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间对陈独秀的认识 陈独秀倡举废讲义

北大文科第一教室旧影

北大第一院大门旧影

关于北大废止讲义的文科学长布告（部分），原载于《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1日

1918年北大秋季开学典礼纪事（部分），原载于《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9月21日

陈大齐《心理学大纲》，“北京大学丛书之二”，1918年10月商务印书馆初版

蔡元培、陈独秀合影，摄于1918年6月

◎肖伊绯

蔡元培拟订“八戒”条例，发起“进德会”

话说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正式履职）以来，力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在校内学科与学术建设上，其“破旧立新”之举可谓层出不穷、不遗余力。首先是推举《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并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派”人物，大力支持新文化运动，“德先生”与“赛先生”也随之被请进了校园，校风学风顿时为之焕然一新。

再者，在蔡元培的影响与授意之下，北大校方还相当重视在哲学、美学、艺术等人文修养方面对学生的薰陶与培养，不但曾邀梁漱溟讲授印度哲学，还请吴梅讲授古典戏曲，又聘请陈师曾、徐悲鸿等出任画法研究会导师。诸此种种广纳贤才、革新教学之举，不但对学生个体成长起到了多元多维度的助益，更对当时整个社会民众的教育意识产生了深远影响。

除此之外，蔡元培还相当注重德育，将北大师生的人格品质、道德操守，视作校风学风之基础，也因之将德育视作智育、美育之先导，始终予以高度关注。1918年1月19日，蔡氏在刚创办不久的《北京大学日刊》第50号上撰发《北京大学之进德会》一文，从“公德”与“私德”的辨析着眼，以“私德不立，公德何在”为原则加以号召，又以“私德不修，祸及社会”为告诫加以劝勉，号召广大师生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立身修德，既追求个人道德人生观的进步，又推进整个社会道德价值观的进步。

基于此公开号召与劝勉，蔡氏决定要在北大校内发起“进德会”这一组织，并制定了申请入会的相关条例。这些条例归结起来可以简括为“八戒”，即八个方面的败德恶习之“戒除”。

此文一经发表，北大拟办“进德会”的消息一经传出，校内外即刻产生了较大影响。不久，1月28日，远在上海的《时事新报》《民国日报》也竞相转载此文。2月3日，《时事新报》更是将“八戒”之说十分简明生动地表述了出来：

“北京大学十余年来校风不见优良，教员学生每酣嬉无度，校长蔡鹤卿先生思有以移易之，乃发起大学进德会。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为甲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为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又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为丙种会员。著为宣言，征求同志，大学校风或可因之一振欤。”

时至1918年5月18日，北大“进德会”会员已达468人，决于5月28日在当时的“文科第一教室”开成立大会。9月20日，在这里又举行北大1918年度秋季开学典礼。蔡氏掌校一年来，推出了包括“进德会”在内的哪些革新举措，又即将有什么革新思路，都在这次典礼致辞中有着简要说明。

次日，《北京大学日刊》第209号刊发了蔡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致辞。开场白那一句“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约略了解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思想史的后世读者，都不会感到陌生。不但不会感到陌生，还简直可以称之为当年阐发大学宗旨的经典名句之一，至今仍为世人传诵。

至于蔡氏后边提到的各项治校革新举措，诸如“本校一年以来，设研究所、增参考书，均为提起研究学问兴趣起见。又如设进德会、书法、画法、乐理研究会，开校役夜班，助成学生银行、消费公社等，均为养成学生人格起见”云云，也颇可见当年北大“新风”蔚然之势。一如前述“进德会”，这些举措的发起与创办，所产生的校内乃至社会影响，都是可以想见的。

蔡元培致辞之末，称“近并鉴于文科学生轻忽自然科学，理科学生轻忽文学哲学之弊，为沟通文理两科之计划，望诸生亦心知其意，毋涉守己守残之习也”，这乃是预告一项更有着深远影响的革新举措。这项举措，特意为打破“专己守残”之学科学术壁垒而施行，即破除文理科区分，合并文理科。此举确于1920年得以践行，此次开学典礼所在场地“文科第一教室”，也因之改称为“第一院”了。

“废讲义”曾广征意见，诸教员见解各异

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致辞完毕之后，紧随其后的致辞者乃是当时正叱咤风云于文教界、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时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据《北京大学日刊》第209号上的报道，陈独秀当时谈及：

