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德经出土竹简（1993年出土的战国竹简老子颠覆了人们对道德经的传统认知）

关于老子及其学说，传统上一般都认为老子名叫李耳，又称老聃，不仅年长于孔子，而且还活了二百多岁，在留下五千言《道德经》之后骑青牛出关而去不过这些基本上只是传说，事实很可能并非如此，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老子道德经出土竹简?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老子道德经出土竹简

关于老子及其学说，传统上一般都认为老子名叫李耳，又称老聃，不仅年长于孔子，而且还活了二百多岁，在留下五千言《道德经》之后骑青牛出关而去。不过这些基本上只是传说，事实很可能并非如此。

在先秦典籍中，明确记载老聃其人的其实只有《庄子》和《吕氏春秋》，但两者都没有说老聃就是李耳。将老聃和李耳放在一起说的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他在《史记》中是这样写的：“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可是，如果李耳是《史记》所记的楚国苦县人的话，那么他实际上应该生于孔子死后。因为苦县原本属于陈国，而陈国恰恰是在孔子去世那年被楚国所灭。所以，假如李耳生于孔子之前，那么司马迁就应该记其为“陈苦县厉乡曲仁里人”，而不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史记》记李耳为“楚苦县人”，这实际上就已经暗中表明老子李耳应是在孔子去世之后才出生的。

但司马迁紧接着又写老子与孔子曾在周都见过面，并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春秋时的关尹曾请老子著书，老子“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司马迁的这段描写显然又将五千言《道德经》的创作时间定在了春秋时期，而与前面其对李耳出生年代的暗示大相径庭。

之后，《史记》还提到了与比孔子还要大几十岁的老莱子以及跨越春秋战国时代的周朝太史儋，似乎又是想将老莱子和太史儋也与老子联系起来，甚至还为此说出“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这样的话来。

最后，司马迁写道：“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昂太傅，因家于齐焉。”由于李耳的后代李假、李解与司马迁生活的年代差不多，并且他们都曾在西汉为官，故而司马迁有关老子的最后这部分内容的可信度显然更高。

可是，由于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而魏国是在公元前403年才正式成立的，因此如果李耳的儿子李宗曾做过魏将的话，那么他做魏将的时间最早应在公元前403年。假设老子只比孔子年长10岁，再假设老子是在大约25岁时生的李宗，那么李宗在公元前403年做魏将时就应该130多岁了，这显然有点儿太离谱了。

如果反过来，假设李宗做魏将的时候是40岁，那么按《史记》的说法我们也可以推算出老子生李宗的时候至少80岁了。这种可能性虽然不是完全没有，可概率自然太小。况且按照东周的世袭制度，魏将的职务恐怕早已被李宗的哥哥们占据了，根本轮不到李宗来做。所以如果仔细推敲的话，《史记》里的这篇老子列传，如冯友兰所说：“实乃首尾是历史，中间是神话。”

后人几乎就是根据《史记》的这篇老子列传来认识老子的。当然，在道家以及道教尊老子为祖师爷之后，又演绎出了有关老子的更多传说和故事。

可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这么两种可能：如果《道德经》不是李耳所著，那么司马迁《史记》中的这段老子列传就几无可信；如果《道德经》确为李耳所著，那么它实际上是一部撰写于孔子去世之后的战国作品。

其实早在清朝乾嘉年间，当时的文史学家汪中以及考古辨伪学家崔述就以《道德经》的文体实为战国时出现的“经体”为依据，提出了该书应为战国时人所著的观点。后来的梁启超、冯友兰等人也从比较老子及孔子的后世子孙；《论语》、《墨子》、《孟子》等著作中都不提及老子；老子学说与春秋时人思想之比较；《道德经》的体裁语言及其书中之官名等诸多方面，考证得出该书应为战国时期的作品。

司马迁的父亲，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谈曾在《论六家要旨》中指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以司马谈之言，道家必在阴阳、儒墨、名法之后，而阴阳家、墨家、名法家都是在战国时才出现的，这也就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道德经》的创作年代应为战国中期之后。

《道德经》也被称为《老子》。到目前为止，《老子》一共有三个重要的版本。其中一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道德经》，又被称为通行本《道德经》，一共被分为了八十一章，共计五千余字，其最早版本当属河上公版。虽然通行本《道德经》没有被明确地分为“道”篇和“德”篇，但人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它似乎是在有意识地先以三十七章论“道”，再以四十四章谈“德”。

