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乐府的文学史意义：一般指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所载

北朝乐府，一般指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所载的“梁鼓角横吹曲”这些乐曲有的是十六国时代的产物，如《企喻歌》、《琅琊王歌辞》等有的则产生于北魏后期，如《高阳王乐人歌》（高阳王元雍，孝文帝元宏之弟），风格比较豪放，虽出于乐工之手，而带有较浓厚的民歌色彩，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南北朝乐府的文学史意义：一般指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所载?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南北朝乐府的文学史意义：一般指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所载

北朝乐府，一般指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所载的“梁鼓角横吹曲”。这些乐曲有的是十六国时代的产物，如《企喻歌》、《琅琊王歌辞》等。有的则产生于北魏后期，如《高阳王乐人歌》（高阳王元雍，孝文帝元宏之弟），风格比较豪放，虽出于乐工之手，而带有较浓厚的民歌色彩。

北魏宫廷和贵族邸宅中所用乐歌，原先有不少是鲜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歌曲。据《新唐书·乐志》载，北魏音乐中的“北歌”有鲜卑、吐谷浑和部落稽三族的歌谣。《隋书·经籍志》所载《国语真歌》10卷、《国语御歌》11卷，大抵是鲜卑歌。但这些少数民族歌谣由于元宏推行汉化以及民族的融合，后人对歌辞不能理解，就逐渐散失了。

现在所见的“梁鼓角横吹曲”的曲调虽出于少数民族，但其歌辞已经过南方汉人的翻译和润饰，有些已非本来面目。如《折杨柳歌辞》：“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中的“虏”字，显然是南朝乐官译为汉语时所改。还有一些歌的曲调虽起于北方，歌辞可能已经梁代乐官易为古诗或南朝人的作品。如《紫骝马歌辞》六曲，前二曲较质朴，似是北方民歌；后面“四曲”，即从“十五从军征”以下，据陈释智匠《古今乐录》说是古诗。历来的研究者大多认为此诗是东汉时代的产物。又如《黄淡思歌》的第三曲：“江外何郁拂，龙洲广州出。象牙作帆樯，绿丝作帏纤”，不论从诗中所提到的名物以及诗本身的风格，都与南朝民歌相近。这首诗，也可能是梁代乐官用北方曲调谱唱的南方诗歌。在“梁鼓角横吹曲”中还有类似的例子，如《雍台》据《古今乐录》说是梁代胡吹旧曲，而今存的歌辞却是梁武帝萧衍和吴均所作。

“梁鼓角横吹曲”中所保存的北朝民歌，其风格比南方的“吴声歌”、“西曲歌”质朴，反映的生活面也比南朝民歌广阔。南朝的民歌几乎全是情歌，而且偏于描写柔情。北方则因为战乱频繁，所以民歌往往能反映出人民在那个动乱时代的种种生活状况。如《企喻歌》写的是军容和尚武精神。但在连年战争中，许多人阵亡，也使人感到沮丧，发出了“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的悲叹。有的歌辞也写到了战争中的痛苦，如《隔谷歌》写被围的人“弓无弦，箭无栝，食粮乏尽若为活”；另一首则写到当了俘虏“骨露力疲食不足”的苦楚。有些歌辞还写到了一些社会问题，如《幽州马客吟》写到了贫富不均的问题，断言“黄禾起赢马，有钱始作人”，似是贫穷者的怒怨之词。《捉搦歌》写到了贫贱人民的苦难：“男儿千凶饱人手，老女不嫁只生口”。《琅琊王歌辞》说：“客行依主人，愿得主人强”，反映了在战乱中一般百姓不得不托庇于“坞堡”之主的社会现实。

北朝民歌中也有情歌，但由于经济生活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这些情歌显得粗放和坦率，与南方民歌的秾艳柔靡大不相同。如《地驱歌乐辞》：“月明光光星欲堕，欲来不来早语我”；《捉搦歌》的“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可能是由于少数民族不象汉族受封建礼教束缚，所以能无顾忌地说出内心的话，有些诗句非常真率，如《地驱歌乐辞》中的“老女不嫁，蹋地唤天”，《折杨柳枝歌》中的“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在汉族作品中很难找到类似的例子。

据《旧唐书·音乐志》载，北魏乐府中的“北歌”中还有《白净皇太子》等曲。这些歌原本都是“燕魏之际鲜卑歌”，其中多“可汗”之辞，用少数民族语言歌唱，歌辞不易解。但梁代乐府的“胡吹”中也有《大白净皇太子》、《小白净皇太子》等，音调与“北歌”不同。那些“北歌”至唐尚有存者，后来因汉人不懂鲜卑语，就都亡佚了。

