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各地名的由来（北京地名的伪俗词源举隅）

摘要：地名语词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即地名的词源,大致可以区分为三种情形:符合历史事实的真词源,可能于史无征但大众约定俗成的颇具民间文学或民俗学价值的俗词源,以及以学术论著面目出现却既不符合史实也有别于俗词源的伪词源。在北京古今地名中,牛栏庄到六郎庄的渐变,广宁门与彰义门及广安门的关系,四川营与棉花胡同的命名缘由,正是对以上三种词源基本特征予以体现的典型例证。

关键词：北京；地名；伪词源；俗词源

探讨地名语词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对这类专有名词进行追根寻源与正本清源,是地名学与词源学共同的任务。从理论上讲,每个地名语词都应具有真实的来源及其产生之后的发展过程,这就是地名的“词源”。但是,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能够确切知道语词真实源流的地名仅是这个庞大家族中的一部分而已。语言学家已经指出,“人们根据语音的相似,既不考虑语音的历史发展,也不考虑词义的演变过程,而去牵强附会地推测词源,就形成了所谓俗词源”。对于地名而言,同样存在着许多在民间逐渐形成的“俗词源”,它们被大众广泛传播但可能于史无征,反映了一定地域的人们在相应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和丰富想象,也是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的源泉。还有一类关于地名词源的解释出现在学术性的文史资料或研究论著中,但相关内容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有别于颇具民间文学或民俗学价值的俗词源,这里姑且称之为地名的“伪词源”。在涉及北京地名的书刊中,俗词源与伪词源并不鲜见,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有必要把它们与具有史实根据的地名词源予以区别,这里仅以三个类型的地名词源问题作为示例。

一、从牛栏庄到六郎庄——据实命名与俗词源的渐变

六郎庄原是北京颐和园东南的一个聚落,随着郊区城市化的推进,现在主要作为区片、道路、车站名称而存在。忖度“六郎庄”的语词含义,很容易把它与民间广为流传的北宋时期杨家将的故事联系起来。事实上,这个名称是在清代才有的,它的缘起应归属于晚出的一个俗词源。

六郎庄园

明代顺天府宛平县有村落叫做“牛栏庄”。《明实录》记载:永乐四年八月癸卯(1406年9月28日),“北京行部言:宛平、昌平二县,西湖景东牛栏庄及清龙、华家、瓮山三闸水,冲决堤岸百六十丈”。西湖景,亦作西湖、瓮山泊,其地相当于清代改建后的颐和园昆明湖;奏疏里的“牛栏庄”位于西湖景以东,正是今天的六郎庄所在地,其形成年代显然应在永乐四年(1406年)之前。作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的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著录了“牛栏庄”。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刊刻的宛平知县沈榜依据实地调查与衙署档册文件编纂的《宛署杂记》,也记载了这个村落:“县之西北,出西直门(西直门)一里曰高郎桥(高梁桥),又五里曰篱笆房(篱笆房)、曰苇孤村(明代亦称畏吾村,今名魏公村),又二十里曰鞑子营,又十里曰北海店(明代亦称北海淀,今北京大学一带),其旁曰小南村(小南庄)、曰八沟村(巴沟村)、曰牛栏庄(六郎庄)、曰中务村(中坞村)、曰北务村(北坞村)……。”(按:括号内是引者注出的今地名)“牛栏庄”这个名称具有民众约定俗成的色彩,从周围的篱笆房、八沟、海淀等名称所显示的地理环境看,可能是对村落形成早期的人们在此喂养耕牛的反映。

