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的背景(岳阳楼记的前世今生以及范仲淹的邓州往事)

北宋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57岁。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的背景(岳阳楼记的前世今生以及范仲淹的邓州往事)(1)

范仲淹官服像

这一年,他的肺病有所加重,就以身体欠佳为由,上书宋仁宗,求解边任邓州。为什么是去邓州,而不是别的地方呢?《陈乞邓州状》里是这样说的:

右,臣闻理之安危,固当殊体;官之废置,孰可冒居。窃念臣昨厕台司,日曕宸扆。亲承睿诏,俯念边防,思得迩臣,往分重寄,臣既获闻命,因敢请行,遽将宣慰之恩,来安屯戍之旅。臣以戎情未测,备预当严,愿领一藩,兼按四路,欲将臣与韩琦所上边策,躬亲施行。尚蒙朝廷付兹职任。臣自到豳土,已逾半年,复以前策奏陈,庶逃尸素。朝廷以彼戎款顺,方用柔怀,不欲修威,恐成生事。臣之所上,必可寝停。今又睹朝旨,据鄜延路奏,所定疆界,并已了当,仰保安军、镇戎军榷务通行博易者。事或宁静,理当改更。其陜西边事,自有逐路经略使处置。惟此四路安抚使,今后别无事务,欲乞朝廷指挥废罢。臣则宿患肺疾,每至秋冬发动,若当国有急难之时,臣不敢自求便安,且当勠力。今朝廷宣示,西事已定,况邠州元系武臣知州,伏望圣慈恕臣之无功,察臣之多病,许从善地,就访良医,于河中府、同州或京西襄、邓之间就移一知州,取便路赴任,示君亲之至仁,从臣子之所望,实繄圣造,得养天年,臣无任瞻天仰圣云云。

范仲淹分析研判了时局形势、表达了危难之际为国效劳的忠心之后,委婉地提出了“许从善地,就访良医”的请求。说白了,也就是方便治疗。显然,这只是一句托词,或者说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因为这样的理由实在有些牵强——邓州,无非是名医张仲景的故乡罢了。而实际的情况是,当时朝廷内部保守派对革新派加紧围攻迫害,甚至疯狂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在范仲淹看来,如果继续留任西北且身挂军职,只能是祸多福少。这从他给老朋友韩琦的《与韩魏公书》中可见一斑:

盖年向衰晚,风波屡涉,不自知止,祸亦未涯,此诚惧于中矣。

当然,这种担忧从范仲淹后来在邓州任上写给光化军知军李简夫的《依韵酬李光化见寄》的诗中也能得到应证:“欲少祸时当止足,得无权处始安闲。”放下所谓的权力之争,才是安闲之始,这也是庆历新政之后范仲淹最深刻的领悟。就在如此复杂的心境下,他上书《陈乞邓州状》,请知邓州。好在很快得到了仁宗的恩准,以保留资政殿学士的馆阁身份转给事中,知邓州,并于当年十月十四日,带着体弱的长子纯祐从陕西汾州南下,赴任邓州。

北宋的邓州,又称南阳郡,下辖穰、南阳、内乡、顺阳、淅川五县,据史载,此地“六山障列,七水环流,舟车会通,地称陆海”,堪称中原重镇。范仲淹赴任邓州,也算得偿所愿,躲开了政治漩涡,所以心情大好,身体也有所好转,正如他在《邓州谢上表》里所说,(邓州)“风俗旧淳,政事绝简,心方少泰,病宜有瘳,实系宽大之朝,将幸康宁之福”。于是,范仲淹有了更多的时间去读书著述,去深刻思考作为地方长官如何治理好脚下的这片土地。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的背景(岳阳楼记的前世今生以及范仲淹的邓州往事)(2)

范仲淹 《边事帖》

话说范仲淹到邓州的第二年,也就是庆历六年,六月十五日这一天,他收到了滕子京派使者送来的一封信。

滕子京是谁呢?

范成大的老朋友啊!

他们俩同年进士,同朝为官,还曾同任边帅,抵御西夏入侵。庆历四年(1044),两人又同时遭贬,只是范仲淹贬知邠州(今陕西彬县),滕子京贬知巴陵郡(今湖南岳州)。几十年的交往里,两人引为知己,惺惺相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滕子京到任一年之后,开始重修岳阳楼——岳阳楼的前身,相传是三国时期东吴大将鲁肃的“阅军楼”,始建于公元前220年左右,西晋南北朝时期改名“巴陵城楼”。南朝宋元嘉三年(426),中书侍郎、大诗人颜延之路经巴陵,作《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诗,诗中有“清氛霁岳阳”之句,“岳阳”之名首次见于诗文,直到唐代诗人李白赋诗之后,巴陵城楼改称岳阳楼,巴陵城也改称岳阳城了。岳阳楼经滕子京组织人力重修之后,平素尚奢华的他不仅喜欢于良辰美景之时登高望远,还想请老朋友范仲淹为之作文一篇。于是,派人送来了一封信。

信里头写了些什么?

