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巴黎（革命的神话之都）

编者按：

纵观19世纪的法国历史，巴黎是当之无愧的革命之都。1789年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的统治之后，法国在巴黎革命的炮火中经历了几番政权交替。1848年，巴黎人民顺应欧洲革命大潮，筑起千座街垒，后建立起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后，巴黎市民不满梯也尔政府的作为，组建了国民自卫军，攻占蒙马特高地。巴黎公社起义爆发。

卡尔·马克思将巴黎公社起义中的巴黎人称作“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驱”。然而，哈佛大学法国历史教授帕特里斯·伊戈内（Patrice Higonnet）却在其著作《巴黎神话》中指出，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中，约占三分之二的公社社员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社会主义者。典型的公社社员，也即巴黎的手工业者，是受到了普法战争的影响，以及多年积累下来的社会矛盾的刺激。他们更倾向于“无政府主义者”。伊戈内认为，当时的法国共产主义堡垒并非在巴黎城内，而是分布于北部的大工业区，中部、东南部的落后和贫困的农业地区，以及巴黎的近郊区。而马克思在1871年所写的关于巴黎公社的著作《法兰西内战》是一件宣传作品，而非客观公正的著作——为的是将这段19世纪重要的历史经验整合进其科学社会主义体系当中。

一场革命的爆发和激化，往往具有其复杂的历史和社会根源。巴黎公社起义，作为一场革命神话，在后人的研究和讨论中被逐渐祛魅。那么，未来的人们，又将如何评价他们的历史，我们的当下？

巴黎，革命的神话之都

文/【法】帕特里斯·伊戈内

节选自/《巴黎神话》

1844年的马克思理解并热爱（至少是欣赏）因长期遭受苦难和疾病折磨而忍无可忍的巴黎的工人阶级。三十年后，研究巴黎公社的历史学家马克思抹去了细节并且无视首都的政治传统和复杂性。但他却对巴黎公社极感兴趣，甚至为他的巴黎朋友们提供了军事上的指导：“要是公社听从我的警告就好了！”他在1871年6月写道：“我建议公社社员们应该加强在蒙马特高地北部对普鲁士军队的防范，而他们还来得及这样做；我警告他们，不这样做的话将陷入敌人的圈套。”年轻时候的马克思，是否也像弗洛伊德，梦想过军人的生涯？

马克思的史学方法的目的显然是要将巴黎人说成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驱，因而也是普世主义的和相信千禧年论的无产阶级，他预言胜利即将来临。马克思主义者（而的确不是马克思本人），尤其是列宁（他于1909年7月至1912年6月在巴黎生活过，喜欢在后来成为达达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者的聚会地——“丁香园”里喝咖啡并且欣赏那个时代的学院派绘画）认为，巴黎公社（显然是巴黎的事件）将失去它的历史特性，而今后，它只不过是不可抗拒的进步事业在不可阻挡地前进中具有某种意义的一个阶段。（这是［反］苏维埃的幽默故事中提到的一个问题：原始人在读过了马克思的著作以后，于洞口挂上了红底金字的横幅，上面的口号是：“无产阶级前进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奴隶制万岁！”）苏联的历史学家认为，很遗憾，巴黎公社的战败者为了一项超越了他们的理解能力而苏联的历史学家却完全理解的事业而牺牲，而这在培养世界无产阶级的觉悟时是必须考虑到的。

然而，要知道，公社社员中的大部分，约占三分之二的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社会主义者：德勒克吕兹是一个“历史的”但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对曾批评过自己的极端普世主义的现代化主义者儒勒·瓦莱斯叹息道（不过却是错误地），你也许是对的，并补充道：“我代表着另一个世纪的思想。”巴黎公社社员的理想与革命前首都平民百姓的理想，或者说与无套裤汉的理想一样（我们没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过于执拗）都是合作社会主义而绝非集体主义。这基本上可以用当时首都的社会素质来解释：在两百万人当中，有十万两千个老板（其中六万两千人是个体业者），两万七千个工头管理着四十六万名工人（其中四分之一是妇女，并且文盲只占百分之五）。

的确，在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公社社员们看来，雇佣劳动者的人数最多，理应由他们来统治这座城市。巴黎公社是属于这些普鲁东主义者的，而他们就是巴黎公社；但他们也明白应该和其他公民一起合作来管理这座城市：1848年的前省长德勒克吕兹认为，那些他十分反感的社会主义者妄图把法国变成“一座修道院或者一座兵营”。我们要补充的是，公社在理论上是民主的，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如果仅从围困刚一解除，就有几千个资产者家庭逃往外省以及对他们的供给这一点上来说。（顺便我们还要指出，1914年，七十万巴黎人逃离了首都，1940年则更多，这使得魏刚将军很害怕巴黎的共产党人来控制政府。）

