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的重难点(篆刻杂谈巧还是拙)

1863那一年,篆刻界本来天下太平,大家你刻你的,我刻我的,不管南北、不论徽、浙,各自相安无事。

偏偏出了个魏稼孙,他是赵之谦的好朋友,这位是个印学大理论家,他本人不怎么刻印,但是他的印学理论水平很高,这一天,他找到赵之谦说,我有个想法,想把你的最近的印稿收集整理一下出个印谱,赵之谦一边说他这是多此一举,一边加紧了自己的刻印进度,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刻了接近200方(要知道赵之谦一辈子也就刻了不到400方印,所以我们还是要感谢魏稼孙的。)印让魏稼孙给自己出印谱,就是后来的《二金蝶堂印谱》,也就是后来齐白石大师中年变法学习赵之谦视为珍宝的那个印谱。

不交流没进步,不争论没学问。魏稼孙深知此理,于是,他不但集了赵之谦的印谱,还把集好的印谱专程跑到泰州给当时公认的印坛领袖吴让之看,说,吴老啊,你看,这位赵先生的印怎么样?

赵之谦比吴让之小30岁,相对于吴让之来说,当然是晚辈,大概十年前见过吴让之大师的印,一时惊为天印,知道自己的印谱要拿给吴老先生看,特意刻了一方印“会稽赵之谦字撝叔印”,并且在边款里对吴让之大为赞赏:“息心静气,乃得浑厚,近人能此者,扬州吴熙再(载)一人而已)。”

篆刻的重难点(篆刻杂谈巧还是拙)(1)

(赵之谦刻‘会稽赵之谦字撝叔印“)

吴让之老先生一看此印,哟哟哟,过誉过誉,不敢当不敢当,天下第一人这样的名头之下,吴让之还是必须谦虚两句的,于是,当魏稼孙让他在印谱上题辞时,吴让之很谦虚地写道:

“撝叔赵君自浙中避贼闽海,介其友稼孙魏君转海来江苏,访仆于泰州。一册中有自刻名印,且题其侧曰:今日能此者惟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见重若此,愧无以酬之。谨刻二方呈削正,盖目力昏眊,久不事此,不足观也”

其实,他是很受用的,只是“愧无以酬之”,并没有愧不敢当,还顺道刻了两方印给赵之谦,赠送印章,一是奖掖,一是交流。

篆刻的重难点(篆刻杂谈巧还是拙)(2)

吴让之刻“赵之谦”

篆刻的重难点(篆刻杂谈巧还是拙)(3)

(吴让之刻“二金蝶堂”)

魏稼孙显然并不满足这样的题词,于是让他评论两句赵之谦的印,吴让之一边感叹说:““先生所刻已入完翁(邓石如)室,何须更赞一词耶?”先生刻的作品已经达到邓石如入室的水平(吴让之还不是邓石如的入室弟子,他是邓石如弟子包世臣的弟子),已经不需要我再做任何称赞了。这种评价是很高的,如果到此为止,可能就没有后来的事儿了。

显然,魏稼孙真的是个“多事”的人,不行,不行,吴老还是说两句吧。于是吴让之做了两件事,一是评价了整个浙派的印,一是评价了赵之谦的印。评价浙派的印还好说,评价赵之谦的印时,他说赵之谦的印“窃意刻印以老实为正,让头舒足为多事”,啥意思呢?

你赵之谦刻的这些印里面,像汉官印的都是不错的,其他类印就有点“让头舒足”,故作姿态,搔首弄姿,这属于“多事”。

赵之谦虽然是后辈,但对于吴让之这些评论,显然是不服气的,不仅不服气吴让之说自己的这些,对吴让之对浙派的论述也不服气。于是,当年秋天,当魏稼孙又“多事”搞了一套《吴让之印谱》出来让赵之谦评论时,赵之谦心绪难平,写下了一段很长的题词,这段题词,基本上完整地反映了赵之谦的印学主张:

“摹印家两宗,曰“徽”,曰“浙”。浙宗自家次闲后流为习尚,虽极丑恶,犹得众好。徽宗无新奇可喜状,学似易而实难。巴(予藉)、胡(城东)既殇,薪火不灭,赖有扬州吴让之。让之所摹印,十年前曾见一二,为大叹服。今年秋,魏稼孙自泰州来,始为让之定稿。让之复刻两印令稼孙寄予,乃得遍观前后所作。让之于印,宗邓氏而于汉人,年力久,手指皆实,谨守师法,不敢逾越,于印为能品。其论浙宗亟称次闲,次闲学曼生而失材力,让之以曼生为不如。曼生刻印,自知不如龙泓、秋盦,故变法自遁。让之薄龙泓、秋盦。蒋山堂印在诸家外自辟蹊径,神至处龙泓且不如,让之不信山堂,人以为偏,非也。浙宗巧入者也,徽宗拙入者也。今让之所刻,一竖一画,必求展势,是厌拙之入而愿巧之出也。浙宗见巧莫如次闲,曼生巧七而拙三,龙泓忘拙忘巧,秋盦巧拙均,山堂则九拙而孕一巧。让之称次闲,由此让之论余印,以近汉官印者为然,而它皆非。且指以为学邓氏是矣,而未尽然。非让之之不能知也,其言有故,不能令让之易,不必辨也。少日师赤沈先生,同学者有何自芸,力学诗,始学明七子,既而宋、元,既而唐。进而晋,又进而汉、魏。其言以《三百篇》为准,穷年累月,为之不已。得句自珍重,遇人必长吟。余时不喜为诗,数年不一作,偶有作,信手涂抹,成数十百言,若庄,若虐,若儒,若佛,若典重,若里鄙,若古经,若小儿语。自芸大恶之,目为癫痫,余亦侮自芸为愚蠢。争不下,质之师。师告自芸,汝诗譬窭人子,勤俭操作,铢积寸累,以事生产,初获十百,久而千万,历知艰难,深自护惜,不自暇逸。彼诗譬膏粱子弟,生长豪华,日用饮食宫室,妻妾奴婢狗马,为所欲为,纵恣狼藉,朝慕游侠,夕逐浪子,弦歌未终,叱诧数起,幸货财多,非年齿与尽,酣豢挥霍,无虞中落,然其乐也,人忧之矣。自芸犹欲争,而予骇汗竟日。今让之摹印,诚不与自芸诗比,而余生平所为,岂惟印与诗皆此类也。稼孙与余最善,不刻印而别秦以来刻印。巧拙有精解,其说微妙,且有让之与余能为之不能言者。坿书质之。同治癸亥十月二十有三日会稽赵撝叔书时同客京师。”

篆刻的重难点(篆刻杂谈巧还是拙)(4)

(丁敬刻“梁启心印”)

篆刻的重难点(篆刻杂谈巧还是拙)(5)

(黄易刻“姚立德字次功号小坡之图书”)

篆刻的重难点(篆刻杂谈巧还是拙)(6)

(赵次闲刻“镜花水月之庐”)

篆刻的重难点(篆刻杂谈巧还是拙)(7)

(陈曼生刻“我生之初岁在癸丑”)

篆刻界分两大宗,一是徽宗,一是浙宗,浙宗自赵次闲以后流为习尚,极丑恶,但是却被众多的人喜爱。徽宗的印风看似没有啥新奇,但是要真想学成,实际非常困难,巴慰祖、胡唐去世之后,传徽宗薪火的还有扬州人吴让之。吴让之所摹印,十年之前我曾见过一二方,十分叹服。今年秋天,魏稼孙把吴让之前前后后的印作都带来,我得以尽观。吴让之在刻印方面,宗邓氏(邓石如)而于汉人(其实吴让之学汉人在前,有十年的踏实学汉印的经历,而不是宗邓学汉),学的时间久,手指皆实,但可惜谨守师法,没有突破,于印为能品(既不是逸品,也不是神品,妙品,四品里面,属于最下面的那个能品)。吴让之讨论浙派篆刻,却对赵次闲极为赞赏,次闲学陈曼生但却没有他的才华,但是让之却认为曼生不如次闲。陈曼生刻印,自知赶不上丁龙泓和黄秋盦,于是变法求新,让之不喜丁龙泓、黄秋盦。蒋山堂的印则在以上这些名家之外又自求突破,神到处,丁龙泓也有不如的,让之又不信蒋山堂,人们以为这是走偏了路径,其实不是的。(赵之谦主张创新,这也是他最终开创和实践“印为求印”印学思想的原因。)这一段,赵之谦认为吴让之凡是浙派有创新的他都不认可,对吴让之的评价也只是停在“能品”的层次,已经不复那方印款里说的天下第一了。

紧接着,赵之谦展开论述浙派和徽派的巧与拙了。

篆刻的重难点(篆刻杂谈巧还是拙)(8)

(蒋仁刻“真水无香”)

浙宗是以精巧为创作风格的,徽宗则以朴拙为创作风格的,现在让之的作品,一笔一画,都力求展势,其实已经是讨厌朴拙而追求精巧了,其实,浙宗里面,精巧没有人能超过次闲(这也是吴让之喜欢赵次闲的原因),陈曼生巧七而拙三,丁龙泓忘拙忘巧,黄秋盦则巧拙对半,蒋山堂则九拙一巧。让之称赏赵次闲,因此让他评论我的作品,他只认可那些像汉官印的,其他的都不认可,而且他认为我这些作品是学邓石如来的,其实不全如此。不是吴让之不能知道,他说这话是有上述原因的,我也没有办法让他改变自己的看法,不必再行争论了。

吴让之这样评价我的作品是你对巧拙有自己固化的看法,是有认识基础的,多说无益。

说不说了,其实赵之谦紧接着就开始举例子,打比方,以自己同窗作诗风格不同为喻,讲述了自己与吴让之的不同之处,显然,他认为吴让之是不如他的。同时,他认定,一个人的篆刻风格是跟印人的性格特色、人生经历相关的。

篆刻的重难点(篆刻杂谈巧还是拙)(9)

(吴让之刻“迟云山馆”)

