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组织的人是什么意思 有组织的自怜自爱

在1933年9月纳粹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阿道夫·希特勒向参会的冲锋队授予了新的旗帜和“冲锋旗”。在一次讲话中，他谈及了纳粹党人为了万字旗做出的所谓牺牲：“成百上千人为了这旗帜，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几万人在斗争中负伤，几十万人因此失去了职位和工作。”这种对“斗争年代”中纳粹党人受到的苦难、做出的牺牲和遭受的迫害的强调并不新鲜，是任何一个纳粹党演说家的老生常谈。早在1930年，当时的纳粹党全国组织部长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就论及了其他任何一个政治运动都不曾经历过的“长达十二年的迫害和斗争”。柏林省部书记兼帝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将纳粹党夺得政权的道路比作“牺牲的苦路”，纳粹党人在此期间做出的个人的和实质上的牺牲是“公众完全不了解的”。“副元首”鲁道夫·赫斯的讲话几乎与戈培尔如出一辙：“这些战士为了一个新的德意志而奋斗，他们在思想、精神和物质上遭受的苦难几乎完全不被公众所知。”赫斯在讲话中特别赞扬了那些“老战士”们，即“那些很早就投入到斗争中来，做出牺牲、蒙受折磨，为了让德意志在国家社会主义领导下实现伟大复兴，投入了自己的全副身心，甚至牺牲了生命的同志们”。这些说辞是在向群众暗示，在夺权的斗争中付出了如此巨大牺牲的政治运动自然占据道德高地，在1933年之后可以坦然地独掌大权。

另一方面，这种修辞上的“牺牲崇拜”还特别照顾了纳粹党活跃分子们的感情。在1935年纽伦堡的全国党代会上，希特勒的《元首宣言》明白无误地指出了这一点。希特勒在这份宣言中强调说，国家社会主义已经战胜了“犹太人的马克思主义”、“道德上腐化堕落的天主教中央党”和“愚蠢反动的资产阶级”，“尽管纳粹党人遭遇了极度恐怖的残害，成百上千人被杀害，数万人身体受伤、生活无着；反动势力对我们的战士的妻儿展开了一场野蛮的摧残，剥夺父亲的工作岗位，让他的妻小挨饿”。

在这种说法中，不仅是纳粹党对自己的牺牲的描摹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把他的党员同志们受到的苦难曲解为“为了国家社会主义事业”而做的政治牺牲。按照他的观点，党员的失业并不是个人命运的挫折，而是魏玛共和国的“体制”在打击国家社会主义、做出了冷酷攻击；共和国政府剥夺了纳粹党员的工作机会，就是要通过将他的妻儿扣为政治人质，从而打击纳粹党。这种观点把纳粹党人描绘为一个牺牲者的集体，同时还意在将成分复杂的纳粹“运动”整合和动员起来。这些论调给纳粹党人的恐惧和挫败感做出了一个绝妙的解释，消除了他们的自我怀疑，将他们人生中的磨难（比如遭解雇下岗），包装成英雄式的牺牲。除了口头上的大吹大擂外，纳粹党人还在葬礼、死者纪念活动等场合大搞荒诞可怕的、漫画式的牺牲崇拜。授予“血章”16和不计其数的荣誉称号的活动也是牺牲崇拜的一部分。

