀王。
成都商业街战国船棺墓葬的大体年代为战国晚期，这正是第九代蜀王杜尚将都城前往成都的时候，所以商业街战国船棺墓葬很有可能开明王朝的家族墓葬，甚至有可能是某位蜀王的陵墓。
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惊世而出，被誉为“中国进入21世纪第一项重大考古发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太阳神鸟金饰于2005年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核心图案。
20年来，金沙遗址聚落群已陆续发掘133个地点，发掘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金沙遗址的发现不仅解答了三星堆文明去向之谜，也将成都城市发展历史向前推进到距今3300年左右。
金沙遗址的发现，极大地拓展了古蜀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对蜀文化起源、发展、衰亡的研究有着重大意义。特别是为破解三星堆文明突然消亡之谜，找到了有力证据。
金沙遗址复活了一段失落的历史，再现了古代蜀国的辉煌。并与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群、三星堆遗址、战国船棺墓葬共同构建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四个阶段，共同证明了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是华夏文明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中华古代文明起源“多元一体”学说的确立提供了重要佐证。
2018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成果。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会同教育部、科技部有关负责人以及项目首席专家王巍、赵辉出席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介绍，截至目前，探源工程在以下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项目研究证明，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所言非虚，文明形成过程具有“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并以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大地5000年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团队认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而实际上，还有比中原文明更早的成熟文明，并且在长江上游一样也发现了与马家窑文化同时期的茂县营盘山遗址和金川刘家寨遗址文化，甚至还有距今13年以上的稻城皮洛遗址。
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青铜神树与《山海经·海内经》神民之丘建木有着极为相同的特征。《海内经》曰：“神民之丘，有木，名曰建木，百仞无枝，下有九枸。”意思是，在古蜀国的都广之野（即成都平原）有一种树木，名叫建木，百丈之高大，其下居住着黄帝妻嫘祖所生的九代亲属，他们的血统关系象征树根一样盘根交错相互交连，坚固不可分离。
三星堆青铜神树三丈多高，也分三层九枝，各铸造一只生动造型的青铜凤鸟，凤鸟是黄帝元妃嫘祖子孙的图腾。三星堆青铜神树之九枝明显寓意为黄帝亲属九族之支系，象征黄帝元妃嫘祖的子孙在中华大地上繁衍滋生造福于民。
《海内经》之九丘，寓意是黄帝元妃嫘祖生青阳和昌意之九族：青阳生乔极，乔极生帝喾，帝喾生挚，挚生陶尧，陶尧生契是为商，生后稷是为周。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颛顼和蚕丛，颛顼生虞舜和鲧，鲧生禹是为夏，鲧又生偁，偁生老童，老童生重黎，蜀黎生昆吾，昆吾生陆终是为楚；蚕丛生蜀王是为古之蜀国。
《海内经》云：“大皞爰过，黄帝所为。”《淮南子·坠形训》云：“建木在都广（成都平原），众帝所自上下。”郭璞注：“众帝王、帝尧、昆吾从都广山以建木为天梯上天还地，故曰上下。”三星堆神树，以树为天梯，以广都之野（成都平原）为背景，铸造出众多凤鸟，寓为众多帝王从此神树上天下地，畅通无阻，活动在广阔的宇宙之间，撒下仙种，造福人民。
三星堆青铜立人像和《海内经》三层九枝（九丘）神似。青铜立人证明：其青铜铸造不仅早于中原青铜冶锻术近一千年，更为重要的是属世界之最先。据《炎黄汇典·考古冶铜术的产生》记载，冶铜术一般都经历了由红铜发展到青铜的过程，青铜是红铜与锡、铅、特殊元素铸成。
我国黄铜的发现以陕西临潼县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黄铜片为最早，距今约有6000年；到1977年在长江上游甘肃省临洮县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发掘出青铜刀，经木炭测定距今约5200年；随后又在甘肃省广河县齐家村发现两件青铜镜，经测定距今约4000年左右，属龙山文化（蚕丛时期）；后又在甘肃武威皇娘娘台、永登县蒋家坪发现青铜刀，在永靖县魏家坪发现铜饰和大何庆发现铜匕，在青海省黄南县孕马台发现青铜镜。
冶青铜器的产生地域与四川的关联十分密切。冶铜术的产生地域最早在岷山地段。从前面青铜器的分析对照世界上一些文明古国冶铜术由红铜发展到青铜的过程，从6000年左右仰韶文化到5200年马家窑发掘出青铜刀，随后是在甘肃省与临洮邻近的广河县齐家村发掘出两件青铜镜的龙山文化。巧合的是，临洮和广河，其方位均在岷山的北麓，同属《禹贡》梁州之域与巴蜀同囿，在三星堆又发现大量的青铜器，充分说明中国最早青铜治炼术生产地在古蜀岷山一带。
三星堆青铜造像群给人以丰富的启示，既有绚丽多彩的文化内涵，更展现出异彩纷呈的艺术特色，可谓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发展史上最令人叹为观止的神奇创造。它填补了古代东方文明造型艺术方面的空白，将使美术史家们重新审视和评价辉煌灿烂的中华青铜文明，无论是在人类文明史上都谱写了新的重要篇章。
