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岁月写成的书（如何把散文集皮囊改成话剧）

7月21日，由王婷婷导演、改编自蔡崇达同名非虚构散文集的诗意现实主义话剧《皮囊》，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首演。在历经首演北京站延期、上半年巡演取消后，这部筹备一年有余的话剧终于与观众见面。据悉，该剧将演出至7月24日。话剧《皮囊》首演之际，新京报对话导演王婷婷揭秘创作背后故事。

非虚构散文集《皮囊》是一部极具地方特色的作品，它的创作源于蔡崇达30岁时的一次观展经历。展台中摆放的一件件已逝之人的珍贵物品，使他回忆起8年前已然离世的父亲。他开始用笔追寻起那些已远去的记忆，他的家乡位于福建省泉州市的渔业小镇东石，以及那里的亲人、玩伴与他在那里的成长历程，凝结成了《皮囊》中的14篇散文。

摄影：塔苏

话剧《皮囊》剧照。 塔苏 摄

改编：从散文集到舞台剧

这部作品文本改编的难点在于14篇散文大部分之间缺乏较强的情节关联，戏剧性也相对较弱。编剧最终选择了其中引发较多共鸣的“盖房子”作为贯穿全剧的主线，并通过这一核心事件串联起原著中的诸多人物，以核心家庭人物为主，外围亲戚邻居、玩伴为辅，塑造群像感。导演王婷婷此前的作品从主题到形式涉猎广泛，而力求细腻的现实主义题材，从《钢的琴》到近年的《裁·缝》《陶里街二十三号》等作品，也一直是她的长项所在。在谈及本剧的创作理念时，她提出了“诗意现实主义”的观念，在她看来，这份诗意，一方面在于形式上的“韵律感”，另一方面则是相较叙事，更注重情感表达上的丰盈。

【对话】

希望看完《皮囊》后能想起自己的家乡

新京报：从非虚构散文集改编成戏剧，这部戏剧作品的视角结构如何确立的？

王婷婷：当我看完原著之后，基本上已经确立以“黑狗达”的视角，作为一个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以此串联起他的家庭和身边的朋友。这中间我产生过一些顾虑，也曾考虑过是否选择以母亲的视角为主。

为此也与蔡崇达老师沟通过一次。我问他：对于您来说《皮囊》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他回答一句话，让我感到很欣慰，也和我们的想法很契合，对于他来讲《皮囊》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从而印证了，其实我们开始找到的以“黑狗达”的成长为结构线索是正确的。

新京报：那些分散在原著各个篇章里众多的人物与事件，你是如何统筹在容量仅有两个多小时的戏剧作品里？

王婷婷：上半场主要希望还是围绕“黑狗达”对家乡的平日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以及身边的人与事，逐渐开始产生反思，进而想要离开自己生活的地方为主线。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要创作这部作品，想给观众一起来分享的主题：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少年幻想离家的时刻，进而引发对于家庭的反叛。要成长，要崛起，要快速成为成年人的时刻。

下半场是“黑狗达”归来，他背负着拯救中风重病的父亲与生活的使命，自己通过多年努力，希望父亲病情有所好转，可妈妈却一直通过不断地盖房子去维持家庭的尊严。着重表现“黑狗达”和母亲之间的一种争夺与冲突，这是下半场集中的矛盾点。

摄影：塔苏

原著《皮囊》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 塔苏 摄

新京报：除了这些主要人物之外，原著中小人物也各有各的命运走向，这些人在戏剧表达上做了哪些处理？

王婷婷：基本上采用了上下半场互相参照的一种模式，比如说，文展是戏中很打动我的一个人物。他从小便是个内心自卑的孩子，是一位心怀天下，喜欢研究历史的理想主义者。下半场，当他回归到现实生活当中，逐渐成为了一个沉默的，甚至有些虚无的人，其实剧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通过类似的对照模式，在发展他们各自的线索与命运轨迹的。

新京报：话剧《皮囊》选择了一个原著中未提及、但与现实相呼应的结尾，你是如何设计的？

王婷婷：结尾是我们在东石采风时想到的。当时去参观了蔡崇达老师重新建造的图书馆，非常打动我，他用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形态，却做成了一件非常有锐度的事情，就像一颗钉子深深扎在了东石。

