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文选粹深度解析（何以求不求甚解）

一，做语源学探讨，即使做不到从甲骨金文讲起，也要先通观《说文》、《尔雅》、《玉篇》、《释名》等字书的释义，择善而从，再参以己意最低限度一部《说文段注》总是要常备常看的以《古汉语字典》（适用于中学生程度的工具书）作为考据字义的唯一依据或主要参考，就显得专业度稍有欠缺，在学术上不大严肃，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时文选粹深度解析?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时文选粹深度解析

一，做语源学探讨，即使做不到从甲骨金文讲起，也要先通观《说文》、《尔雅》、《玉篇》、《释名》等字书的释义，择善而从，再参以己意。最低限度一部《说文段注》总是要常备常看的。以《古汉语字典》（适用于中学生程度的工具书）作为考据字义的唯一依据或主要参考，就显得专业度稍有欠缺，在学术上不大严肃。

二，作者力辩在“不求甚解”语境下“求”字为“寻求”义而非“要求”义，其实意义不大，两义之间并非如作者所断言的有“本质”区别，因为任何“求”的行为既是学习的过程，也内置有学习的目标或指向。作者指摘前人把“不求甚解”看作读书方法或态度是误读与误会，只有解为“读书目的”才是恰当的。此一“发明”未免失之片面和武断，因为陶渊明所标榜的“会意”式读书既是“方法”，也可以是目的。因此，以方法和目的之剖别得出前人理解错误而自己正确的结论是难以成立的。

冯友兰把一生读书心得归结为四句话：精其选，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精其选”是说有精读泛读之分，“解其言”则意味着要“求甚解”，而“知其意”与陶渊明所谓“会意”相通，以上读书方法的目的统统不外是“明其理”。方法和目的岂能截然分开，判若云泥？

冯先生进一步论及言和意的关系：“语言文字是帮助了解书的意思的拐棍。既然知道了那个意思以后，最好扔了拐棍。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得意忘言”。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事。但是，在读书中，就是要过河拆桥。”这才称得上是哲人之论。在我看来，以“得意忘言”解“不求甚解”最为得之。

三，董仲舒说“诗无达诂”，“达诂”即“甚解”。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后人亦不必以求得“达诂”作为读书或研究的唯一鹄的。明人沈德潜说得更为明白：“读诗者心平气和，涵泳浸渍，则意味自出；不宜自立意见，勉强求合也。况古人之言，包含无尽，后人读之，随其性情浅深高下，各有会心，如好《晨风》而慈父感悟，讲《鹿鸣》而兄弟同食，斯为得之。董子云：‘诗无达诂’，此物此志也。”（见《唐诗别裁·凡例》）西谚云“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亦是此意。

对文艺作品而言，文本具有模糊性和开放性，留下的阐释空间巨大。阅读者各自的阅历与才情不同，对同一文本做出不同的理解和阐释，再平常不过。彼此意见歧异甚至相互冲突，非但不足以构成相互否定，反而是文本卓越和人类智力强大的证明。前贤以为“不求甚解”“说明读书的方法，不要固执一点，咬文嚼字，而要前后贯通，了解大意”（邓拓《燕山夜话》），本文作者另立新解，认为“这只是在描述一种把读书当成业余消遣的从容态度”。以上两种阐释都很清通可喜，都称得上是知言，难分轩轾，更谈不上谁对谁错，并存可也。

四，作者在本文中运用了两种不同的论证方式，不妨概括为“以训诂通义理”和“以义理明训诂”，这两种尝试有得有失，瑕瑜互见。

清代乾嘉学派将“由小学通经学”作为古典文化研究的不易之法，尊奉“训诂明然后义理明”的理念。戴震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钱大昕说：“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在清儒看来，语言和思想之间存在着线性的证明关系，从字义的解读到文句的阐释，再到思想的还原，须遵循逐层递进的研究次第。

钱钟书则强调了义理对于语言研究的意义，在《管锥篇》中，他提出了“阐释之循环”的思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在钱氏看来，语言和思想之间不是线性的单向证明，而是回环的互证关系。通过训诂把握文意固然是通畅的，有效的，但经典的思想旨趣、义理体系、修辞风格、文体特点等因素，也都制约着训诂的发明和价值。

上文已经指出，作者力图以考明“求”之字义来推究“不求甚解”之确诂，走“以训诂通义理”的路线，实际上是不成功的，有画蛇添足之嫌。从篇章结构来看，删除本文前段关于“求”字字义疏解的文字，在列举前人意见之后，直接陈述自己的观点，并不影响最终结论的确立，文章反而会更通畅好读。

但是，作者对原始文本全篇文义的把握很精准，在贯通文义的基础上，反向推导“不求甚解”的意涵，以实现“以义理明训诂”，说服力颇高。

五，结论：郑板桥有一副著名联语：“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以此方之本文，领异标新有之，如能辅以删繁就简的功夫，则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