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一生遇到的好老师（人生履痕我的老师）

人一生有许多老师，能让人终生难忘的，没有十之一二，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你的一生遇到的好老师?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你的一生遇到的好老师

人一生有许多老师，能让人终生难忘的，没有十之一二。

我刚入学就跳了一级，直接上二年级。不是我有读书天份，而是村子不大，学生太少，一年级不开班。好在我进过幼儿园，而且有三年时光，没分大中小班。

二年级语文第一课，至今印象很深：“记得去年今天，妈妈送我上学。学校里，同学那么多，老师那么好……”其实去年的今天，我还在幼儿园呢。

教我们的老师，是本村一位高小毕业生，其实是临时代课。所有课程一个人全包，除《语文》《算术》之外，还有体育和唱歌，美术课没开，就是四门课，直到三年级也是如此。

升到三年级，换了一位老师，从外面调来的，姓叶，后来才知道，他也是一名代课老师。

叶老师说话很风趣，喜欢跟学生玩。记得有一次，叶老师和几个我班上的学生在一起说说笑笑。说到打架，叶老师说:“要说打架，你们几个打不过我。”那几名同学不信，说“试一试吧”，叶老师也不示弱:“试就试。”

叶老师打开双腿站在中间，同时张开双臂，一副迎接挑战的架势。

“打架”开始了。第一个同学冲上去，叶老师毫不费力就将这个同学摔倒在地。一个身材较高的同学接着冲上，抓住叶老师的双手，两双手绞在一起，双方都在较着劲。但没几个回合，高个子同学还是被摔倒在地。

叶老师摆着刚才那种架势，说:“你们哪个再来？”只见有个同学冲上去，一下就抱住叶老师的一条腿，叶老师挣了几下没挣脱，另一个同学接着冲上去，抱住叶老师的另一条腿。这时候，其他同学蜂拥而上，将叶老师推倒在地，像叠罗汉一样压在他身上。

我没参与，站在旁边观看。叶老师被压在最底层，等到几个同学起身散开后，叶老师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连声说着“我认输，我认输”，笑着走进他的房间。

如今想来，那个时候，学生与老师玩“打架”摔跤，似乎不成体统，但在平时，我们都十分尊敬叶老师，上课时我们都很认真听他的课。看当下，敢打老师的学生或许有，跟老师玩摔跤的情景恐怕少见，敢在老师身上叠罗汉更不敢想像。

叶老师教我们唱歌，歌声响亮，但是不美，犹如打铜锣。记得他教《运输队长蒋介石》这首歌，打铜锣似的歌声，至今在脑海萦绕。

到四年级，叶老师就走了，听说他没有再教书，回家种地了。再后来得知，他教我们的时候，是一个戴帽的“右派”，多年后还曾闻一个有关他的趣谈：被评为“右派”后，有人告知他母亲：“你儿子右派。”他母亲是个农村老太，耳朵有点背，又未曾听过什么“左派”“右派”，你猜他母亲怎么说，“我儿子刚派走，怎么又派？又要派到哪里去？”

20年后，我到镇上中学任教，叶老师就在离学校不远的村子，但我听说叶老师早已不在人世。我估计，叶老师这辈子过得不会很好。

村里没有高小，五年级我就离家上学了。从家里到学校，走小路只有10里路，走马路远一些。学校处在一个地质普查队，周边有很多平房，是普查队职工家属住处。因此，这间小学，除了两个生产大队农村孩子外，还有许多普查队职工的子女，而且有很多是来自外省的。

普查队有个电影院，大概有几百个座位，电影院前门有个小窗口，窗口旁边挂了一块小黑板，周六或周日晚上，放什么电影，票价多少， 1角或2角，写在小黑板上。放映队属于普查队的，对小学生很优待，一律免费，还在前面留了几排座位，我们就坐在前面那几排座位上。放映员姓孙，普查队的人都叫他“老孙”。