总的来讲，这种象征意义的、修辞上的对牺牲的描绘绝不仅仅是宣传的一个手段，而且与纳粹党内“老战士”的态度和自我认识非常相符，这的确令人吃惊。彼得·默克尔在最早的一批关于早期纳粹党人的心态的研究中已经指出，“老战士”们将自己密闭在一个政治的、敌对主流社会的世界里，投射出对“体制”的共同仇恨，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的边缘感”，其表现形式为：缺乏个人的安全感、顾影自怜、偏执狂。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活跃的纳粹党人的社会流动性非常惊人，大多数人都受到了挫折，这就更促进了他们的固有心态。这种“社会矛盾”也使得很多纳粹党人无法在社会中找到明确属于自己的环境，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生存在“不同社会阶层的夹缝里”，就像马蒂尔德·雅明从冲锋队干部和成员的例子中指出的那样，因此特别容易受到纳粹党的团结口号的吸引。仪式化的党组织生活不仅给党员们带来了一种集体归属感，还给党的活跃分子们指明了他们的社会处境的政治意义，尤其是活跃的纳粹党人成了共和国“体制”的牺牲品，他们由于献身于纳粹“运动”，持续地遭受虐待和打击。克里斯托弗·施密特在对纳粹党“老战士”的生平所做的研究中，把这种将纳粹党人视为牺牲者的观点（正是这种观点使得纳粹党演化成了一个自怜自爱的政党）作了精妙的分析：“按照这种描述，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因为是纳粹党员而在职场或工作单位受到了歧视。特别是较年轻的和年纪较大的人谈到了自己为纳粹运动所做出的‘牺牲’。讲述自己生平故事者中有约30%的人认为，自己在一生中遇到的经济危机是他们的纳粹党员身份造成的。其中一部分人讲述自己在完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始终遭到迫害和追踪，这已经接近了疯狂的妄想。”从这些故事中也可以看出，“老战士”们已经把纳粹党官方的观点和说辞牢记于心，滚瓜烂熟。

在“斗争年代”，这种对纳粹党员遭受迫害的描述促进了“运动”中同志们的和衷共济，将党的活跃分子们拧成了一股绳；而在纳粹党夺权成功之后，这种观点更使得党员们充满了期望——简直是从世界末日中得到拯救的希望。党员们因为自己的政治活动而在共和国时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现在纳粹党掌了权，将采取政治措施对这些党员蒙受的冤屈和苦难进行补偿，对他们精神上的投入给予物质上的奖励。这就是纳粹党的提携同党和任人唯亲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1933年之后，纳粹党领导层就是用这种政策来满足追随者们的期望。在党的节庆日上，官员们要承诺为“老战士”提供物质上的资助。“每一个负责人都要确保，不能让任何一个老同志生活上出现困难。……供养老同志的物质条件必须筹措齐备。”鲁道夫·赫斯在一次向纳粹党各省和县书记所做的讲话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但是，1933年之后的提携同党和任人唯亲并非仅仅源自于纳粹党人做出的牺牲和得到的“补偿”，而是扎根于纳粹党运动的结构深层，在1933年以前很久就已经成形。由于纳粹党没有体制化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平衡机制（它们是通过诸如讨论和表决等手段建立起来的），尤其是完全缺乏党内民主和选举（它们是统治权合法化和权力监督的重要元素），因此纳粹党运动就变成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大杂烩，由各种派系和门阀掺杂而成，既不受到任何权力监督，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对一个党员的地位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他与直接上级的私人交情，以及他在党内人际关系网中的地位。私交和派系组成的党的次级结构比正式的组织隶属关系和等级制更能决定党员之间的关系。

这种“人治”的统治关系特别能够滋生任人唯亲和腐败现象。在党内，谁忠于自己所在的小集体，就能得到资助和救济，从而对主子感恩戴德，于是纳粹党的政治领导人不得不向下属分配工作岗位和职位，在1933年之后则主要是提供物质资助，以便驾驭好自己的下属，并借此强化自己在党内的权力地位。但这绝不意味着，领导们完全一面倒地依赖于自己的下属，因为假如某个小圈子的成员对主子不够忠诚，后果会很严重。谁要是失了宠，在纳粹运动中往往就算“完蛋”了。希特勒的副官弗里茨·维德曼在给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一封信中用挖苦的口吻描述了这种现象：

要是哪个前党员或者老同志和某个领导人闹翻，就连狗都不敢吃他的面包了。这样的失意者在党和国家机关里找不到工作，私企自然也不敢雇用他们，因为它们害怕被党指责说雇用了不可靠的人。所以还不如直接给这样的人判死刑，或者让他们吃一辈子福利。