据乾隆版《巴陵县志》记载,这份长约600多字的信里,他的言辞极为恳切:

……窃以为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

意思很明白,自古人以地名、地以人显,若想让新修的岳阳楼扬名天下,就得有一位雄才巨擘为之作记。滕子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铺垫了很多,最后的意思无非就是只有范仲淹能堪此任。当然,滕子京也很细心,担心范仲淹缺乏直观感受,随信附上一幅《洞庭秋晚图》,以资参考。

范仲淹接到滕子京的约稿后,并未马上动笔。

他是不是在进行一场漫长的精心构思呢?谁也说不清楚。最大的一种可能是,范仲淹手握旧友来信,一时往事翻飞,回想起曾经跌宕起伏的政治风云,回想起无疾而终的庆历新政,回想起与滕子京颇多相同的人生际遇,睹物思情,不免感慨万千,心绪不宁,终是难以下笔。

反正,他没有马上动笔。

差不多过了三个月以后,一场久违的大雨落在久旱少雨的邓州大地,这让范仲淹因旱情弄得焦头烂额的心绪得以缓解。九月十五日这一天,秋风清扬,秋阳朗照,范仲淹百感兴发,神思泉涌,信步来到花洲书院的春风堂前,展纸走笔,不一会儿,一篇辞采华美、气韵生动的文章跃然纸上。

此文就是《岳阳楼记》!

一篇三百余字的锦绣文章,气势磅礴,旨意深刻,字字珠玑,文情并茂,尤其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博大胸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情怀,闪耀着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之光,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浩瀚星空上熠熠生辉。但是,这也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岳阳楼在洞庭之滨,而范仲淹却是在千里之外的中原大地写下这篇千古名篇,这不禁让人发问:写作不是需要深入生活的第一现场吗?那么,范仲淹未到洞庭湖、未登岳阳楼,于千里之外的邓州却把洞庭湖渲染得生动鲜活,把岳阳楼描绘得锦绣斑斓,个中原因又是什么呢?首先,他有洞庭湖边的生活经历。宋代任友龙撰写的《澧州范文正公读书堂记》记载,范仲淹年少时曾在洞庭湖边的安乡一带生活、学习,这里的湖光山色早在青少年时期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这也就牵扯到范仲淹的家世。他早年丧父,母亲改嫁给朱文翰。因此,他和母亲是随朱文翰一起生活的。当时,他的名字叫朱说,而不是范仲淹——改名是后来的事,当然,这也是另外一段典故了。大约在北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名叫朱说的范仲淹跟随担任安口知县的继父到安口生活。安口是汉唐古镇,在洞庭湖区的西北部,与岳阳一样,都是临湖之城。范仲淹在安口寄读于兴国观村学,交由司马道士照顾,三年之后,才随“朱县卸任而去”。其次,他有过洞庭湖诗文的创作基础。宋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写过“岳阳楼上月,清赏浩无边”,次年他还写过“去国三千里,风波岂不赊。回思洞庭湖,无限胜长沙”的诗句,形象地刻画了舟过洞庭人上高楼的经历与思绪。翻读《范仲淹全集》,还能找到他于景祐元年(1034)和庆历四年(1044)分别写下的有关洞庭湖、岳阳楼的诗句,其中“优游滕太守,郡枕洞庭边”之句,跟《岳阳楼记》里的“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有一脉相承之感。由此可见,范仲淹写《岳阳楼记》之前,已经对写作对象十分熟悉,成竹在胸。再者,从创作原理上讲,一篇文章无论写什么,最终都离不开作者自己的思想与经历,且不说我手写我心,但至少与其才情、阅历、命运遭际等方面息息相关。而《岳阳楼记》,看似是写岳阳楼,实则也是写他自己的吏治理念与经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只是借岳阳楼表达出来而已。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的背景(岳阳楼记的前世今生以及范仲淹的邓州往事)(3)