清华园

泉源广布、绿柳如丝的海淀在明代已成为游览胜地,今北京大学一带的清华园、勺园等私家园林尤其著名。侯仁之先生曾经指出:“有些封建文人来海淀游览风光,即景生情,就地写诗,觉得‘牛栏’二字不雅,不能入诗,就擅自改为柳浪庄。可是,柳浪庄的名称,在民间并未流行。”诗意浓厚却稍显阳春白雪的“柳浪庄”转瞬即逝,而同样依照谐音改变地名用字、以传说北宋名将杨六郎曾驻扎此地而得名的“六郎庄”,却自清朝前期一直应用到今天。译自清朝内务府满文奏销档的一份奏折显示,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1712年12月11日),内务府总管赫奕、署内务府总管马齐,根据江宁织造曹寅家人陈佐的呈文,奏报了曹家修建西花园工程所用的银两,其中写到:“六郎庄真武庙,配殿六间,和尚住房八间,用银一千四百三十五两二钱;在六郎庄修造园户住房三十间,用银一千两。”这是目前见到的记载“六郎庄”一名最早的文献,这个名称出现的年份无疑应当更早些。类似的地名变迁,仅海淀区范围内就有不少,比如华家屯改称“挂甲屯”,有杨六郎在此挂甲的故事;百望山改称“望儿山”,传为佘太君登高远望、期盼失落番邦的儿子杨四郎归来之处;山下的两个小村东百望与西百望,也随之改称“东北望”、“西北望”(今作“东北旺”、“西北旺”);亮甲店、韩家川、南羊坊等地,其地名语源也都与杨家将的传说有关。

一般认为,北京地区的“六郎庄”一类地名,大都产生于民族矛盾尖锐的清朝初期,虽然历史上的杨家将从未到过这里,但这样的地名更改以及附会于这些地名的传说,寄托了当时汉族人民对满族统治者的反抗情绪,其知识的来源则是戏曲、评话等民间艺术形式。余嘉锡先生1945年详细考证了杨家将的事迹,他首先指出:“自教育不兴,人多不识字,真能读书者尤少。乡曲陋儒,几不知历史为何物。贩夫走卒、纤儿村妇之流,茶余酒后,促膝抵掌,侈口而谈史事,听其所言,大率荒谬无稽,不出于小说,必出于戏剧,而以戏剧之所常演者为尤多。”百姓通过口耳相传获得了一定的历史知识,其中虚构演义的成分俯拾即是,有时甚至与史籍的记载毫不相干,但杨家将的故事正是借助此类途径突破正史藩篱、超越地域界限,在民间广泛传播开来并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至于杨家将事迹传播的社会背景,余嘉锡先生说:“余以为杨业父子之名,在北宋本不甚著,今流俗之所传说,必起于南渡之后。时经丧败,民不聊生,恨胡虏之乱华,痛国耻之不复,追惟靖康之祸,始于徽宗之约金攻辽,开门揖盗。因念当太宗之时,国家强盛,倘能重用杨无敌以取燕云,则女真蕞尔小夷,远隔塞外,何敢侵凌上国。由是讴歌思慕,播在人口,而令公、六郎父子之名,遂盛传于民间。吾意当时必有评话、小说之流,敷演杨家将故事,如讲史家之所谓话本者。盖凡一事之传,其初尚不甚失实,传之既久,经无数人之增改演变,始愈传而愈失其真。使南宋之时无此类话本,则元明人之词曲小说,不应失真如此也。”南宋以来在民间形成的以抵抗侵略、恢复故土为主调的杨家将故事,其人物和情节在传播过程中逐渐丰富,流传范围也越来越广阔。将演义故事或神话传说附会于某些地名,本来就是各地普遍存在的历史文化现象。金朝的女真贵族、元朝的蒙古贵族对我国北方乃至全体汉族人民的统治,业已刺激了杨家将故事在民间的演义与流布;而清朝初年汉族人民在满洲贵族压迫下的境遇,与他们在元朝时期的情形极为相似,这就使杨家将的故事具备了进一步传播的社会基础,在杨六郎不曾到过的北京地区出现了“六郎庄”等地名,就是汉族人民在特定历史阶段心理状态的写照。从语源上考察,这些地名建立在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的俗词源基础之上,属于人民群众约定俗成的集体产物。它们与丰富生动的民间传说相结合,具有高度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价值。从地名语音的演变过程分析,由牛栏庄、柳浪庄到六郎庄,始终沿着近音或同音替代的轨迹在选择地名用字,容易使社会在语音渐变而不是突变中接受新的语词。

