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生前简历（本是正儿八经的皇族贵胄）

启功集诗、书、画和文物鉴赏于一身，是著名的书画家、文物鉴定家、教育家和诗人。其书法造诣极深，独步当代书坛。

启功生于1912年，满族人，是雍正皇帝的第9代孙，和亲王弘昼（雍正皇帝的第五子）的第八代孙，是正儿八经的皇族贵胄。因此，有人称启功为“金启功”，也有人称启功为“爱新觉罗·启功”。

但是，启功自己却申明：“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

启功不姓“爱新觉罗”的原因有二：一是认为原本没有“爱新觉罗”这个姓，是后人加改而成的，从其产生和演变的过程看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二是认为“爱新觉罗”如果真能作为一个姓，其荣辱完全受政治摆布，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

启功之所以拒绝姓“金”，是因为其祖父毓隆痛恨袁世凯，在进入民国后拒绝随俗改姓，并在临终前嘱咐启功：“你绝不许姓金，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孙子。”启功谨遵遗命。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想以家族的名义开一个书画展，邀启功参加，启功对这样的名义不感兴趣。

他写了两首诗，第一首是说，即使像王、谢那样的世家望族，也难免要经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变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样，他在署名时，从来不标榜自己是高贵的琅琊王家的后人，但谁又能说他不是“书圣”呢！第二首是说，自己就像古时戏剧舞台上的丑角“鲍老”，本来就衣衫褴褛，貌不惊人，郎当已久，怎么能配得上和你们共演这么高雅的戏呢？

偏偏有人喜好把启功和爱新觉罗扯在一起。

有人写信爱写“爱新觉罗·启功”收，开始启功一笑了之。后来越来越多，启功就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

他说：不信你们去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样一个人。

启功1岁丧父，10岁时曾祖、祖父也相继辞世。12岁时，因曾祖、祖父为下科场而主动放弃封爵，其父未及封爵就已辞世，宗人府按例让启功袭封了一个“三等奉恩将军”。其时正值冯玉祥率部发动北京政变，仍保留清帝尊号的溥仪面临着随时被逐出紫禁城的命运，宗人府自然更是风雨飘摇、前途难测，只能按照《优待条件》中“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的规定，抓紧时间开出一些“空头支票”。所以，启功虽然袭封了“三等奉恩将军”，却连一文钱、一两米的俸禄都没有享受过。

童年的启功经历了从鼎食之家由盛而衰的急剧变化，他说：“我真正体会什么叫‘呼啦啦如大厦倾’，什么叫‘家败如山倒’，什么叫‘一发而不可收拾’。我们不得不变卖家产——房子、字画，用来发丧，偿还债务。”因生活贫困，启功中学没毕业便辍学谋生，靠教家馆和卖些画作维持家庭生计。

1933年，启功由傅增湘荐举给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开始了他的执教生涯。启功以高中肄业生的资格，跻身高等学府，并成为一代宗师，自然得益于家学渊源（其曾祖、祖父均为翰林出身）、名师指教和过硬的社会关系（傅增湘和陈垣在北洋政府教育部曾分别担任过总长和次长），当然，启功自己的努力才是成功的根本。

启功很幽默，且为人谦逊。

66岁时他写下了流传甚广的《自撰墓志铭》：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启功成名后，对自己的老师如贾羲民、吴镜汀、陈援庵等，哪怕他们已经仙逝，仍执弟子礼甚恭。其怀念恩师的文章如《记我的几位恩师》《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等，读之令人泣下。上世纪八十年代，启功捐献巨资在北师大设立奖学金。

本来，叫“启功奖学金”顺理成章，然而他不肯，坚持称“励耘奖学金”，以怀念恩师陈援庵（其别署励耘书屋）。

启功对市井中的启功书法伪作抱以宽容态度，颇有名士风范。

有这样一则趣事：有个铺子是“造假作品”的专卖店，标价不高，有人看了问店主：“是真的吗？”店主也挺痛快：“真的能这个价钱吗？”

后来启老听说了这件事，就来到这个铺子，一件一件看得挺仔细。启先生谁不认识呀！有人就过来问：“启老，这是您写的吗？”启老听了，微微一笑说：“比我写得好。”在场的人全都大笑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启老又改口了：“这是我写的。”事后他解释说：“人家用我的名字写字，是看得起我，再者，他一定是生活困难缺钱，他要是找我来借钱，我不是也得借给他？”

他撰文称赞明代文征明、唐寅等人，说当时有人伪造他们的书画，他们不但不加辩驳，甚至在赝品上题字，使穷朋友多卖几个钱。让那些穷苦小名家得几吊钱维持一段生活，而有钱人买了真题假画，损失也不会多么大。

这观念虽不合知识产权保护法，却充分体现出启功的大师心态和仁者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