文会堂。摄影:张蒹维

那么,范仲淹在邓州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

范仲淹到任后,看到邓州“风俗旧淳,政事绝简”之后,心有大安,于是把寄养在京城妻兄李纭家的二儿子纯仁、三儿子纯礼及女儿也接过来一起生活。早在景祐三年,范仲淹47岁,其妻李夫人就去世了。来到邓州,他又娶妻,庆历六年(1046),新婚妻子曹氏又为他生下第四个儿子纯粹。家中添丁,是一家人团圆之后的又一喜事。如此说来,邓州也是范仲淹的团圆之地,他不像以前那样四处奔波、无暇照顾孩子,又续了新弦,一家人其乐融融地聚在一起,在新婚妻子的精心照顾和儿女陪伴的亲情中,在众多文雅幕僚的陪伴下,范仲淹在邓州度过了一段温情、安耽的时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沉醉于家庭的温馨当中。

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勤于政事,重教化,轻刑罚,废苛税,倡农桑,甚至亲自带领百姓凿井耕田、引水植禾。正如他后来在《邓州谢上表》里所说:“敢不孜孜于善,战战厥心,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范仲淹知邓三载,《嘉靖邓州志》如此总结:“孜孜民事,政平讼理。”邓州百姓安居乐业,百业俱兴,算得上一段难得的政通人和的好时光。

相较之下,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修筑花洲书院。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的背景(岳阳楼记的前世今生以及范仲淹的邓州往事)(4)

花洲书院山门。摄影:张蒹维

发源于南阳内乡县翼望山的湍河,自北向南流经邓州,至城东南形成一个洄水湾,连带一处浅浅的沙洲。范仲淹的同年进士、挚友谢绛任邓州知州时,在沙洲上修建一处园林,取名百花洲,曾为一时胜景。范仲淹知邓时,亭阁倾颓,杂树丛生,胜景不再。惋惜之余,范仲淹动意重修。他率先垂范,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社会贤达及当地百姓也是踊跃参与,很快,百花洲上桃李迎风,亭阁辉映,百花洲再次成为邓州胜景,就连欧阳修路过邓州时也写诗盛赞:

野岸溪几曲,松蹊穿翠阴。

不知芳渚远,但爱绿荷深。

依百花洲畔,范仲淹建花洲书院——书院之名,想必是因百花洲而命名的。花洲书院的创建,显然是范仲淹为了实现自己培育人才、州县办学的伟大愿景。书院讲堂取名“春风堂”,取“孔子如春风,至则万物生”的典故。公务之暇,范仲淹在春风堂上执经讲学,春风阁里以文会友,百花洲上与民同乐,一派温润儒雅。就连范仲淹自己也陶醉于这样的书院生活,并写诗记录:“七里河边带月归,百花洲上啸生风。”然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再显赫有名的书院终将要经历修而荒、荒而废、废而重修的经历。花洲书院概莫如此。五十年后的绍圣二年(1095),就出生于邓州的范仲淹的四子范纯粹任邓州知州,作为地方大员,他对老父亲亲手创办的书院进行了第一次整修。从南宋到明朝,花洲书院屡圮屡修,其中明代有过三次重修,并易名春风书院。到了清代,修复次数达15次之多,算是书院达到了鼎盛时期。现在的书院,是2004年在原址上重建而成的一处标志性景观。整座建筑是南山北水、东西相照的布局,五进四院,春风堂讲堂居中,东为百花洲园林,西为范文正公祠,沿中轴线望去,亭台假山,错落有致,九曲回廊,曲径通幽。

花洲书院自开办以来,一直都是邓州的教育中心,并不断易名。明代是“花洲相迹”,清代是“花洲霖雨”,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易名为“邓州高等小学”,这也标志着儒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新学开始发扬光大,今天的邓州一中也是由此发展而来。在花洲书院的历史上,有很多名人均求学于此,如官至御史中丞的状元贾黯、官至门下侍郎的韩维。就算在近当代,语言文学家丁声树、文学家姚雪垠、著名作家二月河,都是从花洲书院走出来的贤士名人。

盛名之下,必有寻访。

宋元丰元年(1078),黄庭坚专程来花洲书院,瞻仰范公遗迹,并挥毫题诗,写下七绝一首:“范公种竹水边亭,漂泊来游一客星。神理不应从此尽,百年草树至今青。”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的背景(岳阳楼记的前世今生以及范仲淹的邓州往事)(5)

春风堂。摄影:张蒹维

关于花洲书院,我愿意宕开一笔,说说另一个人。

有这样一段话,经常在文章里被引用,想必不少人也很熟悉: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称之为“横渠四句”的这四句话,因其言简意宏而历代传颂不衰。而他的作者就是宋代理学大师张载。张载(1020—1077),字子厚,陕西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创始人之一,世称横渠先生,尊称张子,封先贤,奉祀孔庙西庑第38位。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为天地确立起生生之心,为老百姓指明一条共同遵行的大道,继承孔孟等以往的圣人不传的学问,为天下后世开辟永久太平的基业。