我们中国人历来对房子有一种执念。尤其像福建、江浙一带的很多沿海城市，通过建造大房子来彰显家庭的实力。蔡崇达则打破了这样一个魔咒，他把自己家的外墙打开了，变成了一个公共的开放可以交流知识的空间，让当地的孩子们有了去学习与读书的空间。我觉得那座由他的家改造成的图书馆，从外部形态来看是温和的，充满着爱与希望，但是内部力量是很尖锐的，似乎在向所有人以完全反叛的方式，展现“家”的全新概念：让那些还在不断新建“皮囊”的人看一看，房子不应该只是一个被包裹住的内部环境，它应该被改变。

摄影：塔苏

王婷婷觉得话剧《皮囊》是部诗意现实主义作品。 塔苏 摄

新京报：你觉得《皮囊》这部戏的“主角”是谁？

王婷婷：很巧，我曾经和蔡崇达老师沟通过这个问题。他觉得《皮囊》的主角是谁？在他看来《皮囊》的主角是岁月，当时我就意识到了其中的寓意。如果我们跳脱出剧中的人物角色以外，其实我们能清晰看见的就是岁月更迭，一代人从曾经年轻到了他们老去，从年富力强到面对生老病死，在这样一个带有实质性的时间脉络里面，主角叫岁月。

新京报：原著中“黑狗达”一直站在讲述者的角度，并没有一条清晰的心理线索，改编成话剧后，在挖掘这条线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难度？

王婷婷：我当时看原著以后，感觉“黑狗达”的人物形象与性格特点，其实比较模糊。作为导演来讲，我要创作出“黑狗达”这个舞台角色，就一定要先找到他的性格。当然我们幸运的是，还有蔡崇达老师这样一个原型可以来参照，那么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更多地把“黑狗达”这个角色变成了，一个来自小镇的地方少年，再把我自己带入进去，这样他的形象与性格就变得清晰了许多。

其实原著里写“我”很少，是身边的一切勾勒成了最终的“我”，所以要把“黑狗达”形象立出来，一定要通过他的视角来认识他的家庭与家人，以及他对家人与故乡的爱与恨。我跟蔡崇达是同龄人，所以他的生活经验里面，我个人也能带入到作品里很多情感上的内容。我们都是从外地来到北京的人，各自都有同样的怅然和忧伤。我在北京那么长时间，都没有觉得自己完全能够融入这里的生活，可是回到家乡，我同样也觉得自己如同异乡人，是挺让人觉得忧伤的事情。

新京报：导演这次在“二度创作”上有哪些不同以往的创排感受？

王婷婷：如果我们只是想了解书中的人，我觉得大家看散文就够了。作为戏剧来讲，我一定要从我的角度，重新讲一个新故事给大家。这个故事里面，当然绝大部分的原型是取材于散文集，更多是我们作为二度创作者，要用话剧用一个剧场的面貌，来诠释我们心里的家乡与远方的关系，家人和当下生活的不同样貌，去开掘出一个新的世界。

新京报：每部作品都有各自创作理念，你如何定义这部作品？

王婷婷：我的定义是——诗意现实主义。它的风格依然建立在现实主义之上，因为文学本身就是现实主义的，但我又希望它能够在此基础之上，有一种散文诗式的格调与格局。

摄影：塔苏

话剧《皮囊》注重情感表达上的丰盈。 塔苏 摄

新京报：你希望给那些看过原著的观众，带来哪些观剧的新体验？

王婷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有的时候文字给人的想象力会更丰富，因为留白足够多。剧场也许会让一些想象更具象，可能不同的读者，脑中浮现画面是不一样的。

我既是读者也是导演，是在以“黑狗达”为视角地讲述一个新故事。比如，原著里面其实写父亲，尤其在他曾经身体好的时候，对于“黑狗达”有怎么样的影响写得很少，但是在剧场里面，这部分就成为了我们要讲述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我只是要提炼出来那些打动我的部分，用剧场的语言重新讲一遍。

新京报：你希望观众看完后，能够给予你哪些回应？

王婷婷：我觉得如果大家看完《皮囊》这部作品以后，能够让他们想起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家人。如果离得远，就给他们打通电话，道一声久违地问候便足矣了。

新京报记者 刘臻

编辑 田偲妮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