这并非要把巴黎公社说成是一个毫无社会作用的事件。巴黎公社社员不是（像某些人所希望的那样）因为延期偿还债务的要求被搁置或失败而心生怨恨的民族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相反，应该描述一个公民的、巴黎的、积极参与的、联合的并且通常是普鲁东主义的巴黎公社，因为公社建立在了个人以及各种机构的言论自由的基础之上:两种性别的俱乐部和协会、国民卫队、工人联合会，行业协会和社区协会。还应该知道，在1871年，许多巴黎的工人组织始建于1848甚至1830年，有些是属于民间合作组织，如“合作贴现银行”。巴黎公社社员是本能地在一个神话的和被神话化了的巴黎中幻想的民粹主义或合作社会主义革命者。（这里应该指出，真正在巴黎工厂里做工的无产者总体上不如手工业者挑剔：例如，那些在拉维莱特屠宰场工作的人是真正的无产者，他们甚至因为反对公社派来的领导人而举行了罢工。）典型的公社社员，也即巴黎的手工业者是为了自己的地区，同时也是为了全人类而造反，但正是巴黎公社社员的激情和尊严（如巴黎公社的财政委员，欧仁·瓦尔兰）而不是他们的“无产阶级先驱”的角色在实践中证明了他们的军事和政治（这通常互不相干）经验的伟大。我们再回过来看看瓦尔兰这个人，他在与年轻的蒙马特市长克莱蒙梭的对话中提出了巴黎起义者的要求：“我们要求巴黎公社的独立豁免权，取消警察局，赋予国民卫队任命其各级军官的权利……拖欠房租在500法郎以下全部免除……一部有效的、公正的法律，最后我们要求军队从巴黎后撤二十法里。” 不错，巴黎公社更愿意将它的市场让给工人协会组织，而不愿给那些大的鞋类生产商如“Alexis Godillot”，但这个问题和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无关。

正如大家经常注意到的，马克思对于1871年巴黎公社经验的历史意义的看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在1870年9月（巴黎公社的爆发是在次年的3月18日），马克思想阻止巴黎人起义而进行了直接干预。但这是在事件发生之前。而在这之后的1881年（他去世之前两年），马克思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又写道：“巴黎公社不是并且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

其实，那个年代的马克思在内心深处认为巴黎公社的起义既无必要甚至也不恰当；因为马克思在1871年已经成为亲德意志分子而不是仇德意志分子了，他更像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应该好好地教训一下法国人”，马克思在1870年7月2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如果普鲁士人胜利了，国家权利的集中会有利于德国工人阶级的聚集。此外，德国的胜利将把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转移出来；而只要比较一下这两个国家的运动就可以看出，从1866年到如今，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组织上，德国的工人阶级要强于法国的工人阶级。”

19世纪60年代，有两件大事对他的影响极为深刻：1865年，美国北方战胜了南方，另一件是1867年的第二次《比尔改革法案》即计划扩大普选范围使得英国工人阶级基本上都可以参加投票。因此，1871年8月，马克思在接受一家美国报纸采访的时候说过，如果伦敦人民起义那将是一件“蠢事”。1872年9月，在阿姆斯特丹，马克思重提了这个话题：无产阶级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但方式各不相同。他又说，在美国，在英国，“以及在荷兰，假如我对你们的制度没有理解错的话”，将不会有革命。

因而，马克思并没有幻想共产主义会在公社社员的思想上产生什么重要影响，公社最大胆的行动是禁止面包房的学徒工上夜班。（我们也知道，公社政府没有敢［或不愿意］没收法兰西银行的金库——这个成为了与首都为敌的法国金库没有控制在巴黎市的手里。）但，马克思不是试图去理解巴黎工人阶级的观点（像他在1848到1851年各种事件中的出色表现），他在1871年所写的关于巴黎公社的著作（题为《法兰西内战》，因为他觉得应该强调这是两个国家的军事冲突而不是一场简单的两个政治集团之间［如1830年］或者是两个社会集团之间［如1848年］的革命）是一件宣传作品而不是一部客观公正的著作。所以他所编写的巴黎公社历史是不真实的，因为，整个这段历史的重点是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整合（并歪曲）后写进了他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体系中。而这一切都大量地使用了条件式：马克思告诉我们，假如巴黎公社能够生存下来，人们将会看到什么呢？他非常错误地答道，一场没有无产阶级特性的革命不可能在巴黎爆发。非常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他的文章中，公社妇女们那些惊心动魄的行动几乎没有被提及过，在其女权主义的观点中也从未出现过。同样，马克思尽量避免突出公社波希米亚人的叛徒（瓦莱斯、里果）的重要作用，这些人其实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集体主义者。

