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屠蜀的真正原因(一场关于张献忠屠蜀的大辩论)

随着张献忠江口沉银的发掘,一个曾经争论不休的话题重新浮出水面:张献忠到底有没有屠杀四川人?据四川考古研究院发布的最新通报,光是3万件江口发掘出来的财物已涉及大半个中国,不仅有地主官僚的财产,也有士绅百姓的财物,证实了张献忠的掠夺力之生猛强悍。然而,学术界关于张献忠屠蜀的争论内幕,广大吃瓜群众却不明觉厉,今天骊姐就来做个简单梳理,把双方的争论焦点和论据摆出来大家评评理。

张献忠屠蜀的真正原因(一场关于张献忠屠蜀的大辩论)(1)

江口沉银发掘文物(图片来自川报观察)

自明末清初以来,记录张献忠屠蜀的相关史料有:余瑞紫《张献忠陷庐州记》、李馥荣《滟滪囊》、沈荀蔚《蜀难叙略》、彭遵泗《蜀碧》、欧阳直《蜀警录》、刘景伯《蜀龟鉴》、孙琪《蜀破镜》、费密《荒书》,这些史料于2002年被巴蜀书社收集、点校编为《张献忠剿四川实录》出版。此外,还有张廷玉《明史》、吴伟业《绥寇纪略》、傅吉迪《五马先生纪年》、侯之鼎《时变纪略》、顾山贞《蜀记》、彭孙贻《平寇志》、计六奇《明季北略》、《明季南略》、张烺《烬余录》、毛奇龄《后鉴录》等,以及传教士古洛东翻译整理耶稣会教士利类思、安文思的回忆录而成的《圣教入川记》。

自民国以来,认为张献忠屠蜀确有其事的正方大V有:文学家鲁迅、李颉人,当代学者流沙河、冯广宏、郑光路、伍松乔、田培栋等,尤其是冯广宏写有八论张献忠帝蜀实情考,郑光路有专著《张献忠剿四川真相》。认为张献忠屠蜀夸大其词或清政府污蔑张献忠屠蜀的反方大V有:民族史学家任乃强、当代学者孙次舟、袁庭栋、胡昭曦、王纲、顾诚、郭影秋等,任乃强先后著有《张献忠屠蜀辨》(1947)《张献忠屠蜀记》(1955)《张献忠》(1986),袁庭栋《张献忠传论》、王纲《张献忠大西军史》、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辩》、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郭影秋《李定国纪年》等。不过,比较诡异的是任乃强先生,他1950年所撰的《张献忠屠蜀记》从书名就已经承认张献忠屠蜀,可是经历文革之后,1986年出版的书却去掉了“屠蜀记”三字,对书中内容进行了删改,否认张献忠屠蜀。

张献忠屠蜀的真正原因(一场关于张献忠屠蜀的大辩论)(2)

骊姐归纳了双方争论的主要焦点,大致有以下三个:

其一,关于张献忠屠蜀记录者的合法性。反方认为,记录张献忠屠蜀的多是清代人,有把清军屠蜀的事实嫁祸于张献忠的嫌疑,因此证词的合法性值得怀疑。正方却认为,这些史料既有与张献忠同时代的亲历者所著,如傅吉迪、费密、欧阳直;还有清代人根据史料所写,如李馥荣、彭遵泗、刘景伯;更有外国人耶稣会教士利类思、安文思所著,并非都是跟清政府穿连裆裤的人。

其中傅吉迪是个误入成都的小贩,张献忠撤离成都下令封城大屠杀时,一个大西军官看他识字,便把他留在身边当文书,九死一生之后的傅吉迪写下了自己的经历。费密、欧阳直也是亲历蜀乱者,他们幸存下来后都以教书为生,拒绝为清出仕,没有为清政府污蔑张献忠的动机。值得重视的是,耶稣会教士利类思、安文思被成都知县吴继善推荐给张献忠,两人进入大西阵营,受到尊重,也目睹了张献忠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证词立场应较为中立客观。彭遵泗的《蜀碧》收尽了当时记载张献忠据蜀的史料,但因为他有清代翰林院编修的身份,被反方攻击为立场有误,所言夸大。然而,鲁迅先生却对此书大加赞赏,他认为这本讲张献忠祸蜀的书,所展现的人性之恶,“其实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

更为重要的是,正方大V冯广宏和郑光路都对各种版本的史料作了比对,他们所记载的张献忠屠蜀史实,多数史料可以进行相互印证。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明白,这么多人所言雷同,难道真的是纯属巧合?总不会是大家都穿越时空来串供吧!由此足以证明张献忠屠蜀一事确凿,此处仅举两例:

之一:

古洛东《圣教入川记》:“张献忠占据蜀川,虐杀僧道。”

费密《荒书》:“献贼之据成都,日取人而杀之。先杀卫所指挥千百户,后杀僧人、道士、匠作、医士,皆令州县解入成都。杀则投南门外大桥下。”

之二:

