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为什么写武松（施耐庵在作品里最经典的四次写虎）

《水浒》作者施耐庵在作品中多次写到虎，最为典型的有四次，四次写虎，有什么寓意，我们不妨作一番破解：　

洪太尉在龙虎山遇虎，这是与虎的近距离接触。作者写虎威，暗示着江湖藏龙卧虎。洪太尉上龙虎山找天师，一路上先遇虎，后见蛇，此为龙虎山之虎和龙。这点显而易见，算不得秘密。求见天师未果（实际见了，但不认得）下山后，洪太尉向上清宫的道士讲述这一路所见，说到虎蛇，道士说：本山虽有虎蛇，但并不伤人。看似不经意的话，其实内藏玄机。虎蛇本是凶猛野兽，伤人乃是本性，为何此处却不伤人？把虎蛇比作一百单八好汉，把龙虎山比作梁山，不伤人意味着替天行道。道士不是随口应答，而是未卜先知的预言。这不是信口开河。水浒传首先出场的落草好汉是谁？

武松在景阳冈打虎，这是人与虎的正面交锋。作者写虎啸，通过打虎故事，写虎的外强中干。“原来大虫抓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三般都抓不着，劲儿先就泄了一半。”“武松用左手紧紧地揪住大虫的顶花皮，空出右手来，提起铁锤般大小的拳头，使尽平生气力只顾打。打了五六十拳，那只大虫眼里，口里，鼻子里，耳朵里，都迸出鲜血来，一点儿也不能动弹了，只剩下口里喘气。”

一、施耐庵写“虎”，其实采用的是暗示手法

“虎”，是一种恶势力的代表，施耐庵写“打虎”，其实是写剪除一切恶势力。这种原始动力激发了一群英雄，他们聚义梁山，替天行道。可见，“虎”是一推手。

作者四次写虎，与虎接触的人分别为洪太尉（官员），武松（行者）、李逵（莽汉）、解宝、解珍（猎户）暗示：虎之出没无常，虎之危害四方。

苛政猛于虎。作者描写的时代正是北宋统治最黑暗的时候。这部以北宋末年社会为历史背景的小说所揭露的社会黑暗现象，实际在封建专制时代具有普遍意义。小说中第一个正式登场的人物是高俅，这个因善踢球而得到皇帝宠信的市井无赖，居然不到半年就升到殿帅府太尉的高位，从此连同他的“衙内”倚势逞强，无恶不作。在全书正文的开端，这样写寓有“乱自上作”的意味。不仅如此，作为社会全景式的描述，在政权的上层，有高俅、蔡京、童贯、杨戬等一群祸国殃民的高官；在政权的中层，有受前者保护的梁世杰、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贺太守等一大批贪残暴虐的地方官；在此之下，又有郑屠、西门庆、蒋门神、毛太公一类胡作非为、欺压良善的地方恶霸。如此广泛的对于社会黑暗面的揭露，是随着长篇小说的诞生而第一次出现。　

这些地方恶霸，朝廷贪官污吏似一群群豺狼虎豹，他们食人肉，喝人血，危害四方。在“替天行道”的堂皇大旗下，作者热烈地肯定和赞美了被压迫者的反抗和复仇行为即打虎行为。

对一般读者来说，小说中的英雄气质才是最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日常的生活终究是平庸的，在强大的恶势力面前，受欺凌而忍让，见不平而回避，是普通人的选择。但人们的内心却不甘于此。梁山好汉却是另一种人物，是传奇式的理想化的人物，是打虎英雄。他们或勇武过人，或智谋超群，或身具异能，而胸襟豁达、光明磊落、敢作敢为，则是他们共有的特点。

像鲁智深好打抱不平，“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武松宣称：“我从来只要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也不怕!”确是豪气干云，令人激奋。就是像黑旋风斗浪里白条、花和尚倒拔垂杨柳、武松景阳岗打虎一类与社会矛盾无关的情节，同样由于主人公的个性、力量、情感的奔放，而给人以生命力舒张的快感。在污秽而艰难的现实世界中，这些传奇式的英雄，他们的打虎行为给人痛快淋漓的感觉，给读者以很大的心理满足。

二、施耐庵写“虎”，其实采用的是先入为主的手法。

武松（行者）、李逵（莽汉）、解宝、解珍（猎户）有了打虎的经历，所以他们的反抗才比较彻底。宋江接受朝廷招安之后，武松选择出家，李逵表示出不满。

李逵则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地地道道的造反派，他像一股黑色的旋风，强劲地席卷着一切。他一再呼喊“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他是反抗招安最强烈的一个，受招安后仍屡屡叫喊再反上梁山。宋江深知自己一死，李逵必然再去啸聚山林，为了不让李逵再次造反，坏了自己所谓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名，所以，在他最后倒下前，竟哄骗李逵饮下他未饮完的毒酒。

在八位反对招安的好汉（鲁智深、武松、史进、李逵、三阮、穆弘、刘唐）中，真正强烈反对招安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鲁智深，一个是武松。但鲁智深和武松的力量还是太单薄，最终，改变不了梁山全伙受招安的命运。打完方腊之后，鲁智深和武松的选择也最明智。他们都没有做官，一个选择坐化，一个选择终老六和寺。而那些贪恋官位的其他好汉，几乎都没得到什么好下场。

宋江，名义上的打虎者，实质为虎作伥。先入为主的武松、李逵才是作者心目中的打虎英雄。　

三、施耐庵写“虎”，最重要的是突出侠义精神。

侠义精神在梁山好汉身上普遍存在，而侠义精神实质是为民请命。武松打虎景阳冈为民除害，解宝、解珍捉虎也有这个成分。所以，招安之前，梁山好汉为民请命突出了他们的侠义精神，招安之后，他们的侠义精神就大打了折扣。

《水浒传》的空前流传不仅仅是因为《水浒传》的文学成就，还因为《水浒传》宣扬的“侠义精神”。那个时代的大多市井百姓都不识字，他们主要还是从说书艺人和一些识字读书人那里听到水浒故事的。市井百姓并不懂《水浒传》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在那个特定年代（元末明初），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也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当时《水浒传》的问世正好填补了这片空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顺应了当时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的需要，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道德品质——“义”

侠义精神用一个字概括就是“义”。要说义气，梁山好汉都很讲义气，“及时雨”宋江更是以义气闻名，他总是在别人危难之时，及时出现，救人于危难之中，他也正因此才当上梁山的大头领。所以，除了作者在小说中成功塑造除了108位梁山好汉鲜明人格外，还有一种精神始终贯穿整部小说中，那就是——侠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