吴让之下十年死功夫学汉印,最终见邓石如作品,尽弃所学而从之,十年的汉印功夫,汉印影响深入骨髓,想弃自然是弃不掉的,也正因为有这十年的汉印功夫,吴让之才有最后的成就。赵之谦当然也是宗汉印的,他曾在《苦兼室论印》里说:

“刻印以汉印为大宗,胸有数百颗汉印则动手自远凡俗。然后随功力所至,触类旁通,上追钟鼎法物,下及碑额、造像,迄于山川花鸟,一时一事觉无非印中旨趣,乃为妙悟。”显然,不宗汉印是不行的,但是也不能死宗汉印,随功力所到,也应当触类旁通,有所创造发展。赵之谦这种发展的、开放的印学思想,在现在看来,显然是比吴让之的完全死守汉印,死守邓法是先进的。

赵之谦的学印过程是遍学浙、徽的。他的好友胡澍在《赵撝叔印谱》序中总结了赵的取法历程。云:”吾友会稽赵撝叔同年,生有异廪,博学多能。自其儿时,即善刻印。初尊龙泓,即学完白,后乃合徽浙两派,力追秦汉。渐益贯通钟鼎、碑碣、铸镜、造像。篆隶真行,文辞骚赋,莫不触处洞然,直奔腕底”,也正因为学得深,他充分认知到学汉印的不易,他在仿汉印式的作品“何传洙印”的边款里说:“汉铜印妙处不在斑驳,而在浑厚。学浑厚则全恃腕力,石性脆,力所到处,应手輙落。愈拙愈古,看似平淡无奇,而殊不易。”在他眼里,这种看似平淡无奇的浑厚,是最难达成的。

篆刻的重难点(篆刻杂谈巧还是拙)(10)

(赵之谦刻“何传洙印”及边款)

吴让之学汉印是出了名的,入邓派其实也还在徽派的“拙”这个圈子里,应是以拙朴为主的印人,因此见了赵次闲的精巧而称赏不已,而对相对朴拙的丁敬、黄易、蒋仁的作品反倒认为不好的原因,其实是吴让之也在朴拙的方向上挖掘较深的原因。从这一点上来说,赵之谦的分析也是精到的。

赵之谦对于书法有一个比较有名的观点,他认为:

“书家有境界,古今二人耳。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积学大儒,必具神秀。故书以不学书、不能书者为最工。夏商鼎彝,秦汉碑碣,齐魏造像,瓦当砖记,未必皆高密、比干、李斯、蔡邕手笔,而古穆浑朴,不可磨灭,非能以临摹规仿之,斯真第一层妙义。后世学愈精,去古愈远。一竖曰吾颜也、柳也,一横曰吾苏也、米也,且未必似之。便似,亦因人成事而已。有志为逮,敢告后贤。”

篆刻的重难点(篆刻杂谈巧还是拙)(11)

(赵之谦刻“松江沈树镛考藏印记”)

不学书法的小孩子,和学到深处的积学大儒,这两种人的书法作品才能谈达到极高境界。对于拙与巧的认知,与他的印学主张是一致的。也正是对拙与巧有这样精到的认识以及其发展创新的学术指导思想,他才真正在最后到了能“为六百年来抚印家立一门户”(“松江沈树镛考藏印记”边款语)的地步。吴让之的印学成就多来自后天的勤奋,踏实汉印,这是他拙的一面,他喜赵次闲,又以披削刀法形成舒展自如的刀法,这是他的巧,赵之谦的天资聪慧,这是他巧的一面,但他于汉印的沉着思考,又获得了汉印浑厚的朴拙气息,这是他拙的一面。两人印学成就的大小,取决于两人印学思想的境界,赵之谦是开放的,是可发展的。吴让之是闭合的,是停滞的。谈到这里,我们足以跳出更小的拙与巧的区别这个层次的概念了。

1863年的那场拙与巧的争论,对于中国篆刻史,意义太重大了。

64年之后,1927年,吴昌硕已至晚年,他在沈均初藏本《吴让之印存》上也题了长跋,说道:

“让翁书画下笔谨严,风韵之古隽者不可度,盖有守南昌不泥其迹,能自放而不踰其矩。论其治印亦复如是。让翁平生固服膺完白,而于秦汉印玺探讨极深,故刀法圆转,无纤曼之习,气象骏迈,质而不滞。余尝语人,学完白不若取径于让翁,职是故也。余癖斯者亦既有年,不究派别,不计工拙,略知其趣,稍穷其变,而愈信秦汉铸凿,浑穆渊雅之不易得及。证诸让翁,吾言可信。鲁盦先生所藏印存,为魏稼孙手抑,神采意态如其书,如其画,读竟欢喜,题句归之。丁卯初冬,安吉吴昌硕年八十四。”

由此思之,赵之谦的说法还是有义愤的成分在内的。天资卓绝的赵之谦与质仆的吴昌硕当然不同,他太骄傲了,因此言辞刻薄,让人不忍,吴昌硕的说法,平实多了,也中肯多了。

(【老李刻堂】之181,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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