1645年冬,张献忠下令除大西政权官员家属以外,成都“城内居民一律杀绝”。利类思、安文思两位洋教士亲临其境,目睹了这惨绝人寰的一幕,安文思的记录如下:

“1645年冬11月22日,献忠先暗遣一人捏词诳报,以惑众心。谓某路敌军大队将至,须当操练兵马,以作御敌。次日,大集人马,若将赴战场一般。献忠暗将毒谋通知各营军官,饬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诡言:“百姓等已暗通敌人,勾引大队入川,以图大举,故当剿灭此城居民。尔等各宜秘密准备,不得遗漏军情”云云。众官闻之各自回营,预备明天大屠之事。剿后即当渡河以迎敌军。 ……见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惨绝心目,血流成渠,心如刀割,欲救不能。”

同样的事情在明末清初顾山贞《蜀记》中,是这样记载的:

“即传令内、外八路将领各领兵进城,搜缚在城百姓,俱押出南门,斩入江中。命先缚男子,妇女俱留在后。是时正值九月十五日,月明如昼,众贼申时进城,搜缚百姓。凡男人,两人缚一人,齐出南门外江边,随到随杀。从十五日申时杀起,至十七日申时杀完。江水尽红,尸积如山,水淹至城脚丈余,涌塞不流;献忠命水手撑大船十余只,至下流推尸顺流,方得流通。血腥之气,闻数十里。男人杀尽后,将老幼妇女尽赶出城外,每贼一人,引妇女数百,至江边驱令自跳。号哭之声,闻数十里……”

郑光路先生考证,不同时代国籍的人所记载的成都“屠城”之事完全吻合。主要屠杀地点都记载为“南门外”;《蜀记》说至近黄昏的申时(下午3至5点钟)杀完,传教士说“大杀之后……日落西山,正直黄昏之候”;大屠杀的时间,两本书都说是整整两天。唯一不同之处为《蜀记》记载开始屠杀的日期为乙酉年九月十五日(1645年11月2日),而传教士则说是1645年11月22日。为何出现中西历法的差异,一种猜测为:很可能是整理传教士文稿者,多写一个“2”之误。

其二,关于张献忠杀人的数量问题。反方认为,不少史书所写的张献忠草杀百姓共“6万万有奇”,等于是6亿人,当时整个中国都没有这么多人,显然是弥天大谎诬陷之词。对此,郑光路先生的考证是,万万为亿的计数法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才确定下来,而此前古人的计数方法“6万万”应为60万。毛奇龄《后鉴录》说:先杀了“各卫军及在营新兵(指川籍士兵)”约“七十五万”,兵(指外省入川的老兵)“二十三万”,读书人、和尚道士、医卜等“三十余万”,再加上五个月“草杀”百姓的近六十万,总数近二百万。而当时四川的人数应在600万以上,因此,张烺《烬余录》所称四川人口大灭绝的原因十分之三归于张献忠是比较客观的:“今统以十分而计之,其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其死于‘摇黄’(指四川土寇)之掳掠者二,因乱而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及二,其一则死于病”。我们可以想想,如果说一位史家写错数字还有理,但不可能全部史家都写错了,你当史家们的数学真的是体育老师教的啊?!

其三,关于张献忠庙的问题。反方提出,如果张献忠遭老百姓记恨,为何在梓潼县的七曲山还供奉着张献忠塑像?冯广宏和郑光路先生均有考证,张献忠祠本为梓潼帝君庙,其人名为张亚子,是东晋人,长期住七曲山,晓诗书精医术、扶危济困,深受百姓爱戴,死后百姓建此庙以纪念。张献忠到了此庙,把张亚子认作自己的祖宗,由此对当地老百姓网开一面,命令贾、裴二姓世代为道士替神庙司香,塑张献忠像于殿内。据说张献忠塑像原先立在文昌宫后的风洞楼,乾隆七年(1742年)绵州知州安洪德毁掉此像,还立下《除毁贼像碑记》,指明梓潼人塑张献忠像是“畏而媚之”,比较符合当时群众心理。塑像实际作用就是使梓潼一带百姓沾了张亚子的光,躲过一场杀戮之劫。1987年,梓潼县为了发展凤凰山景区旅游业,为张献忠重新塑像。

张献忠屠蜀一事,伍松乔曾有言:对于张献忠杀人问题,1960年代虽有探讨,但在当时阶级斗争理论主宰着史学研究的背景下,由于张献忠被定为起义首领、农民英雄,走上神坛,“屠蜀”一事众所讳言,成为禁区,研究难以深入客观。直至“文革”后思想解禁,才又开始反思,有所实录、追问与考辨,但对其重大情形与深层原因,尚有待深入钩沉与探析。明末清初惨剧,包括这一个最后的蜀地“皇帝”,实在是四川人、成都人的一个梦魇。如果说张献忠当初揭竿而起,称得上造反有理,那么,屠蜀有罪,非同小可,也必须有个确切的说法。对于大西皇帝张献忠在四川的统治,他身上彰显出来的人性之恶,值得重新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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