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陶渊明是个什么样的人(陶渊明是否真的不为世俗所累)

作者: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省中华诗学研究会副会长 王志清,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关于陶渊明是个什么样的人?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关于陶渊明是个什么样的人(陶渊明是否真的不为世俗所累)

关于陶渊明是个什么样的人

作者: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省中华诗学研究会副会长 王志清

陶渊明自南朝被“人德”化以来,至宋时愈加圣化,被誉为“高简闲靖,晋、宋第一辈人”。后世的有关研究也往往夸大他的“高节”性,称道其胸中“无一点黏着”的超逸。其实,陶渊明也有不能脱俗的一面。

诗作多有叹苦恨穷之意

陶潜生前以“人德”著称,其诗在《诗品》中被列为中品。钟嵘说:“每观其文,想其人德。”陶渊明逝世百年后,萧统收录其诗文并编纂成《陶渊明集》,并在序中直言:“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

自唐以降,陶渊明迅速地高大起来,被塑造成一个忘怀世事、绝弃名利的圣人。这也定势了一些人的思维,即便从其诗中读出了世俗的一面也不敢太多议论。但诗圣杜甫在《遣兴五首》中,说出了陶潜“未必能达道”的实话。诗云: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

《遣兴》诗的中心意思是说,陶渊明尽管一生超凡脱俗而高蹈独善,志在求其心性之真,但在现实生活中终不能完全免俗而忘怀得失。杜甫作此诗,似也不能排除是“自遣”或所谓“聊托之渊明以解嘲”。

杜甫《遣兴》诗写于生活极端困境之时,夹杂有自怨自叹的无奈和感喟,言外之意是“难啊难,陶潜且不能免俗,何况吾辈乎”。诗共八句,前半说其未能“达道”,后半说其未能“达生”,都是先说观点说看法、后作例证。

诗的第一句很有意味:陶潜是很想免俗的,归田而“避俗”。但至少从客观上说,他并没有免俗,即未能彻悟世事。杜甫说的这个“道”,不是自然规律,也不是道德法则,更不是儒道之辨的“道”,而是忘怀世情俗事的超然物外,即是不为世俗所累的彻底放下。

杜甫言之凿凿地说:“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意思是,陶潜多有叹苦恨穷之意,这是从他的诗中读出来的。多“恨枯槁”,说的是苦于生活困境、患于生存危机,怎么可以说已经“达道”呢?

陶渊明曾云:“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此诗中“枯槁”的反义词是“滋润”,指生活不滋润而一生清苦穷困。

在《饮酒二十首》中,陶渊明反思自己“一事无成”的一生:“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此诗写自己贫困而孤独的现实处境,写自己为穷困所埋没的心里苦闷。诗中的孟公,是东汉刘龚的字。

据记载,东汉张仲蔚隐居不仕,“常据穷素,所处蓬蒿没人,闭门养生,不治荣名,时人莫识,唯刘龚知之”。通篇为“淹留遂无成”的意识所笼罩,而渴望有一个像“孟公”的人来赏识他。看来,陶潜这个“避俗”老头还真未必能够免俗。

北宋诗评家黄彻评价陶诗,就指出其多言“枯槁”,只是为尊者讳,认为“枯槁”之叹非自“畏”而是“伤时”。这与杜甫相似,都是为国而忧也。古代诗话,总有将诗人与诗往好处想的倾向,甚至不乏过度阐释。陶潜自唐宋以降,其“高节”愈发神圣化,不仅绝弃功名利禄,而且似乎连家庭、自我都彻底淡忘了。可鲁迅不这么看,他在《魏晋风度及文学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

对五子成器非常挂虑

陶潜一生四次出仕,且只要有官就做,不管做什么官,不管为哪家做。他从29岁“投耒去学仕”,到41岁辞去彭泽县令,宦海沉浮也仅13年;辞官之际所作《归去来兮辞》,是理想受挫、想奋起却苦于无路可走时的不得意之作。通篇渲染出世之乐,文字背后却能让人体会到诗人的离世之苦。或者说,诗人是在用想象的欢乐来压抑现实的痛苦,表现出一种极其矛盾的心境,是掩饰不住的内心苦涩。

其文开篇就说“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既然心为形役,怎么能够没有悲愁?改为陈述句就是,我已经将形让心役,再也没有世俗之绊,应该就没有任何惆怅和悲愁了吧。诚如宋人评曰:“人见渊明自放于田园诗酒中,谓是一疏懒人耳,不知其平生乐道至苦……其苦心可知。既有会意处,便一时放下。”

杜甫诗的后半,实际上说其未能“达生”。杜甫举例说其“责子”诗,指出陶渊明对五子之成器与否是非常挂虑的。可见,他虽然想不受世事牵累,却仍然少不了舐犊深情,为五子不能出息而烦恼。清人杨夔生在《匏园掌录》中说:“陶公终日为儿子虑,虑及僮仆、衣食、诗书,何其真也;将儿子贫苦、愚拙种种烦恼都作下酒物,何其达也。近情之至,忘情之至。”杨氏认为,唯其真,才有“终日为儿子虑”,也才有“责子”。

陶潜确实是非常希望儿子们有出息的,期望他们迅速成长、获取功业。陶潜的《命子》诗,据考写于38岁时。诗为四言共十章,前六章历述陶氏先祖功德,以激励儿子继承祖辈光荣的家风;第七章才言及自身,说到自己的不是;后三章旨在表达对儿子的殷切希望和谆谆诫勉,希望成为有作为的人。