《老子》的另一个版本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本《道德经》。马王堆汉墓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苍及其家属的墓葬，下葬时间最晚是在公元前150年，因而马王堆帛本《道德经》至少要比河上公版《道德经》早了50年。虽然也是五千多字，但马王堆帛本《道德经》却并没有像通行本《道德经》那样划分出篇章；从顺序上看，马王堆帛本《道德经》是将“德”篇写在了前面，“道”篇写在了后面，这与通行本《道德经》恰好相反。另外，里面具体内容的顺序两本《道德经》也有所不同，一些个别字句也存在着差异。不过，就整体的内容和思想而言，两者差别并不大。

通过比较马王堆帛本《道德经》和通行本《道德经》，人们认识到《道德经》在历史上有着一个历经至少50年的细微的演变过程，而司马迁在其《史记》里说的“老子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应当就是指的与其生活的年代刚好差不多的类似于西汉初期马王堆帛本版本的《道德经》。

《老子》的第三个版本则是并不为人们所熟悉的1993年出土的郭店墓竹简《老子》（以下简称竹简《老子》）。正是这部较晚出土的竹简《老子》，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与通行本《道德经》和马王堆帛本《道德经》都不太一样的《老子》。

郭店墓位于现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战国时为楚国之地。由于郭店墓只有一棺一椁，因而墓主人当时的身份最多是一位楚国的士大夫。郭店墓的下葬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00年，正值战国的中期，因而竹简《老子》的成书及抄录时间又比马王堆帛本《道德经》提早了大约150年。

与通行本《道德经》相比，竹简《老子》一共只涵盖了通行本《道德经》31个章节的内容，占据通行本《道德经》八十一章的三分之一多一点儿，字数大约是通行本《道德经》的五分之二。

关于竹简《老子》，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竹简《老子》应是通行本《道德经》的早期版本，目前通行本《道德经》中多出的三分之二个章节以及三千多字，都属于后人增添的；另一种则认为竹简《老子》只是五千言通行本《道德经》的三种节录本，是当时的下葬人为了一定的目的从《道德经》五千言中节录出来的一部分内容。

不过，由于我们看到从马王堆帛本《道德经》到通行本《道德经》这50年中，老学存在着一个细微的演变过程，因而我们也就完全有理由推测从竹简《老子》到马王堆帛本《道德经》这150年的时间里，《老子》同样也会经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而且演变的程度肯定要比马王堆帛本《道德经》到通行本《道德经》大得多，甚至原本的一些思想和内容都可能会被后人不断地加以“修正”和发展。

所以，学术界即便存在着第二种观点，认为竹简《老子》可能只是五千言《道德经》的节录本，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其所表达的必然是一种比马王堆帛本《道德经》更早确立的一种老学思想，而后者只不过都是经过后人一百多年来不断地加工、改造而形成的一部内容更为玄奥且庞杂的道家专著。而后来所谓的《道德经》八十一章，应该更是为了附会道教所推崇的九九乘数。

这样看来，我们如今看到的《道德经》，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至少跨越了二百年的漫长的“修书”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它的作者“老子”自然也就不应该是指的某一个人，而是历史上的多人组合。因此，《史记》和《庄子》中提到的那位曾与孔子对过话的老聃，也许只是一位当时并未著书立说的具有初期老学思想的名士；留书关尹的“老子”，也许只是一位仅留下了只言片语的老学文本的初创者；《史记》中提到的老莱子和太史儋可能只是两位对老学思想又作了一些补充的学者；而战国时期被人称为老子的李耳却极有可能是前期老学的一位集大成者，甚至有可能就是竹简《老子》的创作者。因为从李氏家谱推算，自李耳到汉文帝时期的李解一共经历了八代，而汉文帝时期正处于公元前180年到公元前157年这段时间。以20年为一代计算，八代大约160年左右，那么李耳也就应该至晚出生于公元前320年之前，而郭店墓的下葬时间恰好是公元前300年，故两者从时间上看十分契合。

大概由于当时有关老学创立者以及《老子》一书发展经历的种种传闻已经模糊不清且支离破碎，故而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便只好把这些传说人物与历史上的老莱子、太史儋以及战国时期的老子李耳混在了一起作传，甚至几乎将他们都当作一个人来写了。

既然“老子”有可能是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人物“混成”的，那么郭店出土的竹简《老子》也就很有可能是一个总结了这些前人思想和观点的成果；而后来的《道德经》则又有可能是历史上不同时期各种相近观点的融合并发展而来的一部作品。

