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对人性的主张（继续探讨孟子所说的心性问题）

在心性问题上，孟子也接着孔子的话题在进一步地论说，如《公孙丑》上篇中说：

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

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圣就是人的最高境界，所以本质上是心性问题的重要内容。而圣又与学、仁等事紧密统一，所以这些事情都属于心性问题的范畴，是从仁到义的必然内容，可知心性与仁、义是内在统一的。

人的问题，在《孟子》时就深入到心性层次上了，但仍与孔子时所论及的许多事务密切相关，如人与政治形势和人的从政问题，《公孙丑》上篇中说到：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

可以看出，孟子的理想人格就是圣人，这种圣人也要参与政治，也要出仕从政，但要秉承一定的原则，根据一定的时势，并不是可以一概而论的。

能达到这个层次的，在孟子看来，只有孔子，所以他称赞说：

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并引述子贡和有子的话：

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

有若曰：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这些话语，都必须与心性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解读，都必须与孔子与孟子所主张的仁、仁义、仁政等核心观念联系起来加以解读，因此就可以看出，孟子所论的心性问题，是他的仁义思想在人的修养方面的具体体现。二者的关系是仁义是心性的根本，心性是仁义的实践与修养途径。

此篇中还说：

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

可知仁义与人的荣辱紧密相关，为了荣而不辱，就要居于仁，以仁义为人的心性修养的准则与目标。而人的荣辱，又与国家政治有关，所以说：

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可见个人的心性修养与荣辱有关，与国家政治的情况有关，不是单纯由个人的心性修养所决定的，所以人的心性问题必然会与外在的国家政治环境有关，这就构成了人的荣辱问题。

在此背景下，人的心性修养，也就必须要关注外在的政治环境的情况，所以说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人要自求多福，人若自作孽，则不可活。这都是与个人的荣辱密切相关的，也都是在本质上也个人的心性修养紧密相关的。

所以从孔子的仁，到孟子的仁义，再到儒家学者一再强调的祸福荣辱等等问题，本质上都是统一的。

仁及仁义，是人的根本准则与最高理想，能不能做到或能不能做好，都直接与个人的心性修养与祸福荣辱相关。换言之，人的心性问题，最终会以荣辱祸福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也就是古人总结的“自作孽，不可活”。自作孽，就是没有好好地修养心性，没有认真地追求仁及仁义，不管是个人是否已经从政，都是一个道理，没有例外。

此篇又论及人的不忍人之心的问题，这也是心性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孟子提出了人的四种心，而由四种心引申到仁义礼智：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作见孺子将入於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於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这一大段话，从不忍人之心引申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心，而这四种心又是仁义礼智的源头（端），从而说明所谓的心性问题本质上是仁义问题（礼智从属于仁义），又说明这是解决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基础（保四海与事父母）。故可知，孟子所说的四心四端，是人的心性问题的重点，但不是空谈心性，而是与切实的人性修养与国家社会紧密相关的。

通过这些文本，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学者所论仁义、心性等问题，都不是抽象地空谈，而是结合到人的各种实际问题上来，这都具有切实的实践意义。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