次陈学长演说，大意谓：大学学生之目的，可别为三类：（一）研究学理；（二）备毕业后应用；（三）得毕业证书，向第三目的者，必不多。向第二目的者，虽不得谓之大谬，而仅能适合于专门学校。惟第一目的，始与大学适合，既有此研究学理之目的，不可不有方法。方法有三：一曰，注重外国语。以最新学理，均非中国古书所有，而外国专门学术之书，用华文译出者甚少，故也。二曰，废讲义。以讲义本不足以尽学理，而学者恃有讲义，或且惰于听讲也。三曰，多购参考书。校中拟由教员指定各种参考书之册数、页数，使学生自阅，而作报告。学校无多许经费，以购同样之书数十种，故望学者能节不急之费以购参考书也。

陈独秀此番致辞，与后世读者对其思想旨趣及讲演风格的一贯印象，是有着较大差异的。陈氏致辞，完全从青年学生的学习主旨与方法着想，并没有一贯的批判现实与激进号召之语，虽仍有明确的劝诫之意，可随之提出的学习方法之类，还是更倾向于学业本身，且相当实际的。

不过，也应当看到，陈氏致辞中提出的三大学习方法中，竟有一项为“废讲义”，这实在有些令人费解。须知，北大内部流通的讲义本，实为教员的授课纲要，校内有专门的出版部（组）印制发售。教员编撰、校方印售、学生购置、课堂使用讲义，这在当年的大学生活中乃是惯常流程，并未见得是什么必须革除不可的极大弊端。

仅据笔者所见所知，直到上个世纪30年代末，至少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前，还仍有北大新版印制的讲义付诸发售；及至抗战胜利之后，北大出版部（组）仍在发售各类积压已久、尚未售罄的讲义。如此看来，陈氏所谓“废讲义”之说，应当没能最终实现。

事实上，早在1917年末，陈独秀就有意对学生屡有反映的讲义印发不及时、售价过高及不能退换等问题，做过一番调研，为采

取进一步措施提供决策依据。为此，他特意致函北大文科诸教员，先行听取他们对于使用讲义方面的意见。1918年元旦，新年首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发《减发讲义案》，公布了各文科教授对减发讲义乃至“废讲义”的个人意见。

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国学名家朱希祖认为，其所讲授的《中国上古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仍需用讲义，须待明年（1919年）修订完毕，待成书付印之后，方可废止。这样的意见表达，无异于是希望维持现状，并不赞同径直“废讲义”之举。教授《西洋文明史》的著名学者、历史学家何炳松，指出当时关涉西方历史的中文教材缺乏，讲义又因“随编随印”存在印制周期过长的问题，虽并未明确表示是否赞同“废讲义”，也间接表明各门课程及其教员因其自身特点与情况各异，“废讲义”绝不能一概而论，也很难有统一的时间表。

与此同时，表示完全赞成“废讲义”的也不乏其人。著名学者、心理学家陈大齐就明确表示“极为赞成”，“如能本科一律改用口授，齐所任功课自当停发讲义”。陈氏发表此番意见十个月之后，1918年10月，其著《心理学大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乃是中国第一部大学心理学教科书。

与陈大齐的意见相仿，关于“废讲义”的预计时间也一致的，还有著名学者、文学家周作人。周氏明言，“中文第一年级用之《欧洲文学史》，大约下学期末可以编了”，“第三年级则本学年讲了，唯现讲十九世纪，两学期以后则须三学期，故虽讲了，尚须增订大约八月中方可成也”。也是在1918年10月，其著《欧洲文学史》即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与其兄鲁迅合译《域外小说集》之后“求新声于异邦”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用于大学授课的欧洲文学史教材。

可以说，陈大齐与周作人的北大讲义，付诸出版的计划本就及时妥当，恰与陈独秀“废讲义”的思路不谋而合，算得顺势而为、正当其时。也正因为如此，正当陈独秀在1918年北大开学典礼上的致辞话音刚落，这两部北大讲义就作为当年商务印书馆专列的“北京大学丛书”之一分子迅即付印出版，成为了北大文科早期的正式教科书之“样板”，二人遂亦成为响应“废讲义”的先行者。