而张载之所以能成为一代理学大师,和范仲淹关系特别大。1040年,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使兼知延州时,18岁的张载慕名拜见,请求跟随范仲淹从军,为国立功。范仲淹见他宜文非武,就加以规劝:

“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

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啊。

自此以来,张载开始研读《中庸》等书,走上学术之路。范仲淹知邓州时,张载亦从学于花洲书院,是范仲淹易学方面的得意门生。后来,逐渐成长为理学关陕学派的一代宗师。而他为天地立心的观点,最早就萌发于花洲书院,并得益于范仲淹在花洲书院的教诲。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和气节,也一直贯穿于张载居官从政和著书讲学的理念当中。仔细回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为天地立心”之间,就有着一脉相承的律动与气息。

《岳阳楼记》甫出,就美名传遍天下。

起初,是在范仲淹和滕子京的朋友圈里传为美谈。书风清瘦劲健、善写行草的苏舜钦专门书石,当时以篆书著称的邵餗篆额,加上滕子京巴陵郡的政绩和范仲淹的文章,一时号为“四绝”。宋代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文儒》里,也专门谈到:

庆历中,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政成,重修岳阳楼。属范文正公为记,词极清丽,苏子美书石,邵餗篆额,亦皆一时精笔,世谓之“四绝”云。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的背景(岳阳楼记的前世今生以及范仲淹的邓州往事)(6)

范仲淹像,见于清道光年间的《沧浪亭五百名贤像赞》。

在中国的书画界,一直有一个优秀的传统,就是书者喜欢抄录脍炙人口的诗文,既是雅玩,也是对先贤致敬。而《岳阳楼记》自其甫出,就一直是历代书法作品中的重要题材。但迄今为止,最有名的可能要算明代书法家董其昌的作品。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董其昌55岁,他在补福建副使前四个月赋闲在家时,信笔写下了《岳阳楼记》。观览全卷,字大如拳,流畅劲健,通篇数百字一气,极见功力,堪称董氏行书中的精妙之作。仔细赏读,融晋、唐、宋、元各家风格于一体,笔力遒劲,悠闲自得,既见米芾风骨,又显旷世之志,隐现虑思,抒情寓怀。为什么董其昌的《岳阳楼记》写得这么好呢,这既与他正处于创作成熟期有关,也和当时的处境、心境有关。这一年,久居官场的董其昌像历代文人为官一样,俯首辅弼,忠心不二,但又小心翼翼,矛盾重重。因此,长卷《岳阳楼记》的字里行间,隐隐流露出董其昌于仕途、于人生的一种复杂心态。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的背景(岳阳楼记的前世今生以及范仲淹的邓州往事)(7)

董其昌书《岳阳楼记》

此卷纸本,纵 37.6cm,横1499.5cm,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卷末,董其昌撰有百余字的自识:

范希文岳阳记,宋人犹以为传奇。文如东坡醉白堂记,壹似韩白论耳,文章家之重体如此。若夫希文之先忧,则不愧其自许矣。宋之古文,实由范公推尹师鲁开之,又以公书法绝类《乐毅论》,虽文与书非所以重公,公在此道中,未尝可称当行名家也。己酉七月廿七日。董其昌。

自识后钤有“董玄宰”印。

鉴藏印有“王时敏印”“烟客真赏”。

庆历八年(1048)正月,范仲淹邓州任满,朝廷将其调到荆南府(今湖北江陵)任职,圣旨都到了邓州,但邓州百姓把传旨使者围得水泄不通,请求收回成命,更有数万百姓跪道挽留,绵延数里,“不忍公去”。范仲淹为民情所动,遂上书皇帝,诉说了种种理由恳请留任,比如大儿子体弱生病,比如舟车劳顿之苦,比如荆南的医疗条件不好,当然,最大的理由正如他在《谢依所乞依旧知邓州表》里所言,愿意继续在邓州“拳拳民政,战战官箴”。

这一请求,得到了批准。

于是,他继续执政邓州,直到次年(皇实元年,1049)正月,才离开邓州,移知杭州。细细算来,范仲淹在邓州虽有五个年头,但满打满算也就三年时间,但这也是他地方吏治生涯里居留最长的一段时光。在邓州,范仲淹留下了花洲书院,留下了一世清名,也留下了彪炳史册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吊诡的是,请他撰写此文的滕子京,就在范仲淹知邓州时病逝苏州,痛失好友的范仲淹,含泪写下祭文,足见他们情谊之深。(责编:孙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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