在政治上遭到放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在专制的元首政党内无疑令人毛骨悚然，尽管纳粹党内有为数众多的派系在互相竞争。纳粹体制内的私人关系促使党员们在各自的小团体内部努力适应和调整。那些懂得“互相支持和保护的各个派系对自己仕途飞黄腾达的意义”的党员就能如鱼得水。

一方面是对党员曾经遭受的所谓冤屈进行“补偿”，另一方面是纳粹党内的朋党之交，这两点在1933年后造成了一种德国历史上没有前例的有组织的任人唯亲现象。有讽刺意义的是，出现这种现象的恰恰是一贯在宣传中与所谓“魏玛的特权官僚经济”划清界限、以清正廉洁自我标榜的纳粹党。

因此，甚至早在1933年初，第三帝国的就业政策就暴露出了特别猖獗的自私利己苗头。1933年5月，普鲁士省议会内的纳粹党派别就要求其成员，努力去“安置”党号在100000以下的所有党员，即那些被称为“老近卫军”的老党员。1933年7月，“副元首”鲁道夫·赫斯在一份公文中将受照顾的群体范围扩大到了所有失业的“老党员”，即在1933年1月30日以前就加入纳粹党的人。在解释这个决定时，赫斯诉诸了纳粹党内早已形成的、与“牺牲者的团体”的自我认识相匹配的陈词滥调：“老党员”在“就业时应当得到特别优待”，因为他们在“旧体制下在很多方面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有的人失去了工作，有的人在找工作时受到了歧视”。赫斯还用对吃亏的老同志进行补偿和提供社会救济的幌子来掩饰在政府采购时对“老党员”的优待。这些措施是为了“对老党员在旧体制下遭受的歧视和抵制加以补偿”。

1933年10月，柏林的帝国职业介绍与失业保险局对尽快“安置”纳粹党员的特别行动进行了集中管理。受到照顾的“老党员”包括党号在100000至300000之间的党员，或在纳粹党内担任“干部”一年以上，以及所有在1933年1月30日以前就加入冲锋队、党卫军或钢盔队17的人员。这项政策反映出了冲锋队在纳粹统治早期的强势地位，因为在1931年或1932年加入冲锋队的人就能享受优待，而在同一时期入党的人却未必能享受到这个待遇，因为纳粹党的党员人数在1930年末就已经超过了30万。很多省部书记因此大倒苦水，认为普通党员“与冲锋队员相比受了冷落”。

但是，即便有这种区别对待，它在职业安排的实际操作中也没有什么要紧，因为有关部门将此次“特别行动”视为大包大揽的特许，趁机将所有党员都安排到油水足的岗位和职位上去，而根本不管他们的党号是否符合优待的条件，或者他们的生活是否存在困难。在纳粹党统治的最初几年内，几十万纳粹党人在政治庇护下挤进了公共事业单位的新岗位。仅仅德意志帝国邮局一家，在1933至1937年间就接纳了三万多名“有功的纳粹党员”。在安排工作的时候，失业的党员往往竞争不过那些一心钻营的人，于是“特别行动”的真面目很快就暴露无遗——大规模、有组织的任人唯亲。例如，帝国战争部长指出，在1936年1月1日以前被安排到他的部门的中层和下层干部岗位上的3023名纳粹党员中，只有369人此前是失业人员。因此有超过80%的人是从现有的工作关系中转到国家机关的。这违反了所有的规章制度，揭露了“特别行动”旨在照顾那些“生计无着”的党员这种说法的荒唐和虚妄。

在柏林，纳粹党各省部领导层建立的“职业介绍部门”首先完全无视了“特别行动”照顾对象的限制条件，将所有的“老党员”都拉了进来，“以便满足经济的需求”，这就是他们的解释。就这样，在纳粹党掌权的最初三个月内，有超过一千名纳粹党员得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到1934年10月，就有大约一万人得到了这样的照顾。