顺便说明,历史上昙花一现的“柳浪庄”之名,在进入21世纪前后却随着城市开发而逐渐扩散,多少反映了今人崇尚浮华的风气。

二、彰义门、广宁门、广安门——史实与伪俗词源的混杂

在南宋宇文懋昭笔下,金朝“都城四围凡七十五里,城门十二,每一面分三门,其正门两傍又设两门……正西曰灏华、丽泽、彰义”。而《金史·地理志》的记载则是“城门十三,……西曰丽泽、曰颢华、曰彰义”。尽管其它内容略有出入,但都肯定了“彰义门”是金中都西墙三城门中的北门。“彰义门”与东墙最北的“施仁门”位置相对,地名语词的含义也是对称的。解放后的考古发掘明确了金中都城墙的四个拐角:西南角在丰台区的凤凰嘴,西北角在军事博物馆以南的黄亭子,东南角在永定门火车站附近的四路通,东北角在宣武门内翠花街,而彰义门旧址在今广安门外大街西端、南北向的小路“湾子街”北头。沿着太行山东麓大道北上,在卢沟桥附近转为东北方向进入北京,是历史上久已形成的一条南北交通线。在金代修建了卢沟桥之后,从这里到彰义门的道路(今为京石高速公路的最北段),更是成为从西南方向进入中都城的必由之路,而彰义门就扼守着它的咽喉。在明朝著名的“土木之变”发生后,正统十四年十月戊午(1449年10月27日),“虏众奉上皇车驾次芦沟桥果园,……遣丘谦同虏使纳哈出至彰义门外答语。谦为军所杀,纳哈出奔回。也先遂列阵至西直门外,皇上御幄止于德胜门外”。《明实录》这段为尊者讳的曲笔证实,蒙古瓦剌军队押着被俘的明英宗,一路经过紫荆关、易州、良乡,在卢沟桥附近的果园驻扎。英宗派遣丘谦跟随蒙古的使者纳哈,到彰义门外与守卫在这里的明军沟通。在此期间,彰义门的位置及名称与金代并无不同。

彰义门

但是,明朝修筑北京外城之后,“彰义门”却成了另一个城门的俗称。嘉靖三十二年十月辛丑(1553年12月3日),“新筑京师外城成。上命正阳外门名永定,崇文外门名左安,宣武外门名右安,大通桥门名广渠,彰义街门名广宁”。这个广宁门(后改“广安门”,今已拆,修建了广安门立交桥)处在外城西侧北端、彰义门正东约2100米,上文的“彰义街”(或称“彰义门大街”)指彰义门与广宁门之间的街道,相当于今天的广安门外大街一线。新建的广宁门与历史悠久的彰义门,分别位于北京外城与中都城的西侧偏北之处,它们东西对峙且相距不远,中间又有“彰义门大街”相互沟通,这就难免使百姓对“广宁门”的印象远不如早已习惯了的“彰义门”深刻。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日下旧闻考》指出:“今广宁门俗称彰义,特沿金源以来旧名耳。”不过,该书接着说“其实金之彰义当在今广宁门外之西南,距右安门外地稍远”,却是在错把彰义门当作金中都正西门的前提下得出的误判。“彰义门”的同名异地,使真正的彰义门被渐渐遗忘,“广宁门”却由此增加了一个被大众广泛认可的俗词源。比如,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1900年6月23日),御史刘家模的奏折说:“臣闻彰义门、永定门外久有充义和团杀掠行路者。”这里的“彰义门”,就是采用了民间对“广宁门”约定俗成的别称。那么,“广宁门”是何时何故改称“广安门”的?在这个问题上,今人制造了许多想当然的伪词源,并经多种书刊的递相转述而传播开来。坊间最为流行的说法是,清代为避讳道光皇帝的名字“旻宁”,把“广宁门”改为语义并无多少差别的“广安门”。比如:

1、“广安门在外城之西,清因明旧。原名广宁,清以避帝讳,而改宁为安”。

2、“道光年间为避宣宗(旻宁)讳,改广宁门为广安门”;“清道光元年(1821年),为避宣宗旻宁之讳,改称广安门”。

3、“1821年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年号道光)即位,为了避讳,把广宁门改为广安门,至今沿用下来”。

