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21岁嫁给周恩来(邓颖超21岁嫁给周恩来)

在1988年出版的《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一书中,邓颖超写到:

“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走了12年了,离开了我们,他不再回来了。”

那一年,邓颖超已经和周恩来结婚63年。

如果没有遇到周恩来,或许邓颖超在革命道路上的成就会更加出众,但从打算和周恩来结婚开始,邓颖超就成为了周恩来背后的女人。而她在背后一待,就是51年。

邓颖超原名叫做邓文淑,父亲邓廷忠自幼习武,考中了清末的武举进士,曾担任过光绪帝的御前侍卫,后来调任广西南宁镇台。年轻时代的邓廷忠也是一个忠君爱国的铁血汉子,他在担任广西南宁镇台时,精心练兵和备战,后来清政府和法国发生战事,邓廷忠率兵突袭了进驻宣广城的法国军队,在自己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刺杀了一名法国陆军少校。

正是这一战让邓廷忠身负重伤,不得已退回南宁养伤,也正是这个时候,他认识了邓颖超的母亲,一位女医,名叫杨振德。杨振德祖上本是经商的,14岁那年父母皆亡故了,好在她饱读医书,医术过人,于是便索性走上了行医救人的求生之路。

这次行医的经历,让邓廷忠和杨振德走到了一起。1904年,邓颖超出生在南宁,邓廷忠骨子里“重男轻女”的思想十分严重,他面对这个女儿实在疼爱不起来,便想要将她送人。都说为母则刚,杨振德以死相逼,最终才保全了自己的女儿留在身边抚养,后来还给女儿起名叫做文淑。直到考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院后,文淑才改名叫做邓颖超。

邓颖超21岁嫁给周恩来(邓颖超21岁嫁给周恩来)(1)

邓颖超与母亲

等到文淑七八岁的时候,邓廷忠因为得罪上司,被发配边疆后病死在了苦寒之地,从此便只有杨振德和女儿相依为命了。为了讨生活,母女二人一路从南宁迁居到了天津,在母亲的培养下,邓文淑倔强地度过了自己的学生时代。

为什么要说倔强呢?因为幼年时的经历,让文淑越发讨厌男女不平等的现状,甚至觉得自己永远也不会踏入婚姻当中。如果邓颖超在上学的路上看到了他人娶亲的花轿,就会觉得这个妇女完了,要成为一个男人的附属了,因此在新思想传到天津时,邓颖超毫无犹豫地积极投身到了当时的学生运动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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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的小学任教的邓颖超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时,刚刚15岁的邓颖超加入到了这场爱国运动当中,她不仅和郭隆真、张若名等人一起创办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更是担任了执委和讲演队队长,走上天津街头,向女性宣传先进思想,鼓励各个行业的女性参加到运动中来。在某种意义上,小小的邓颖超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女权”主义者。

邓颖超在天津街头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演讲,不仅吸引到了女性的关注,也让不少男性纷纷驻足,周恩来就是其中一位。当时周恩来刚刚升入南开大学,作为一个从年少时期就立志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爱国学生,他总是奔跑在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最前线。

在一次学生演讲大会上,邓颖超作为第一个发言的学生,慷慨激昂地怒斥着所有卖国贼和汉奸,声情并茂地描绘着这个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如此有气势的演讲震慑到了在场的所有人,这其中就有周恩来。多年以后,两人坐在西花厅的海棠树下,周恩来回忆起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时,说道:只记得当时邓颖超一双囧囧有神的大眼睛。

后来这群在“五四运动”当中,因为热血冲上街头的学生,在一起创办了“觉悟社”,宗旨就是: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 求适应于人的生活,做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发起“觉悟社”的一共是21名学生,其中就包括周恩来和邓颖超。

彼时周恩来坚持独身主义,而邓颖超更是对婚姻充满了恐惧,所以刚刚相遇时的他们也只是志同道合的好友,彼此相互欣赏,在追求革命和自由的道路上携手共进,并没有碰撞出爱情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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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悟社部分成员合影

1920年,周恩来选择奔赴法国,勤工俭学。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研究,周恩来渐渐觉得婚姻和革命并不冲突,或许遇到一个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反而可以在这条充满风雨的道路上走得更加长久。当一个外貌出众、性格开朗又文采斐然的张若名,出现在周恩来身边时,他心动了。

远在异国他乡,身边有一个和自己一样为了祖国的未来可以冲锋陷阵的伴侣,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可惜这份美好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革命道路上遇到的曲折越来越多,为了能够在法国安心读书,张若名最终选择退出了党组织,在法国好好学习。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分歧,导致周恩来和张若名只能分道扬镳。