在汉堡，纳粹党对现有的照顾老党员就业的政策也做了随心所欲的解释，下面是几个例子。帝国内政部长一纸公文就将公共事业单位中原本应当用“即将退休人员”来填补的空缺岗位的比例从90%缩减到了50%，以便给“老战士”们腾出空间。于是，在汉堡，90%的空缺雇员岗位都被“老战士”占据，“即将退休人员”的利益遭到了粗暴的践踏。汉堡的纳粹党人对工作岗位进行了内定和瓜分，纳粹党汉堡省部和冲锋队第12旅分别得到43%的岗位，剩下的14%被分给了党卫军第28旗队。因此，在就业分配上根本就不存在哪怕是表面上公正的规则，因为人员安置的权力被下放给了纳粹党组织。纳粹党的有组织的任人唯亲是完全公开的，厚颜无耻且具有系统性，因此在本质上与当时所有的通过长期统治形成的政党裙带关系不同。

然而，对“老战士”的“救济”并不仅限于将他们安插到国家机关里。纳粹党“运动”数量众多的纪念日，比如1月30日、4月20日或11月9日，都是慷慨提携、鸡犬升天的良机。根据1936年5月26日帝国财政部的通令，所有“老战士”在1933年1月30日之前在党卫军、冲锋队的服役时间以及担任纳粹党干部或演讲家（“对性格和政治教育具有突出意义”）的时间都可计入公共事业单位的工龄，也就可以借此领到更高的工资。除了全国通行的规定外，还有一些地方性法规予以补充。例如，汉堡市政府就做出规定，在1930年9月14日前入党的党员，可以享受职员每年2950帝国马克、工人每周46.08帝国马克的最低保障工资。这些人还享受着铁饭碗，因为除非事先通知省部书记和各省总督，用人单位不得解雇这些人员。哪怕不符合公共事业单位的用人条件，党员们也尽可以高枕无忧。他们可以通过所谓的“私人劳动合同”轻松地绕过不符合用人条件的障碍，并且可以很快转为正式的干部或职员工作关系。尤其是，在“私人劳动合同”中，薪酬条件是可以协商的，况且这种岗位的待遇一般都非常优厚。通过这种方法，哪怕是较低级的岗位也可以得到比公共事业单位正常薪酬标准高得多的待遇。

很多自身条件较差、不符合中下级干部岗位要求的纳粹党人在“私人劳动合同”的帮助下，得以在公共管理部门飞黄腾达。在汉堡，冲锋队干部和福尔斯比特尔集中营指挥官保罗·埃勒胡森原是个学徒未满师的售货员，从1929年起就一直无业，却在1933年7月通过“私人劳动合同”一跃成为帝国总督的“私人秘书”，并获得了“行政专员”的头衔。他被提升为州政府顾问和高级顾问，后来又调入青年事务办公室担任部门负责人，但是他很少去上班，“因为他几乎总是酩酊大醉”。纳粹党省部监察官马克斯·拉茨原先是熟练的白铁工，从1925到1933年却以小贩为业，1933年4月被任命为委员会主任，当年9月被提升为委员会主席，1934年3月成为汉堡判决执行办公室主任。1938年1月，他又换了一个油水丰厚的岗位——汉堡自来水厂厂长。纳粹党县党部书记威廉·特格勒原是个小学文化的会计，1933年10月通过“私人劳动合同”进入汉堡财政管理部门任职。短短几年之内，他就攀升到了汉堡公务员的最高位置（1934年升任行政专员，1937年晋升为高级行政专员，1939年升为州政府理事，1942年担任州政府国务秘书），不仅领导着整个建设管理部门，还兼了“汉萨城市汉堡展览馆”经理这一油水很足的职位。