因而我们可以这样说，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的古蜀文明，无论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还是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造型艺术魅力都早于中原，堪称世界之冠。
还有更为神奇的事是，我们中国英文名称China的来由，就和以三星堆和金沙为代表的古蜀历史分不开。
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中国的英文称谓China一词来源普遍有这么几种说法。最流行的说法，认为和“秦”有关。秦始皇统一六国，威名远扬，所以外人就称中国为“秦”。“China”中的“Chin”就是“秦”的对音。
▲南方丝绸之路
另外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这个词出自“瓷器”。中国瓷器四海扬名，英语中干脆将中国称为China。北宋真宗以前，中国瓷都景德镇位于昌江以南，曾经叫作昌南，其发音就和China十分相近，而最早把China这个名字介绍给欧洲的是欧洲的马可·波罗。
还有人认为China源于“茶叶”，Chi就是“茶””的转音。
而笔者对于China一词的来源，则更加认同和支持我国地质学家、史前考古学研究员同时又是科普作家刘兴诗所提出来的最新的一种解释，请往下看——
China这个名词最早是印度对中国的称呼，曾经也写作Cina。最早见于古印度的一些典籍，依次为:《摩呵婆罗多》《风神往事书》《梵卵往事书》《摩奴法典》《鱼往事书》《罗摩衍那》等。而这些古籍流行之时都在公元前的几个世纪，还没有什么秦始皇、瓷器、茶叶。因为时间可以说明一切。
由China这个称呼最早见于古印度古籍，可见其应该是顺着南方丝绸之路流传出去的。因为由印度进入中国境内，首先到达的是南方的滇国。这是楚将庄蹻率领一支远征军川夜郎进入此地后，由于强秦从后面攻灭了楚国，无法返回故土，只好在这里建立的一个国家。所以这里的人不可能自称秦人。
古希腊和古罗马称中国为赛里丝（Serice或Seres）。据亨利·裕尔《古代中国见闻录》的记载，一位名叫包尼雅斯的古希腊学者叙述到:“赛里斯人所用织绸缎之丝，则非来自植物，另有他法制之也。其法如下:其国有虫，希腊人称之为赛儿（Ser）。赛里斯人不称之为赛儿，而别有他名以名之也。虫之大，约两倍于甲虫。他种性质，皆与树下结网蜘蛛相似……赛里斯人冬夏两季，各建砖舍以畜养之。虫吐之物，类于细丝。”
另一个希腊人科斯麻士在《时间基督教诸国风土记》中，更加明确地指出，Tzintza（中国）就是“产丝国”，有海陆两条路，经过今天的印度和缅甸可以到达。他解释说，这两个词的词根是ser，是一种可以吐丝的虫子，也就是蚕 Serice之意和蚕吐丝有关。
Serice和Seres的词根是ser，和汉语“丝”的发音何其相似。今天英语中的silk，也保留着si词根。赛里斯就是“丝国”，乃是不真的事实。
在一些古印度典籍里，原先把中国叫作Cina，后来又改为China。再到后来China按照原形保留下来，Cina则演变为Sino。而China和Sino在今天的英语中都是表示中国，这是很多学英语的人都知道的。
而China传到了古波斯、古叙利亚，Cina传到了古阿拉伯、古希腊、古以色列、古罗马，由于语音不同，和音变的原因，变成了不同的单词，但是它们有最根本的词根chi和ci(si)。si和起源于chi的thi只不过是音变而已，China就是Cina，也就是Serice。
早在公元前世纪，一位古印度学者考第亚就在著名典籍《政事论》中，清楚地写出来“Cina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诗人迦梨婆娑在史诗《鸠摩罗出世》中，提到印度皇家旗帜用的都是中国丝绸。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丝绸在印度已经非常普及。
大量古印度资料证实，当时的中国丝绸就是通过西南边境运到印度，所经道路就是历史上远比“北方丝路”悠久得多的“南方丝路”。这样的古印度资料还有很多，而三星堆遗址的大量贝币中，也有一些来自印度洋的贝壳。
如此种种材料都充分表明，当时这条从古蜀国到印度的商路十分发达。寻找这个产丝的国度，就必须沿着“南方丝路”寻找到头才切合实际。
远古时候，中国还没有统一，大小邦国林立。当时西方人所说的China，当然不会是现在的中国全境，而是指某一个具体的地区。当时的“丝国”，也就是狭义的China，究竟是哪里呢？
托勒密描述它说“其四周有山绕之……境内有二大川，几贯全境”，都发源于附近的山区。
另一个古希腊人马赛里奴斯描写得更加详细，介绍“Serice国，四周有高山环绕，连续不绝，成天然屏障，Serice人安居其中。地皆平衍，广大富饶……其中平原，有两大河贯流之。河流平易，势不湍急，弯折甚多。Serice人平和度日，不持兵器，永无战争。性情安静沉默，不扰邻国。气候温和，空气清洁，适合卫生。天空不常见云，无烈风。森林甚多，人行其中，仰不见天……”
这里绝对不是关中长安，也不是中原的任何地方。仔细研究对比，可以发现，这里简直就是当时位居成都平原上的古蜀国的最为生动描述。
▲蜀字在各种字体中的演变
从古希腊人对Serice的解释，再联系甲骨文的图形作为参考，并有西土早已将China当作“丝国”，应该视为以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等为代表的古蜀国。
而古蜀国，古成都，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才是真正狭义的China。
作为南方丝路起点的古成都，是我华夏神州最早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和纽带。
如果要认识China，就要到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和成都金沙，因为成都就（才）是最原汁原味、最古老的Ching（狭义上的）！
★夏云，2022壬寅虎年六月初二定稿于成都，原创不易，欢迎点赞转发分享！
本文参考资料:
1.《三星堆的故事—古蜀文明探秘之旅》刘兴诗…………四川辞书出版社
2.《三星堆:开启中华文明之门》范勇…………………………天地出版社
3.《古蜀之国:三星堆国宝背后的蜀地文明》刘采采………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4.《探寻古蜀国:从三星堆看中华文明》黄剑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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