著名的叙事诗《木兰诗》，历来也认为是“梁鼓角横吹曲”中的一首。此诗两次提到“可汗”，和“燕魏之际鲜卑歌”有些类似。多数研究者认为此诗产生于北魏，但诗中有一些辞语和某些诗句的风格，又和唐人作品相近。可能它原是一首鲜卑语的民歌，后来经南方人翻译和加工，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因为梁陈时南朝宫廷中也演奏北方乐曲。《隋书·音乐志》载陈后主“尤重声乐，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酒酣则奏之。”

北朝民歌也有一些没有收入“梁鼓角横吹曲”。其中较著名的如《魏书·李安世传》所载的《李波小妹歌》，可能是一首北方汉族的歌谣，它反映了当时居于北方的汉族在不断的战争中也养成了尚武的风气。又如北齐政权的创建者高欢曾命大将斛律金唱《敕勒歌》。此歌今见《乐府诗集》卷八十六，它反映了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生活。此诗很少雕饰，雄浑天然。金代诗人元好问评此诗云：“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确实道出了此诗的佳处（见《敕勒歌》）。

南朝辞赋，指宋、齐、梁、陈四代的辞赋。从建安时期开始，辞赋的风气有所转变，铺陈都邑之盛、功业之美的大赋逐渐被抒情、咏物的小赋所取代。西晋有许多作家写作辞赋，但渡江以后曾一度趋于沉寂，到南朝又重新兴盛起来。当时的辞赋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继承和发展了魏晋以来的抒情小赋，在体格和技巧方面有所创新。一些传诵的名篇大多属于这一类。另一类则基本沿袭汉代的大赋，以“体物”为主，偏重于铺张和夸饰。这类作品虽然较少传诵之作，但个别作品中的片段和字句，也曾对后来的作家产生过影响。

南朝辞赋的发展与其他文学样式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刘宋初年，颜延之的《赭白马赋》和他的诗一样用典繁密。谢灵运的赋作中的长篇巨制有《山居赋》、《撰征赋》。《山居赋》写谢氏的始宁别业，但铺陈过多，见学而不见才，远不如他的山水诗精采动人。另外几篇如《罗浮山赋》、《岭表赋》、《长溪赋》等模山范水的作品，从现存的残篇来看，文笔比《山居赋》流丽。稍后有谢惠连和谢庄，所存辞赋几乎全是咏物之作。谢惠连的《雪赋》和谢庄的《月赋》，隽永清新，素为后世所称道。在这一时期，鲍照的辞赋成就最高。《芜城赋》写兵燹以后的广陵，通过劫前劫后的对比，以奇峭雄健之笔抒发了人事沧桑的感慨。《舞鹤赋》、《野鹅赋》、《尺蠖赋》诸作，也都寄托深远。

齐代的作品比较少。谢朓的赋不能与其诗相称，仅有《临楚江赋》还比较遒劲。张融的《海赋》，有一些写景片段较有情采，但在总体上较木华《海赋》逊色。 　　

梁代是南朝辞赋的全盛时期，作家和作品的数量都超过前代。当时的宫体诗人写作辞赋，诗、赋的题材、风格都无二致，绮语闲情，轻艳流荡。简文帝萧纲今存赋作23篇，在南朝作家中仅次于江淹。其《晚春》、《对烛》、《采莲》、《鸳鸯》诸题，又同时见于元帝萧绎或庾信早年的作品中，可见当时文人时有同作。这些作品篇幅短小，多用五、七言句夹杂四、六言句，类似于诗、赋的混合。这种体格，谢庄的《山夜忧吟》、《怀园引》已开其端，但此时应用得更为广泛，这在文体发展史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梁代成就最大的辞赋作家是江淹。他的作品现存40篇左右，题材比其他作家广阔，像《待罪江南思北归赋》、《横吹赋》，都是南朝赋作中很少见的。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危苦之辞，和上述宫体诗人的赋恰成对照。最著名的作品是《恨赋》和《别赋》，千百年来传诵不衰，堪称连璧。沈约也是梁代有名的辞赋作家。他的《愍涂》、《悯国》等篇，其风韵颇近于江淹；《丽人赋》一篇，许梿评为“曼声柔调，顾盼有情，自有六朝之隽”（《六朝文絜》），内容形式都属于轻绮一派。 　　

陈代仅存赋作20余篇，以徐陵的《鸳鸯赋》较为著名。

南朝辞赋的主要倾向仍然是崇尚华靡，内容深刻而艺术上有所创新的不多。萧统《文选》选录作品详近略远，但刘宋以后的赋仅录7篇，当出于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