4、“西便门的西南是广宁门,清时为避道光皇帝旻宁讳,改`宁'为`安',称广安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清宣宗旻宁即位,旻宁之`宁'与其时外城的广宁门之`宁'相同,在帝制时代,这是不允许的,于是将广宁门改为广安门”。

暂且举这几例。为避讳帝王及其祖上的名字而更改地名,是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的一种社会现象,清代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已进行了详细阐述,这里不再赘言。上述著作都认为广宁门是因避讳道光皇帝的名字而更名,或含糊地表示发生于道光即位之后,或明确指出是在道光元年(《清实录》记载,旻宁于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即公元1820年10月3日在太和殿即位,次年改元。上举第3条说他在1821年即位显然是错误的)。虽然言之凿凿几近异口同声,但没有一人说明自己的结论是依据何种史料得出的,这显然不足以打消读者的疑虑。与此相反,道光以后的文献却提出了大量反证,请看:

1、《清宣宗实录》:道光元年七月戊辰(1821年8月17日)谕内阁:“本日朕已行至西安门。先据方寿畴奏报,前途桥道多已冲毁。复据英和奏,亲至广宁门外查看,大道水深四五尺,人马断难行走,不得已暂行还宫。”

2、《清宣宗实录》:道光元年九月乙亥(1821年10月23日),“赏广宁门外普济堂煮赈小米三百石”。

3、《清宣宗实录》:道光二年九月乙未(1822年11月7日),“赏广宁门外普济堂煮赈小米三百石”。

4、光绪十二年(1886年)成书的《光绪顺天府志》:“外城环京城南面,……西为广宁门”;“广宁门大街,俗称彰义门大街。义或讹仪”。

5、初版于1931年的陈宗蕃《燕都丛考》第3编:“广宁门大街以南,其西地多空旷。”

《清实录》与《光绪顺天府志》都是官修的文献,纂修者绝无故意漠视国家法律乃至太岁头上动土的必要。如果“广宁门”确实在道光即位后被朝廷明令改为“广安门”,那么,实录所记载的大臣奏折,断不敢冒着“大不敬”的风险继续使用“广宁门”一名,皇帝的谕旨也不会带头出尔反尔;编纂《光绪顺天府志》的缪荃孙、朱一新等饱学之士,记录了“广宁门”以及由它派生的“广宁门大街”,却没有谈到因为避讳而改“宁”为“安”之事,也足以证实朝廷不曾发布改名的法令。即使是民国时期的《燕都丛考》,所列的外四区街市仍然包括“广宁门大街”。如此看来,所谓清代道光年间(或以后的某个时候)为避讳而改“广宁门”为“广安门”的种种说法,实属缺乏文献依据的向壁虚构,不论他们的写作背景如何,都有意无意地提供了关于“广安门”语词来历的伪词源。澄清这些辗转抄录的道听途说在公众中造成的混乱,正是宣传科学的地方文化所必需的步骤。

《光绪顺天府志》

既然如此,“广安门”一名是如何产生并逐渐取代了“广宁门”的呢?《光绪顺天府志》在记载粥厂、水局时,根据《大清会典事例》摘录的“增寿寺饭厂,顺治七年设,在广宁门大街”,采用的是当时法定的地名;而记录实地调查情况的《采访册》,如“勉善善堂,嘉庆初年设,在广安门内王子坟口内”、“广仁善堂,光绪六年设,在广安门内烂面胡同”、“资善水局,……在广安门内大街”之类,则采用了“广安门”这个后起的名称。甚至光绪八年九月二十五日(1882年11月5日)的上谕,也有“广安门内广仁堂,收养无依童幼,并分助守节妇女”之语。光绪九年(1883年)大学士宝鋆等人的奏疏,则称“拟请嗣后安定、东直……广安、右安十三门,均由监督拣派廉勤人员”。同地异名的两个称谓在一卷书中同时出现,既显示了光绪年间“广宁门”的官方地位,也反映出“广安门”已扩展到朝廷公文之中的事实。“安”与“宁”的语义一致,北京有许多带“安”字的城门和道路名称,这样的改名应当出于地名使用中的渐变。刊行于1930年的《燕都丛考》第1编,记载外城各区的界线时已多次使用“广安门大街”之名,而在叙述街市分布时则与“广宁门大街”交替使用。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与“广宁门”含义无差的“广安门”,不可能是清代官方为避道光皇帝之讳而更名的产物,而应当属于百姓日常使用中约定俗成的异称;它们最晚在光绪年间并行于朝廷公文与官修文献中,到民国时期逐渐由“广安门”取代了“广宁门”的官方地位;关于“广安门”因避讳而得名的种种解释,都应归入与史实不符的伪词源之列。