在法国的日子越来越艰难,记忆中那张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也是愈加清晰,周恩来开始审视自己对邓颖超的感情。一想到性格内向的邓颖超,在革命道路上的勇敢、执着和坚毅,周恩来就忍不住想要给这个可爱的小姑娘写信。

从法国到中国,一条用书信建立在亚欧大陆上的思念之桥,就这样悄然开工了。一开始,邓颖超并未察觉出来周恩来对自己的情谊,直到周恩来的明信片再一次寄到天津,邓颖超的心开始狂乱地跳动。

明信片上印着李扑克内西和卢森堡,明信片背后是周恩来硬朗的字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如此隐秘的告白,邓颖超一时间并没有反应过来,后来才体会出这句话里的深情。为了共同的理想的信念,他们可以一起抛头颅、洒热血,可以一起直面未来所有的风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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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邓颖超夫妇视为偶像的李扑克内西和卢森堡纪念碑图

邓颖超原本是想遵从母亲的建议,等周恩来回国后再确定他们的关系,但随着他们之间的书信交流越来越多,邓颖超再也等不及了,就这样,一架只属于他们的,关于革命和爱情的书信大桥在亚欧大陆的上空建立起来了。他们的书信里不是只有“我爱你”、“我想你”的儿女情长,更多的是对于中国未来的探索和对一个新时代的渴望。

1925年的八月,因为在“五卅惨案”当中,邓颖超不断鼓励学生示威游行抗争,从而被政府通缉,她只得前往广州寻找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周恩来。也是这一年的八月,这一对为了革命而奋斗于风雨中的海燕,终于结为了伉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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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周恩来在一起之后的邓颖超,没有只甘心做一个“周夫人”,而是和丈夫周恩来一样为了革命事业而不懈努力。

自1925年来到广州之后,邓颖超担任过何香凝的秘书,后又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兼妇女部部长。1927年5月,奔赴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主任,1928年初跟随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后又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直属党支部书记。1932年5月,她又奔赴江西中央苏区,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机关党总支书记。

直到红军长征之前,邓颖超都始终在江西的根据地,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而不懈努力。

只是当时江西的条件实在太艰苦,长期的营养不良又加上繁重的工作,导致邓颖超的肺病开始不断复发、加重,然而江西当地的医药供给也跟不上,等到拖到开始长征的时候,她已经咳血不止。

考虑到自己的身体情况,邓颖超不止一次地向党组织提出留在江西,她不想因为自己的身体问题,成为队伍中的累赘。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留下来就等于把自己放在敌人的手心上。

邓颖超作为休养人员,在长征队伍出发时,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党中央只得把她安排到了红军总卫生部的干部休养连。在干部休养连里,邓颖超好歹可以在担架上或者骑马,减轻自己的身体负担,但在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还是遇到了非常多的磨难。

有一次在贵州境内行军时,大部队刚刚走到了离贵阳紫云县城不远的山脚下,敌军的飞机就从头顶呼啸而过,一连丢下了好多炸弹。修养连当中的伤病患者一般都不能行动,大家躲闪不及,就有十多个人在那一瞬间被炸死炸伤。

那天的任务是要翻越一座大山,邓颖超为了不掉队,是骑着马的,飞机轰炸的时候,马夫牵着邓大姐以最快的速度躲进了旁边的树林中,受惊的马儿将邓颖超撂倒在地。为了防止被敌军发现,邓颖超没有轻易动弹,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炸弹在自己眼前爆炸,好在距离较远。

1935年7月初,邓大姐的身体稍稍有些好转,中央领导就提议让邓颖超由修养连转到毛尔盖。邓颖超原以为是有工作安排,直到到了才知道,周恩来病了。

在参加完沙窝会议之后,周恩来就病倒了,中央的领导看着周恩来一连好多天高烧不退,滴水未进,着急不成办法。在听说邓颖超的身体有些好转之后,便立刻派人将她接到毛尔盖,希望她的到来能给周恩来一丝丝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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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时期的邓颖超与周恩来

邓颖超赶到的时候,周恩来早已昏迷不醒,随军的医生说他是肝炎,并已经恶化成为阿米巴肝脓疡,必须尽快排脓。为了照顾周恩来,邓颖超就在周恩来的床边随意垫了一把稻草,作为自己的床铺,寸步不离地看护着自己的丈夫。在帮助医生给周恩来护理之后,邓颖超总是要收拾一下周恩来的东西,有一次,她竟然从周恩来换下来的毛背心当中,挤出来一两百只虱子,指甲都被这些虫子染红了。

经过邓颖超几天几夜的精心护理,医生从周恩来的腹部排出来了半盆的绿色脓液,渐渐地高烧也退下来了,能慢慢地给他喂进去一些吃的了。等到周恩来清醒过来时,看到站在自己身边的邓颖超,第一句话就是“小超”