从为儿子的取名来看,也能感受到陶渊明的殷切希望。陶渊明给儿子取名为“俨”,字“求思”,极有深意。何谓“俨”?《尔雅·释诂》记载:“俨若思。”何谓“求思”,即希望像“思”那样。名和字中均重复“思”的意思。“思”者何也?“思”即子思,孔子之孙孔伋之字。子思著有《子思》23篇,据说《中庸》也是他的作品,被尊为“述圣”。陶渊明希望自己的儿子要像子思那样有出息、有作为。

有观点提出,陶潜自号“五柳先生”,此五柳乃指其五子。陶潜自己已无可能成为陶侃那样的人物,故将振兴陶门的希望寄托在五子身上。中国古人庭院之中常植三槐五柳,就是期望子孙中出现三公五侯。五柳之象征说,似可自圆。

杜甫诗中所说的“达道”,显然是指通达世事、彻悟人生。但历史上,也曾引发此“道”究竟是儒家还是道家的讨论。南宋后期理学家真德秀(号西山)官至宰相,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其学以朱熹为宗。他认为,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掩。谭嗣同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在《致刘淞芙书》中说:“真西山称陶公学本经术,最为特识。”其诗所以多中正和平之音,正是他“涵养深纯”的结果,是“经术之效也”。

真西山为了说明陶渊明学问“正自经术中来”的观点,还举例简评:“《荣木》之忧,逝川之叹也;《贫士》之咏,箪瓢之乐也……渊明之智及此,是岂玄虚之士所可望耶?虽其遗宠辱,一得丧,真有旷达之风,细玩其词,时亦悲凉感慨,非无意世事者。”这里可以看到,陶渊明无意于世事,并不等于忘却世事。尽管诗人大唱自然真趣,但世事忧心和思想矛盾隐约藏于诗中。

入世不能而出世不甘

现实生活中,陶潜算得上是一个失败者。他事业失败,又不擅处世,不擅营生,不会耕种,不会治家,也不擅教子。《归园田居》五首几乎将这些特点都概括出来了。虽然“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而且“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然而“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以为可以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养活全家,可事与愿违,不仅弄得没有一点尊严,而且让家人受累。

杜甫的《遣兴》诗主要是针对陶渊明《责子》诗而发的议论。《责子》诗云: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二句,写的是儿子不喜读书、不求上进。接着分写:阿舒是老大,十六岁了,却懒惰无比;阿宣是老二,行将十五岁了,就是不爱学写文章;阿雍、阿端十三岁了却不识数,六和七都数不来;老五通子,快九岁了,只知贪吃,不知其他……

可见,陶渊明对这五个“不成器”的儿子是很不满意的,或者说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五个儿子。《责子》诗开篇就直言自己老迈,白发布满两鬓,肌肤也不再丰满。因为来日不多,才愈发为儿子没有出息而焦躁不安。他可以不要功名,但还有家庭、子女;他可能脱离了社会,但绝非脱离了文明;他可以沉迷“杯中物”,但还有清醒。因为心系五子的前途、挂虑他们的品学好坏,故而才有此哭笑不得的“责”。

我们不能因为此“责”不是板着面孔的教训,就认为这不是“责”;更不能因为“责”,就贬低了陶潜。杜甫说陶潜不能“达道”,是说他虽然想放下尘俗世事却还是没有放得下。倒是有些与杜甫理解相左的人,囿于为尊者讳的思维,硬要把陶潜说成是忘怀得失而一成不变的世外高人,硬要强调其戏谑的个性,却实实在在地歪读了陶潜。

应该说,五个儿子都这样“窝囊”,陶潜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关于这一点,他在《与子俨等疏》中将责任全揽了下来。此疏与《责子》几乎写于同一时期,其中流露出来了愧疚不安和深深自责,只希望孩子们安贫乐道、和睦相处。其中,第二自然段是这样说的:主要是因为自己性格刚直而不能逢迎取巧,且与社会人事多忤逆,结果让五个孩子从小就跟着自己过着贫穷饥寒的生活,弄得很没有尊严。

总的来看,《责子》的“责”并非雷霆之怒,而真正反映了诗人内心的痛苦,反映了教子无方的无奈。于是,陶潜在将儿子一一数落之后说:这也许是天意,还是喝酒去吧。

说到饮酒,世人多将陶潜与阮籍比。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时多。陶渊明与阮籍一样,都是极其痛苦的人;陶潜不同于阮籍的是,他以酒寄情入诗,诗中“篇篇有酒”。酒不仅是陶潜遣忧除闷的“忘忧物”,而且是创作的催化剂,是生命的主要内容和乐趣。用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陶潜是酒精依赖。在《饮酒二十首》中,他这样唱道:“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其自嘲且自宽,却绝无自责之意。

古往今来,真正的“达道”或“达生”谈何容易!中国文人与政治天生有着不解之缘。如果不卷入政治,一般就只有归向山林田园。穷乡僻壤的封闭,小生产者的狭隘天地,对他们的视野与情感,构成严重的限制和束缚,使他们与外部疏离,难得从时代生活中汲取创作的动力,甚至连诗歌创作在死水一样的生活中也会变得多余。

坦率地讲,古代文人要真正摆脱传统儒家的用世思想,要真正放弃大济苍生的社会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孔孟做不到,李杜做不到,陶潜也做不到。陶渊明进退而皆忧,进不足以谋国、退不足以营生,其悲剧在于入世不能而出世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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