三、四川营与棉花胡同——古今伪词源的讹传

文学作品对地名及其语源的虚构,是艺术的需要;民间口碑资料中的演义成分,是口耳相传的自然积淀。属于学术范畴的地名史源探讨,却必须把伪俗词源与历史事实区分开来,否则势必造成地名语源的本末倒置,附系于地名的其它内容也将失去根基。如果类似的论述出现在学术出版物中而被读者信以为真或继续转引,其误导的范围就越来越大了。北京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路北,有一条胡同称为“四川营”,附近又有“棉花头条”等十多个从“棉花胡同”派生命名的街巷。古今文献对它们命名缘由的记载,既有传播于民间的俗词源,更有一些需要辨正的伪词源。

这里且以刊登在不定期学术论文集《北京史苑》中的《四川营与秦良玉》一文为例。该文写道:

这条胡同为什么叫四川营呢?原来这个地名和明末著名民族女英雄秦良玉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光绪《顺天府志》载,“四川营,有延安、四川诸会馆”。这个四川会馆,据《藤阴杂记》讲,似是“秦良玉勤王至京,驻师于此。后改石芝庵,旋做会馆”。《宸垣识略》载,“四川营在虎坊桥路西迤北,为四川石砫女帅秦良玉屯兵之所,因名”。张次溪的《燕京访古录》也说,“秦少保良玉,曾率白杆军来燕勤王。驻兵于宣武门外四川营。其遗址,川人乃筑会馆以祀之”。

文章在介绍了旧时会馆中的秦良玉神位、横匾等之后,又根据《明史·秦良玉传》,叙述了她在家乡四川组织“白杆军”的经历、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与崇祯三年(1630年)两次率兵北上解救京城危急的简况(按:《明史·秦良玉传》载“泰昌时征其兵援辽”,则第一次北上不是在万历四十七年,而应在下一个年份——泰昌元年,即公元1620年),并引用了《宸垣识略》关于崇祯皇帝写诗褒奖秦良玉的文字。该文作者接着写道:

秦良玉北上勤王时,她率领的四川军队曾驻扎在宣武门外“虎坊桥路西迤北”的胡同里,后来,这条胡同就叫做“四川营”了。在驻扎四川营的空闲时间,秦良玉曾叫部下和女眷们纺棉织布,因此附近的一些胡同就被叫做“棉花胡同”,有棉花头条、上二条、下二条等十几条棉花胡同。

但是,该文引用的几则史料,却不能完全支持作者试图证明的观点。乾隆时人戴璐《藤阴杂记》的记载,原文是“四川营四川会馆,相传秦良玉勤王至京,驻师于此。……”。这里的“相传”二字最为关键,表明有此传说但未得实据,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行文态度。与戴璐同一时代的吴长元《宸垣识略》,则明确肯定四川营是由于曾为秦良玉屯兵之所而得名。《光绪顺天府志》只谈到四川营有四川会馆而未及其它。民国时人张次溪《燕京访古录》的那段话,不见于该书1934年中华印书局版,从《四川营与秦良玉》排列上述几条史料的前后顺序看,应是转引自陈宗蕃《燕都丛考》对“四川营”一名的注释文字,接下来的几句是:“邻巷棉花胡同,闻系少保当年曾在此地施屯田政策,令其军士纺织棉花,地以人传,后人遂以此名之。”这也正是《四川营与秦良玉》末段解释“棉花胡同”得名缘由的资料依据,但张次溪“闻系……”的推测语气在这里已被变成明确肯定的叙述,而把“令其军士纺织棉花”增益为“曾叫部下和女眷们纺棉织布”,更是于理不合的想当然。即使是杜甫《新婚别》诗中描写的新媳妇,也懂得“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的道理,而从三千多里外的四川石砫火速进京准备与敌交战而不是游山玩水的秦良玉所部,竟然还带着一批“女眷们”,这位军队统帅的见识也太令人匪夷所思了吧?