周恩来苏醒以后,便能跟随队伍出发了,为了能够照顾周恩来,身体尚且虚弱的邓颖超只能骑着马跟在周恩来的担架旁。可是有一天,因为一些事情的耽误,邓颖超掉队了,为了追赶队伍,她拼命骑马往前赶,一不小心就陷入了草地旁的沼泽里。

邓颖超不敢乱动,只能趴在沼泽泥潭里,那天的天气不好,一会儿还下起了雨。虽说雨不算大,可等到后面的队伍赶上来将她救出去时,因为沼泽当中的温度过低加上淋湿了雨,邓颖超浑身已经冻僵了,脸色都发青了。

果不其然,第二天开始,邓颖超一直高烧不退,还拉肚子。因为过草地时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大家为了填饱肚子只能吃草根,可邓颖超已经虚弱地连这些东西也吃不下了。等到出了草地,找到一处藏民的村落修养时,蔡畅等几位和邓颖超一直关系都很好的女红军战士,都纷纷赶来探望她。看着脸色灰黄的邓颖超,听着别人说得“三分像活人,七分像死人”的话,蔡畅几个人都在背后偷偷地抹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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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梅园合影

邓颖超和别的红军女战士一样,一路追随着党和红军的发展脚步,不断成长,同时她也是周恩来的妻子,所以她不能享有自己应该有的权利,因为“做革命家的妻子难,做革命领袖的妻子更难,做周恩来的妻子是难上加难。”

解放初期,邓颖超和周恩来有君子协定,她不可以和周恩来在同一个部门工作,因此哪怕大家都很认可邓颖超的能力,并多次向党组织提出,希望邓颖超可以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职务的请求,周恩来也一直也没同意。

不能和周恩来一同办公,邓颖超就选择去了全国妇联工作。当时蔡畅是全国妇联的主席,按照邓颖超的资历,大家一致将她推选为了妇联的副主席,等到对大家制定工资的时候,身为主席的蔡畅申请的是三级,作为副主席的邓颖超并没有给自己申请四级,而是自降一级申请了五级,同部长一个阶级。而当材料交到周恩来手里时,他又将五级改成了六级。

邓颖超明白丈夫的苦心,因为她知道,她是周恩来的妻子,不能落人口舌。就这样,邓颖超选择了一直做周恩来背后的女人,在西花厅,邓颖超每日负责着周恩来的健康和安全工作,尽心尽力,却一步也没有踏进过周恩来办公的书房,甚至连钥匙也没有。每当周恩来应该吃饭或者休息时,邓颖超也只是在门口轻轻地走来走去,偶尔从门缝里往里瞧一眼,从没有想走进去过半步。

邓颖超21岁嫁给周恩来(邓颖超21岁嫁给周恩来)(8)

周恩来与夫人

建国以后,周恩来和邓颖超有了稳定的工资收入,邓颖超的工资如果有结余,她便总会资助周总理的亲戚生活或是到北京看病,即使周恩来去世之后,邓大姐也依旧坚持着这件事。周恩来在时,关于亲戚往来的事情,邓颖超从未让周恩来担心过,周恩来去世之后,也没有麻烦到国家一次。邓颖超如此尽心尽力,在别人问起时,她总是笑一笑,在她心中:如果她不做好这些,总是要给总理带来不好的影响,这是她的责任,她一生的责任。

1976年周恩来因病去世之后,西花厅的海棠花失去了赏花的主人,邓颖超也失去了自己相濡以沫51年的爱人,周恩来在临终前曾对邓颖超说:

“我心里有很多话没有对你说。”

相守了一辈子的人,忙碌到连话都没有说完,只是这一次,再也没有机会了。

周恩来的离开让邓颖超不再去做他身后的女人,而是走到了台前。,去了“总理夫人”的束缚以后,邓颖超在1976年12月再次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一次她选择了上任。

重新工作后,邓颖超每天都处于“文件多、开会多、外宾多”的“三多”状态里,她仿佛身上有用不完的力气,每天都工作到了深夜,像极了曾经为了工作废寝忘食的周恩来。

邓颖超21岁嫁给周恩来(邓颖超21岁嫁给周恩来)(9)

晚年的邓颖超

从1978年回到工作岗位,直到1988年退休,这十年里,邓颖超先后担任了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第六届全国人民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三S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名誉会长等职务,这足以说明邓颖超的能力和大家对她的认可。但在周恩来在世时,她从未担任过任何重要职务。

没错,一个15岁就可以站在大家面前慷慨陈词、激情演讲的女孩子,一个从少女时代就投身到革命事业当中的革命战士,她的能力或许从来不在自己的爱人之下,只是她明白,即使是一代伟人,也需要一个人做他的后盾,与他风雨同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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