这种惊人的飞黄腾达在第三帝国的地区性纳粹精英中虽然并不具有代表性——因为纳粹党的领导人并非全部来自社会底层——但也绝非个别现象。在慕尼黑，纳粹“运动之都”，像克里斯蒂安·韦伯这样的马夫也能爬到“经济专员”的位置，这表明德国的精英阶层的成分在政治驱动下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完全是由于结党营私和任人唯亲，而不是像纳粹政府宣传鼓吹（无阶级差别、人人平等）的那样，是由于纳粹党致力于在全社会提高社会流动性、改善下层群众的受教育和上升的机会。

除了公共事业单位之外，国有企业或“公私合营企业”也为提携党员同志提供了良机。城市的煤气、供水和电力企业，短途交通企业，国有企业或国家参股企业，以及健康保险公司，或先前的由工会所有或与工会关系紧密的企业，全都成了纳粹党人就业的王道乐土。有些企业由于吸收了大量纳粹党人，几乎濒临破产。

例如，德国大宗采购消费协会（GEG）所属各企业的全体职工中，新近入职的纳粹党人占到了75%。售货员的数量增加了25%，销售额却同期下降了30%。普通健康保险公司，比如在柏林和汉堡的公司，也被迫大量雇用“老战士”，尽管它们并不需要这么多员工。在帝国监管部门所做的一次审计中发现，仅汉堡普通健康保险公司的员工数量就比所需定额多了228人。1933/1934年，汉堡高架铁路股份公司就安置了一千多名党员。

在汉堡，为了安抚那些政治上出了局的党员，常常把他们安排到“公私合营企业”去，用丰厚的薪酬来补偿他们权力的丧失。在这些企业里，“老党员”们会签订所谓的“领导岗位合同”，借此享受“老战士”们在公共事业单位能够享受到的特权，比如，可以慷慨地将党龄和其他的“贡献”计入工龄，由此得到更丰厚的退休金。例如，已退役的警察总长威廉·伯尔茨于1936年底被安排到港口轮船航运公司（HADAG）董事的职位上，他的工龄被一直倒推到了1918年，因为他的军龄、党龄和在冲锋队服役的时间都被算了进去。“公私合营企业”原本就人浮于事，因此在虚假的工作关系掩护下，安插了一大批主要从事党务工作的党员，给他们丰厚薪酬，就毫不奇怪了。例如，汉堡“党部农业事务主任”赫伯特·东克尔还担任了“汉堡发电厂农业顾问”的职务，年薪高达1万帝国马克，却从没去发电厂上过班。东克尔的前任，即前一位党部农业事务主任赫伯特·舒尔茨则占据了汉堡火灾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事务顾问”这一油水很足、有名无实而无需真正工作的职位。

除此之外，汉堡火灾保险公司还给很多冲锋队干部安排了闲差，比如卡尔·吕施担任了“行政主管”，但他真正的岗位其实是冲锋队行政主管。吕施自己也承认，通过这种手段，“得以将我们旅非常有限的资金用于其他用途”。汉堡港口与仓储公司雇用了一名专职的纳粹党演说家，汉萨城市汉堡展览馆为一名纳粹党县党部组织部长提供资金支持，汉堡艺术馆则安置了帝国美术协会的一名州级领导人。政府控制下的几乎所有企业和机关都被拉进来，隐蔽地供养党员，同时也就是在隐蔽地为纳粹党提供资金。这种现象不是汉堡的特例，在全国各地都有。

根据1934年6月12日帝国内政部长发布的通令文件（其后有数量众多，但核心内容相同的通告被传达下去），纳粹党作为一个法人团体，虽然无权从市或镇级的国家财政获取资金，但很多特许命令和限制性条件却为纳粹党从国家财政拿钱打开了方便之门。根据通令文件，如果“某些任务由城镇自行完成，或者雇用其他组织或个人来完成的经济代价比雇用党的组织来完成要高，就可以雇用党的组织，以减轻地方财政的负担”。这些规定显然是被纳粹党当成了特许令，于是他们向城市和城镇地方财政提出了“几乎欲壑难填”的经济要求。就像某位史学家描绘的那样，城市和城镇地方财政变成了“纳粹党的自助商店”。