四川营胡同

从戴璐到张次溪,都不曾否定秦良玉北上勤王的史实,但也大致以民间传说来看待四川营的得名与秦良玉的关系,而没有像《四川营与秦良玉》那样完全混淆了传说与史实的界限。实际上,作为胡同名称的“四川营”,早在秦良玉之前就已存在并被记录下来。明代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载,南城宣北坊有“四川营”,附近有“麻线胡同”、“魏染胡同”、“山西营”、“骡马市街北草场胡同”等胡同。这个“四川营”的所在地即今“四川营胡同”,周围的几条胡同依次相当于今天的红线胡同、魏染胡同、山西街、西草厂街。张爵之书作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四川营”一名的产生无疑应当更早。即使以这个年份算起,秦良玉北上的泰昌元年(1620年)与崇祯三年(1630年),也已分别在此后的50至70年了。至于《宸垣识略》关于四川营与秦良玉的记载,并不见于该书依据的蓝本《日下旧闻考》,显然是吴长元辑录时增补的结果,该书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初刻,已比张爵晚了将近230年。由此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四川营”的产生年代远在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之前,其命名原因可能与此前来自四川的一支军队有关;明泰昌与崇祯年间四川女将秦良玉两次北上勤王之事见于《明史》,但关于第一次驰援辽东的那些文字与她是否到过北京无涉,第二次北上期间受到崇祯召见并有“良玉自京师还……”的记载,却也不能证实她率领的那支军队也随之到过京城;退一步讲,即使秦良玉的川军有可能驻扎在北京南城,也与几十年前早已载入地方文献的“四川营”的起源毫不相干,由此派生的关于“棉花胡同”的词源更属主观臆测。从《宸垣识略》把秦良玉的事迹作为“四川营”得名的依据开始,尽管戴璐、张次溪等人已正确地把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为民间传说来对待,今人却仍在延续《宸垣识略》的错误,除了《四川营与秦良玉》一文之外,《北京市宣武区地名志》在准确交代了“明称四川营,属宣北坊”之后,居然也说“相传明崇祯年间四川石砫宣抚使秦良玉奉诏勤王,曾驻兵于此,故名四川营”,盖因不察文献年代致误;《北京地名典》解释“四川营胡同”的文字与宣武区地名志大同小异,惟其“因有四川会馆得名”之说,由于过分离谱的本末倒置而越发出人意表。

北京地名典

通过分析北京地名中的伪俗词源,我们可以看到:部分地名词源在文献中的缺失是无可如何的客观事实,关于地名词源的推测必须建立在可靠的文献基础之上,由此得到的结论才可能趋近于正确。历史上形成的俗词源,是广大群众逐渐积累、共同认可的解释,它们或许是有几分史实依据的传说,也可能是受到某种事物启发而产生的想象,其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价值应予以充分肯定。但是,如果把这些“古已有之”但远非信史的材料作为追根溯源的依据,则难免制造出与史实南辕北辙的伪词源。比如,在民间文学范围内,秦良玉和四川营的故事允许并且应该展开遐想的翅膀,关于四川营的俗词源不仅无可厚非而且自有其积极意义。然而,同样的问题一旦以历史学的面貌出现,地名词源的探讨就必须按照通用的学术规范进行,如果有意把这些俗词源指实却又经不起史料的考核,著作者所提供的就只能是与学术毫不搭界的伪词源了。相对而言,今人在地名词源方面的粗枝大叶尤其应该加以警惕。

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8年第3期

作者：孙冬虎

编辑：黄舒馨

选稿：佘本金

校对：郑雨晴

责任编辑：耿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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