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放鲁近照（每个人都能听见花开的声音）

人物介绍

迟放鲁，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1955 年出生，医学博士， 现任复旦大学眼耳鼻喉科医院副院长、耳神经颅底外科主任，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市医学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擅长人工耳蜗植入治疗双耳全聋、各种中耳炎和耳硬化症患者的耳聋的听力重建、周围性面瘫和眩晕的内科和显微手术治疗、耳鼻区颅底外科治疗听神经瘤及侧颅底肿瘤。目前从事全植入式人工耳蜗研究和内耳毛细胞再生的研究。主持和参与的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部级成果奖15项。完成国家十五攻关项目和国家十一五支撑项目各1项、国家自然基金4项。获国家发明专利5项、申请4项。

“十三所聋哑学校关门殆尽”

迟放鲁说，开始的时候最难的不是技术，而是如何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用得起人工耳蜗。一个人工耳蜗大概是20多万的费用，用当时的话来说，一辆桑塔纳轿车装进耳朵里去了，费用昂贵，但是明明知道这可以改变很多孩子的命运，可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装不了，可能就此错过一生使用人工耳蜗的机会，终身变成一个聋哑人，这是最让他痛苦的。

他有一个数据，人工耳蜗技术最早在国内，一年只有二十几例，等到他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全国一年也不过两三百例。之所以这么少的一个原因就是费用——用得起的家庭太少了，再有就是不相信——别说病人不相信了，连很多医生也不相信，这么一个小东西放进耳朵，聋哑人可以听见声音学会说话了？很多人都有质疑，甚至觉得是“骗人的”。“我们带着安装了人工耳蜗的病人去做宣教，被说成这是医学惯用的明星病人——十个里面治好了一个，就拿出来做典型宣传。可想而知，刚开始步履维艰，加上价格又贵，不能让病人大量免费尝试，这样的情况下推广是很难的。”迟放鲁说。

不过，迟放鲁表示，人工耳蜗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有效，6岁以下的孩子如果没有学会讲话可以安装，但是8岁了还不会讲话就没办法了，因为，即使安装了耳蜗可以听见说话了，但大脑无法理解语言的意思，“听不懂了，完全无法理解，所以也没有办法和别人用语言交流，一辈子只能做聋哑人了，很遗憾。”

对此，临床的解释是，大脑有中枢神经叫听觉皮层，听觉皮层旁边还有言语皮层，刚出生时语言皮层没有发育，听到声音之后才会发育，如果8岁了还是没有听到声音，语言皮层就不会发育了，一直停留在不成熟状态，长大后对人类的语言无法识别，这就是为什么看着很多孩子本来有机会摆脱聋哑人的命运，结果错过了，这时候别说医生，所有人都会很惋惜。

“全世界都一样，从疾病角度看，最大的残疾人群体是聋哑人。在我国，聋孩的出生概率是千分之二，全国本来每年有2万人成为聋哑人，有了人工耳蜗，这个群体逐渐萎缩，上海过去有13所聋哑人学校，现在只有几所还存在在，主要收外地孩子。上海的孩子都做了人工耳蜗，都到正常学校去了。人工耳蜗改变了这些孩子的人生，也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家庭。”迟放鲁说。

事实上，迟放鲁是这桩大事最早的推动者之一，作为专业人士参与标准制定，如今倍感欣慰。“今年全国人工耳蜗手术每年可以达到3000例，上海估计有500个孩子在使用人工耳蜗。能做到这些，真的要感谢很多人——最早是台湾王永庆先生捐献了很多人工耳蜗，后来是很多慈善机构；更应该感谢的是政府的推动，2004年起，本市户口每一例6岁以内的孩子安装人工耳蜗，都由残联出资补贴，最早是六万元，现在是13万元，等于一个单侧人工耳蜗的费用。这样的话，有的家庭自己出钱做了双侧耳蜗，交流起来和正常人一模一样。近两年的政策更好，外地人员在上海工作，只要交了社保，孩子在上海出生，有上海的出生证，也能享受这个待遇。”

迟放鲁坦言，医院为了配合这个项目，曾免掉了患儿做手术的住院费，手术费和一些医药费用进医保，病人自费费用已经很少了——技术发明出来不算什么，真正用到临床上让病人获益才是医学的目的，“我想让每个人都听得见。”

成就感来自开口说话的孩子

迟放鲁，出生镇江，15岁当兵，在南京军区当了六个年头的军人，22岁转业当了一名修车工。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24岁的他靠自学考取镇江医学院，一所当时的专科院校。“当时填报的所有志愿，就只有这个志愿录取了，学校离家又近，也就没什么选择余地。毕业后分配到镇江医学院附属医院，当耳鼻喉科医生。”

说起之所以选择耳鼻喉科，也是无心插柳，在大学里，他是学生会主席，表现优异，是唯一一个留校的，当时耳鼻喉科缺人就让他去了，工作五年后，他读了硕士，回去工作五年，又读了博士。