在从经济上推动纳粹党事务的框架下，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机会，用最稀奇古怪的方式让党员们中饱私囊。比如，国家财政以“促进祖国的机构设施发展”的名义，给党员提供“还债津贴”；党员缴纳的社会福利费用比别人低；冲锋队员们在圣诞节时能从国家财政那里拿到礼金；占据领导岗位的党员如果住在公有的别墅和房屋内，可以享受较低的租金；有一个冲锋队员从市财政那里领取补助去镶牙，因为他“在与共产党人的斗争中被打掉了一颗牙”。

利用国家财政和公私合营企业来供养党员是比较容易的，但要利用私营企业就比较困难了，因为纳粹党对私营企业只有间接的影响力。纳粹党柏林党部要求向纳粹党供应物资的所有企业都做出书面保证，“尽可能只雇用党员和德意志劳工阵线的成员”。在汉堡，各企业被要求在参加公开招投标时，“在报价单上要附加一条，如果投标成功，是否会雇用纳粹党的老战士，如果是，又要雇用多少人”。除了这种赤裸裸的无理要求，纳粹党组织还会把公司代表叫到汉堡市政厅去谈话。但这些做法收效甚微，因为对私营企业来说，招聘人员的首要考量是企业的赢利状况，以及应聘者的资格水准。虽然有政治上的压力，但私营企业的这些最基本的招聘政策几乎没有改变。

此外，纳粹时期对招投标的政治化的主要目的不是让私营企业雇用更多的“老战士”，而是照顾身为纳粹党员的企业家。公开招投标时会优先考虑这些人。如前文所述，不仅“副元首”，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也对这一点提出了要求，他指示纳粹党各个省部的经济顾问，要大力提携党员同志，“将国家出资的项目都交给党员同志去做，因为这个国家的存在本身就要感谢国社党”。于是，哪怕竞争对手的报价更有利，纳粹党人也能中标，抢到生意。在这些情况下，纳粹党人还要做出已经成了陈词滥调的悲戚的解释，说这是为了照顾受到冤屈、生活困难的党员。比如，“为党的事业牺牲的希特勒青年团员奥托·布勒克尔的母亲在我党掌权之前，在经济上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尽管她的报价比一个竞争者高出10%，政府还是把一笔很大的生意给了她。

不仅是国家财政、公私合营企业和公共资本投资公司，纳粹党下属的各种组织机构也被加以利用，促进党员的利益。“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NSV）、“欢乐造就力量”、“德意志人民冬季救济行动”等下属组织为了给党员腾出位置，都把普通的“同胞”排挤到了一边，尽管这些组织的经费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公共募捐和国家财政。为党员，尤其是“老战士”提供的福利包括：带菜园的住宅、供党员及其家属享用的疗养院、“阿道夫·希特勒疗养度假赞助计划”的度假旅行、“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的“圣诞节礼金”、纳粹党救济基金提供的补助，以及“阿道夫·希特勒党员救助基金会”提供的社会护理服务。

享受到纳粹党及其下属组织机构提供的这些福利的人也绝不是像宣传的那样，都是生活困难的有功之臣。“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行动”总部向“老战士”提供无息贷款，享受这个好处的主要是那些占据着油水丰厚岗位的党员。在驶往挪威和马德拉群岛的“欢乐造就力量”组织的游船上嬉戏的很少有纳粹宣传大力赞扬和争取的“德国工人”，而主要是纳粹党的全职干部。党务办公室曾指出，“县级党部的全职人员总是最先享受到这些福利”。

立法机构也被纳粹党人用来给自己谋福利。例如，1934年12月13日颁布的《公民合法权益赔偿法》免除了所有党员在“国家社会主义崛起”期间侵犯他人权益和破坏财产的个人经济法律责任，而这个时限被拓宽到了1934年8月2日。党员在此期间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失应由“公众承担”。1938年颁布的《旧债免除法》通过法律途径帮助那些“由于参与国社党政治运动而导致自己的独立经营企业破产”的党员摆脱债务。