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是一位青年女教师，姓杨名耐梅，外省人，估计不到30岁，人很漂亮，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听说她毕业于师范院校，丈夫是地质队的技术员，她是跟着丈夫，来到这个深山沟里的。丈夫常年上山勘探，很少回家。杨老师住在校内，带着一个2岁左右的儿子，既要上课又要照顾孩子。有时候，杨老师在教室里给我们上课，她2岁的儿子就在门外玩沙沙。

杨老师对我们和蔼可亲，说话很甜，上课也很有趣，其他同学我不知道，我就喜欢听她上课。有一次，我看见10多位同学围着杨老师，有人问杨老师：“你看我的名字好不好？”杨老师回答：“好哇。”然后，她解释这名字怎么怎么好。还听到杨老师对一位名叫“再新”的同学说：“你的父母有很多希望，你的出生是你父母再一次新的希望。”那时我就觉得杨老师很有才。

杨老师要求我们每周写一篇作文，还要求用毛笔抄写。我不怕写作文，就怕写毛笔字。杨老师教我用毛笔，拇指与食指要捏紧笔杆，笔杆要保持垂直。有时候她从背后用手拔我的笔杆，如果能轻易拔走，她就说我的握笔不正确，然后手把手教我怎样握笔。

全班同学，我不但年纪最小，身高也最矮，所以坐在第一排。杨老师常把我的作文拿来班上读。有一次，我的作文开头是：“除夕夜，当我夹起一块肉送进嘴里，突然想起……”杨老师刚刚开头，后面的同学笑出声来。下课后，有的同学看见我，学着杨老师口吻，“当我夹起一块肉送进嘴里”，后来有同学当我面鹦鹉学舌起来，我十分难堪。从那时起，我最怕杨老师在班上读我的作文。

一天晚上，杨老师叫我到她房间帮她抄写考试成绩。房间很小，一张板床，床头摆一张办公桌，加上一张椅子，就没有多少空间。一盏高脚的煤油灯，灯光装满小屋，小儿子已经熟睡。

抄完后，睡觉钟也响了，我起身准备回宿舍。杨老师说：“太晚就别回去了，在我这睡吧。”我怎么敢呢？杨老师笑着：“怕什么，小孩子嘛？”回宿舍也不过几十米远，我执意要走，杨老师送我回到宿舍，看我上床后才离开。

有一年初春，学校按照公社的要求，组织学生到几十里外的林场劳动，时间一个星期，吃住都在那里。杨老师因为孩子太小，没有一起去。三天后，她给全班同学写了一封信，托人带到我们的住处。那天清早，全班在门前排队，带队的胡老师在前面读杨老师的信。信的内容至今依稀记得，大概意思是，我没跟你们在一起，十分想念你们，很想来到你们身边。信里还特别叮嘱，天气凉，你们要多穿点衣服……像母亲对孩子的嘱咐。

杨老师带我们到附近农村割稻子，队部派了一辆卡车载我们去。车没篷顶，我们就站在车厢里，脸部朝前。车疾行，急风吹，女同学，男同学，头发稍长的，在向后飘着，路旁的大按树急速后退。杨老师也跟我们站在车厢里，歌声、笑声、风声、汽车轰鸣声，真的一路欢笑一路歌。

想起那情景，我常用来对比现在，当今的小学生，不但没有我们当年那样的经历，也很难看到一路欢笑一路歌的情景了。

杨老师的丈夫姓巩，当年是普查队技术员，过后得知，他后来是普查队最有权威的总工程师。我们小学毕业时，杨老师叫她丈夫为我们照了一张毕业照。80年代有一次相遇，杨老师满头青丝已经花白，但笑起来还是那样美。见到我，她就说起毕业照，她说，她至今仍保存着这张照片，还经常拿出来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从那以后，再没见过杨老师。半个世纪过去，不知杨老师如今身在何处。但愿杨老师永如其名——耐寒的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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