“很幸运，读书那些年，遇到了几位好老师。一位是第二军医大学耳鼻喉二级教授肖轼之主任，我跟了他三年，改革开放前一半的耳鼻喉临床教材是他编写的。”迟放鲁回忆，肖轼之老师个子不高，待病人和蔼，但是非常严谨，老师的理论知识惊人，凡事都讲依据，“他说一个要点，在哪本著作可以查到，我们一查，果然都能找到。”

从肖轼之老师身上，迟放鲁悟出，医学除了经验的积累，还要不断学习——翻阅大量书籍、资料，思考整理案例等。肖老师每天六点半就到医院，在实验室烧好开水，就看书，查完房又去看书，每周给大家讲一次课，用毛笔在报纸上书写，字迹漂亮，“他是当时医学界公认的秀才，还是第二军医大学报的主编，人文素养高，擅散文，也写人物传记，老先生除了有才学，还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迟放鲁在肖老师的耳提面命下成长，他记得老师常说，做医生不是单纯开好刀，而是要把问题搞明白。跟着老师，学着老师的方法，他渐渐觉得耳科的神秘和兴趣，“老师查体，一定不会光查耳朵，还要检查鼻子和咽喉，一定是把这几处查完了才做结论，现在我也这样。绝对不会草草下结论。”

复旦大学眼耳鼻喉医院，中国耳科显微外科泰斗王正敏教授是迟放鲁的另一位恩师。王教授是中国耳科显微外科的开拓者，1982年公派到瑞士学习——那里有全球最高级别的耳科显微外科专家。回国后在艰苦的条件下做的国内第一台耳显微手术，“那时候国内显微镜跟不上，他得小心翼翼，他是国内第一个做中耳炎手术的人，业界公认的泰斗。”

王教授培养迟放鲁的过程别具一格，有四个阶段，每三个月让迟放鲁做一台新手术，“第一台手术，是他的病人让我开刀；第二台手术，是让我自己收治一个病人，他在一边看我做；第三台手术是我主刀，他不出现，但人一定在医院；第四台手术，才是我完全独立。教授思维严谨缜密，作为后来者是幸运的，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感谢他把所有的收获都传承给了我们。”

这么多年，迟放鲁说，耳科手术的经验就是记住结构位置，在看不到的情况下定位，“找到几个坐标，让这几个坐标告诉你怎么走，虽然看不到，但是你知道怎么操作。如果把手术比喻成雕刻，这就是盲雕，并且不允许修改，不能有丝毫闪失。我告诉学生，做过400个手术才开始有感觉，有人觉得开了上百个手术了不起了，其实每个病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碰到标准的病例以为自己过关了，这不行，一定要碰到形形色色的病例，才能算有了一点经验积累。”

千锤百炼，迟放鲁掌握了老师的精髓，他笑称，耳朵手术在耳鼻喉里是最难的，全国现在也不过三万名耳鼻喉科医生，而很多人不愿意做耳科医生，因为手术只能做到中耳，内耳看不到，凭立体解剖经验和技能做手术，“在钢丝上跳舞，面神经就是钢丝。我们看不到内耳，其他手术有些神经可以解剖出来，但是耳朵神经埋在骨头里面，没有经验碰到一点就伤到了，这是最难的，很多医生怕做这个手术。”

两个导师跟下来，迟放鲁越来越喜欢耳科。至今他做了2500台人工耳蜗手术，每年在200台左右，但是他说自己还是在变化，尽量让手术越来越简洁。“每个医生有自己的风格，没有人能说自己的风格是最好的，但是适合这个医生的就是最好的。”

迟放鲁的病人中，大多数是需要装人工耳蜗的患儿。他说，发自内心喜欢这些孩子。“医生和其他的职业不太一样，做医生太需要成就感了——医学上真正能治愈的疾病并不多，能彻底治愈的可能就是大叶性肺炎。现在医学进步了，但是治愈率和死亡率并没有太大改变，只是治疗手段改进了，面对死亡的时候，医生感到更多的还是无奈，是跟病人一样的绝望。但是人工耳蜗不一样，本来是一个充满恐惧和自卑的聋哑孩子，安装人工耳蜗后，会说话了，到正常学校去上学了，长大后结婚生子，因着自己的手改变了残酷的命运，做医生太有成就感了，太幸福了。”

他记得，以前孩子们会讲话以后，来看他时都叫他叔叔，现在那些孩子都叫他爷爷了，“一晃二十几年，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溜走了，却留下他人生中是最绚烂的一笔。

全植入人工耳蜗

迟放鲁的传奇还没有结束。

早些年有个上海的小姑娘，她母亲恳求迟放鲁，希望能在六月一日那天做人工耳蜗手术，那天是孩子的生日。“我应允了，小姑娘机灵可爱，她把耳蜗伪装成一个装饰品，女孩子长头发，耳蜗掩在头发里，根本看不出来，现在已经10岁了，说话和正常人一样。”迟放鲁记得问她一句话：你喜欢这个吗？孩子说，不喜欢，别的小朋友都没有就我有，小孩子的实话让迟放鲁难受。这件事他一直记在心上。