在第三帝国，“补偿”、提携同党与有组织的任人唯亲绝非纳粹统治初期的过渡现象，也绝不是仅限于所谓的“老帝国”境内。在1938年德奥合并之后，这些现象在奥地利同样愈演愈烈。按照“奥地利回归德意志帝国事务特别专员”约瑟夫·比克尔的说法，“奥斯特马克”18的党员有着特别强烈的“补偿情结”。这一方面表现在暴力横行的无政府主义行动、劫掠、“疯狂”征用和侵占——这些现象在1938年初是很典型的。格哈德·雅戈希茨把这个为党员谋取私利的物质再分配的混乱阶段描述为“激情、贪婪和告密的巫婆大聚会”。很多企业被纳粹党人占据和劫掠，犹太人和反对派的巨额财产遭到“疯狂”侵占。1938年初夏，经济与劳工部建立了“财产流通办公室”，纳粹党也组建了各式各样的职业介绍和补偿机关，把毫无法纪的个人的中饱私囊引导为有组织的庇护提携，这与“老帝国”的种种现象如出一辙：“国社党的有功之臣”得到安置，纳粹党员得到条件有利的贷款，犹太人的企业被分配给党员，再加上“雅利安化贷款”，以及所有政府许可企业（如烟草商店、销售点、电影院等）系统性的对党员的优待。另外，“老战士”们还能得到金钱奖励，帝国财政部为此提供了2000万帝国马克。总的来讲，奥地利的“补偿”显露出的真面目是“微妙的报复行动”；对党员的庇护和财产再分配比在“老帝国更加彻底和严格”，尽管奥地利纳粹党人对此的解释，即对所谓“在共和国期间为了党的事业而遭受的损失”进行补偿，和在“老帝国”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纳粹党的活跃分子们并不因自己得到庇护和赞助而感到羞耻，反而大声疾呼为自己索取“补偿”。甚至于有纳粹党干部因为没有兑现向下属做出的安排工作和提拔的诺言，而被告上纳粹党的党内法庭。1939年8月，汉堡救济部门的一名职员在纳粹党最高法庭如此控告国务秘书格奥尔格·阿伦斯：“因此，我要求，1936年8月向年资较老的党员做出的改善待遇的诺言，也应当向我本人兑现；并且，自1936年秋季以来，我因为没有得到提升而损失的薪酬，也应当补偿给我。”虽然群众对“老战士”得到的优待显然十分不满，但“老战士”们往往对自己的物质特权贪得无厌。国家警察部门报告称，有些“老战士”提出，对岗位和职务的分配应当仅与入党时间挂钩。这些人普遍相信，“老战士对任何部门的工作都是称职的，尤其是，公务机关的领导岗位并不需要专业知识”。这种完全无视个人才干的欲壑难填的心态，即便是在第三帝国的环境下也无法得到满足。虽然纳粹党极力促进党员的利益，但并非所有党员都对自己得到的待遇感到满意。这并不是因为党没有努力去照顾他们，而是因为他们的期望值和要求实在是太高了。而这样的期望值和要求也恰恰是纳粹党自身在其追随者中唤醒和促进的。

社会学家特奥多尔·盖格尔早在1932年就指出，在纳粹党人的“理想主义”宣传的光辉外表背后，藏匿着一种没有理想的理想主义，并没有把物质上的贪婪掩饰好。纳粹党人的基本态度是“绝非理想主义的”，而是“极端的经济和物质主义的”：“他们没有克服经济的、物质主义的心态，而是遮蔽着自己的物质主义。”

如果没有魏玛共和国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很多纳粹党活跃分子的物质导向和“补偿心态”自然就很难解释了。魏玛共和国长期的危机将很多人的人生计划化为泡影，让他们丧失了攀升的希望。因此，在1933年之后，很多纳粹党人寄希望于党的照顾和赞助，通过自上而下的腐败，确保自己物质上的稳定，以及在社会中的进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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