为什么要把巴黎公社说成是无产阶级的大革命呢？首先而且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一定要将这次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与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结合起来：一个19世纪的论说中没有巴黎公社的位置那还有什么意义？但另一个更有意思的原因是这位勤奋的莎士比亚和索福克勒斯的读者想要将巴黎公社写进他自己的元叙事中去，以便在1789年以后的巴黎——世界革命精神之都的神话中加入一颗马克思主义的新星。他写道；“武装的巴黎就是武装的革命。巴黎对普鲁士侵略者的胜利将是法国工人阶级对法国资产阶级及其国家寄生虫们的胜利。”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的几个礼拜，曾以讥笑的口吻写道，《每日电讯报》在“一天之内制造的神话比此前一个世纪捏造的总和还多。”确实如此，但有些不同的是，1844年曾在巴黎做过哲学—历史学家的马克思，在1871年时也是记者兼理论家，这是一个会使人对首都历史学家们的方法产生联想的重大转变：19世纪巴黎手工业者的革命意志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将巴黎的流浪儿当成是法国大革命（大写的革命）的行家，这也是否认巴黎的精神——一种平民的而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精神，也许是社群主义精神，但又是喜欢争论不休的，不满现状的并且爱开玩笑的精神。那么，对这样一个巴黎来说，谁是最好的历史学家呢？马克思？电影《最后一个百万富翁》里的勒内·克莱尔？甚或是那个20世纪50年代在纽约郊区避难的乔治·西蒙农？

历史的讽刺是：马克思主义中的唯物论和粗糙的目的论吞噬了巴黎的联合革命主义。在这种背景下，真正的巴黎公社消失了而让位于一段虚假的历史，它把极富教育意义的巴黎公社说成是从马克思主义走向斯大林主义反民主和独裁过程中的一段插曲。但在情境主义者（左派，但反对法国共产党的所谓正宗马克思主义）看来却正相反，巴黎公社是一个榜样、一个节日、一个追求自由和合作社会主义的神话，从而，它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结果。在1788年的巴黎，谁也不相信这座城市会像伦敦那样成为革命的中心，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曾写道：“由动乱转变为暴乱想必已成为不可能的事了。”而1968年的“五月事件”刚一过去，人们就又开始幻想并确信巴黎终于冷静了下来。然而在今天，尤其是在巴黎，谁不是在遭受一切都是人为性的痛苦呢？谁不渴望在社会交往中有一个更高的透明度，一种更加团结的情感呢？假如，德波和他的情境主义者们所期待的著名“情境”，奇迹般地突然出现在巴黎，这将是和平与非暴力但却是决定性的时刻，是一切都可以被质疑的时刻，是人们终于厌倦了景观社会的时刻，巴黎以完全和平的方式重新回到未被意识形态化和斯大林化的过去并且是自由与人道主义的过去，那么，在巴黎是否就不会发生如此罕见的对公社的报复，就不会有意想不到的历史的讽刺，就不会有真正的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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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神话》

[法]帕特里斯·伊戈内

喇卫国 译

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

三辉图书天猫专营店已上架

巴黎是各种社会思潮与新思想的发源地，是世界的神话之都，是历史的伟大见证者。巴黎的每座桥梁、每座广场都代表着其辉煌的历史。纵然历经两个世纪的风雨，以及欧斯曼雄心勃勃的现代化改造，这座城市也仍然延续着文化的传承，记忆着巴黎人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认同。《巴黎神话》用神话学的方法为我们阐述和分析巴黎的社会文化史。它以极具魅力的方式介绍了外国人、法国外省人以及巴黎人想象中关于巴黎的神话与魔幻，刻画了这座城市的繁荣、发展与衰退。它洞见深刻，信息丰富，文笔优雅，阐明了无尽变动的城市活力中交叉着的集体想象和个体想象，描述了人们心目中真实的巴黎和想象中的巴黎，为这座永远迷人的城市贡献了杰出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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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草尉雨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