能不能把耳蜗装进耳朵里去？10年前，他就有了这个想法，“全植入人工耳蜗”，这一做就做了10年，做到今年才算把基本的框架做完。一个关键点是，要有可充电的电池，隔着皮肤充电，现在，这样的电池出现了；另一个关键点是，要把麦克风植入到耳朵里，要做到非常小，难度就在这里。迟放鲁的想法是，在中耳的听骨上加上一个传感器，这个传感器把耳膜的震动变成电流，再送到植入在耳朵里的芯片上，通过芯片处理送到内耳。去年在志愿者身上做了实验，确实能将听骨的振动信号取出，但是做不了电学的实验，最近拿到美国的实验室去做。“最重要的是idea，核心的东西是自己做，外围的是国外的公司帮着做。”迟放鲁说。

他说，这些和自己之前工人出身大有关系，什么坏了都是自己修理，当兵的第一年部队给了他一辆摩托车，坏了他就自己修理，自己换零件，现在还可以把摩托车全部拆开，自己重新安装。

“科研是乐趣。为什么我当初承诺，能把老师的技术传承下来，就是能在科研里找到乐趣。我更喜欢把临床和科研结合起来，让医学走的更远。”

口述实录

唐晔：刚开始做完人工耳蜗，是不是还要帮助孩子适应社会？

迟放鲁：过去，戴助听器的孩子，由于听力没有补偿，都是在聋校里学习，这些孩子学会简单讲话，但是还是和聋哑孩子在一起，毕业后还是上聋哑学校，并没有真正融入到正常生活中去。人工耳蜗植入植入后听力补偿了，有了学习讲话点能力，但是还是要帮助他们融入社会。十年前，我们问过一些幼儿园，这些孩子进不去正常幼儿园，没有学校敢收——小孩子之间要打闹，撞来撞去的，一个东西二十几万，撞坏了怎么办/幼儿园不收，我们就向媒体、向教委呼吁，教委要求学校必须接受，同时教委向学校里配备一个辅导老师。现在，所有的学校都可以正常接受这些孩子。

唐晔：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要做双侧人工耳蜗，这里的区别是？

迟放鲁：单侧耳蜗和双侧相比有很多不足，一是声音单调——单声道和双声道的区别；二是没有方向感；三是对音乐分辨不清——能听懂音乐的主旋律，但是分不出小提琴和贝斯这些乐器的声音，没有丰富的层次感；四是走到街上吵闹的地方，就听不清楚。所以，在经济实力许可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做双侧。

唐晔：您觉得已经超过王正敏教授的技术了吗？

迟鲁放：导师的手术登峰造极，自己远远比不上。百人计划擂台的时候，当时有人被问能不能超过导师的技术，我那时就说，虽然我做不到，但是我们有这么多人，可以完全把导师的技术传承下来，我们现在有五个师兄弟，一个团队，除了继承老师的技术，也在尝试新的东西，医学要不断发展。

唐晔：您在手术台上是什么感觉？

迟鲁放：现在是一种乐趣，每台手术都很轻松，不像当初的时候，手术结束先着急看看病人的眼睛，如果眼睛闭上了，说明面神经没问题，那就没事了。

唐晔：您喜欢医生这个职业吗？

迟鲁放：做医生非常难，医学不能像机器一样，标准化地修理好，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看问题的方法，在几十年后看，或许都是错的。但是，在这种有争议的情况下，医学还是拯救了很多人，医学有自身矛盾的地方，谁都没办法改变。

有人把医学完全当成商品。其实，没有几种病是真正可以完全治愈的，医生只能让很多病好转、稳定。医疗环境不好，很多医生已经放弃了理想，但是我还是很自豪的。

唐晔：有自己的爱好吗？

迟鲁放：没有什么爱好，最近爱上摄影，还没入门。

唐晔：生活中，您是个有趣的人吗？

迟鲁放：我还是很有趣的，喜欢开玩笑，以前是医院里最晚走的人，吃了晚饭又到医院来了，年轻人如果想走得快一点，就在下班后的时间里。

唐晔：这么忙，家人会怪您吗？

迟鲁放：她最担心的是我的身体健康。我太太也是医生，同班同学，我的人生完全是被她推着往前走的，从读书的时候到现在。她原是镇江的神经内科医生，学科带头人。来到上海后，

为了支持我，她牺牲了自己的事业，支撑着整个家庭。她是我的精神支柱，一直伴我前行。人生得此伴侣，足矣。

唐晔：您觉得，医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迟鲁放：是救人，我做人工耳蜗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没有救命，而是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轨迹。救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像肿瘤，检测和治疗的手段越来越先进，但是大多数时候能做的都是减轻病人的状况，医学是尽力而为的救治。

唐晔：您会焦虑吗？

迟鲁放：从来不会焦虑，也不会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失眠。

唐晔：如果重来一遍的话，您还会选择做医生吗？

迟鲁放：我还是会选择做医生，但是，我想做个精神科医生，这又是一个充满神秘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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