其实，任何一种思想都不可能凭空而来，既存在着源头，也都有着时代的烙印。例如，孔子的思想主要就是来源于西周的人文思想以及他对春秋末期社会转折阶段的思考；墨子的思想则是来自夏商的鬼神思想以及当时孔学各立门户的学术环境。因此，老学同样也不是“前无古人”的徒然而生者，必有源流可考。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指出，老学最初的倡导者应该是那些有知识学问却又不愿干预世事的避世“隐者”，而这类“隐者”在《论语》中就有体现。《论语·宪问篇》里孔子曾说过“贤者辟世”这样的话；而《论语·微子篇》几乎整篇都是在讲这类避世“隐者”的观点，其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等这些名句皆出于该篇。不过，这些孔子时代的“隐者”虽然都践行着消极的独善其身的处世之道，但至今我们尚未发现当时有某种系统性的学说作为其言行的理论根据，直到后来杨朱的出现。

杨朱是战国初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根据当代学者顾颉刚等人著的《古史辨》考证，杨朱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50年到公元前370年这段时间，在孟子之前，与墨子大抵相当。孟子曾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由此可见杨朱学说在当时的影响非常之大。然而杨朱之学，除了孟子为了批杨朱而被言及之外，后人很少对它有过详细的阐述。如今我们看到的《列子》这本书里的《杨朱篇》，实际上是魏晋时期的作品，当中所倡导的那种极乐主义思想也并非是杨朱的主张。

如今人们对杨朱学说的认识大概就是成语“一毛不拔”了。“一毛不拔”这句成语是出自《孟子·尽心上》：“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意思就是杨朱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拔自己一根毫毛而对天下有利的事他是绝对不会做的。这当然是一种极其自私自利的思想。

不过，《韩非子·显学篇》却说杨朱提倡“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这其实与孟子“一毛不拔”的意思完全不同。因为把韩非的这句话翻译过来是：杨朱绝不会用天下之大利来换取自己的一根毫毛，意思就是即便只需要用自己的一根毫毛就可以为自己换来天大的利，杨朱也不会去做。这种境界显然与孟子所批判的“一毛不拔”完全就是天壤之别。那么，对于杨朱的学说，韩非和孟子到底谁理解得对呢？

《淮南子》也对杨朱的思想有过论述，它说：“全生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意思是说保全自己的生命和本真，不因为物质利益而累及自己的身形，这是杨朱所立的思想。《吕氏春秋·不二篇》也说：“阳生贵己。”意思是杨朱特别重视自我。其中的“阳生”就是指的杨朱，因为在先秦时期“阳”与“杨”互通。

重视自我显然与“全生保真，不以物累形”的说法是相近的，都是指不会因为物质利益而损害自己的身体，也就是再大的利益也换不来自己身上的一毛。可见，韩非的解释应该才是杨朱真正所持的观点，孟子只不过是为了批杨朱而将其观点另辟了新意。这样看来，杨朱的“贵己”思想，似乎就成了那些后来消极而独善其身的“隐者”的理论依据，也成了郭店竹简《老子》中所提倡的“贵身”思想的学术源头。

由此可见，竹简《老子》应该是从之前的消极“贵己”思想发展而来的一部哲学论著，反映了战国中期甚至更早时期的老学思想，更接近于老学的最初理念。

在竹简《老子》和通行本《道德经》中都有这样的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就是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效法自然。

那什么叫做“道法自然”呢？“道法自然”其实就指的“道”乃是一种因自然而成的存在。而又由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故而天地人或者说万物的存在也皆出于自然。可见，老学最根本的思想就是一切皆出于自然，乃是一种朴素的自然主义哲学，属于哲学的生成论范畴的。而后世魏晋玄学中的“崇自然”主张，则是对老学这一基本主张的进一步发展。

所谓自然，老学认为它具有“有”和“无”两种状态。所谓“有”，是指人处于显著的自然作用下的有感状态；所谓“无”，是指人处于潜在的自然作用下的无感状态。显然，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都应该是处于能够感受到事物存在的有感状态之下的；能够处于感受不到任何事物存在的无感状态下的人可谓寥寥无几。不过老学却认为人只有进入到“无”的状态之下，才能全面体会自然之道，也才算是真正获得了“道”，即“得道”或者说“道德”。

因此，想要“得道”的人就必须要追求“无”的状态，而这只能通过遵循自然的法则进行自我修炼。也正因为如此，竹简《老子》大力倡导“无名”、“无为”、“无信”、“玄同”、“贵身”等等这些主张。

有关郭店竹简《老子》的具体内容以及对它的详细解读，我另外再找机会与大家分享。就老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而言，竹简《老子》真实地反映了战国中期乃至更早时期的老学，也是目前为止最接近早期老学的一个版本。而我这里之所以称老学而不称道家学说，是因为道家思想实乃是战国中后期吸收了老学、庄学、列学、孔学、阴阳学、历法学等众多思想而形成的黄老哲学的一个分支。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马王堆帛本《道德经》和通行本《道德经》，实际上是在后来黄老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道家学派的代表作，与郭店竹简《老子》及之前的老学思想有着不少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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