钱玄同无法苟同，“废讲义”岂可武断

若依常理揣测，作为《新青年》同仁的陈、周二人对陈独秀“废讲义”之举，既然均公开表示赞同且以实际行动达成，那么，一贯活跃异常的新文化健将之一的钱玄同，对此革新之举理当表示激赞之意，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同为文科教员的钱玄同，发表对“废讲义”的个人意见，较之陈、周等人的意见刊发还稍晚了两天。其刊发的篇幅，却数倍于诸同仁，显系深思熟虑、冷静权衡之详尽表达；且其对“废讲义”表示无法苟同，并逐一列举其授课实际情况，来表达在教学中不可断然“废讲义”的基本立场。

原来，因为钱玄同讲授的乃是“古代声韵学”课程，这一课程从其自身的学术研究到教授学生两个层面上，都有着不同于其他文科课程的特殊性。为此，钱玄同首先解释并声明称：

“弟所授之文字学既无教科书，又无简要适当之参考书，此科又为学生未入大学以前所不习，若专用口讲，学生必致茫然，不解所谓。故油印讲义在本年暑假以前，只能照旧印发。”

不但需要“照旧印发”，钱氏还提到要“着手重编”，理由是：

“惟弟之讲义均係民国四五年间所编，当时本属草创，兼之随编随教，体例内容之纰缪，繁简详略之失宜，触处皆是。现方着手重编，须至本年五六月间方可告竣，此重编之本，即当付诸排印。”

至于这讲义“重编之本”，还分为三个编次，即“声韵”、“形体”、“训诂”三编，每个编次又对应不同的年级加以讲授。如此一来，莫说此讲义“重编之本”要付诸出版还遥不可期，即便将来能够出版，也还不如就各年级对应各编次的讲义本“随编随教”来得方便，也更切合教学实际。

此外，同为《新青年》骨干，亦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的胡适，对“废讲义”之举也未置一辞，无从知晓其确切意见。不过，胡适于1919年2月，略晚于陈大齐、周作人，也将其课程讲义付诸出版，即是日后令其“暴得大名”的，之后13年间多达15次再版的（此间尚有另外两种改版新印者）那一部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至此，但凡选修胡适所授“中国哲学史”课程者，皆可至校内出版组经售处或校外各大书店书铺购置此正式出版物，充作教材，课堂上确已无需再有讲义本存在。

殊不知，此举看似对“废讲义”之议的间接赞同与响应，实则在讲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部分时，胡适仍不得不“随讲随编”，仍以讲义本的形式分发给在课诸生。1919年、1920年两年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授课内容，之后也再未出版，至今仍只见载于当年的讲义本中。当然，这一讲义本的印量还是得到了严格控制，符合陈独秀先前倡导的“减发讲义”之原则，可以只曾印制过数十部而已——百年后几无存世，近百年来，外界几乎完全不知其存在。

言归正题，上述种种迹象都在表明，当年陈独秀所倡举的北大“废讲义”之革新，最终确实未能全盘实现。为力争1918年暑假期间北大内部能基本“废讲义”，1918年上半年，由陈独秀以北大文科学长身份发布了两份校内布告（公函）。三天后（3月4日），蔡元培的一纸“校长布告”也赫然刊发，再次强调称，“顷学长会议议决，暑假后全校各种讲义一律停发”，这无异于为北大“废讲义”之举再次鸣锣开道、助推添力。

然而，事情进展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两个月后，陈独秀还未收齐其布告中所言的“诸君所编成之全书或一部分”，5月13日，陈氏又撰发了一篇催交讲义“定本”的公函。直至四个月后，在9月20日的北大秋季开学典礼之上，陈氏致辞中再次提到“废讲义”之说，恐怕已是此中实情不足为外人道的自说自话了。毕竟，此说固然有可圈可点之种种益处，然此举实施之困难、实现之艰难，只有当时的文教界中人方才可予真切感受与体悟罢。

无可否认的是，无论是锐意革新、只争朝夕的陈氏及其追随者，还是那些虽未必公然反对、却又实在无法苟同的以钱玄同为代表的诸多教员，在这一场“废讲义”的教学改革中，都已然经历了一场现代教育与国情实际之间的博弈及焠炼。其中况味，百年前的当事人自是各有体味；而对于百年后的如我辈读者而言，更是耐人寻味。供图/肖伊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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