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为什么禁武（武艺闲扯谈大清禁武）

文/李通国

人们口述的大清历史中，给我们心中勾画了大清统治者残忍冷酷的刻板印象。他们害怕人民的反抗，全面禁止人民习武，习武只能是地下的，秘密地进行。为了欺骗统治者，聪明智慧的劳动人民把杀人技隐秘地隐身到各种各样的武术套路中。也因因因此，我们今天有了丰富多彩，令人眼花缭乱的武术套路。

有清一代，自顺治帝到咸丰，每一位皇帝在位时都颁布了不同内容的“禁武令”。即便在清王朝被太平天国冲击得风雨飘摇，江山欲坠，正规部队毫无战斗力，不得不下放权力给汉族大臣组建地方部队时,也没有明文取消过“禁武令”。

禁武的确存在！

矛盾的是！

既然是禁武，为什么还容忍习练武术套路，而且大清还是各色拳种蓬勃大发展的时期。著名的太极拳大师杨露禅在道光年间赴河南追随陈长兴习武。

更让人疑惑，中国历史上有姓名记载的武状元共有 185名,大清就占了 109 个。

为何一方面清朝“禁武”，另一方面却是习武者照常景象，却会产生出中国历史上最多的“武状元“?

历史中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也一定有被后世为了拔高自己而蓄意夸张的地方。我们想看看历史的真相。

清朝武举人

康熙年间，政府忙于武事，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稳定准噶尔。大规模的战争锻炼了军队，兵精马壮，政府似乎也不屑于民间武事。康熙执政时期仅颁布一条与禁武有关的谕旨。那是康熙十二年(1673 年)给兵部的谕令: “佐领下另户之主,不令披甲。听徇情面，令家人披甲者甚多。俱宜严行禁止。或二三佐领，或四五佐领，酌量归并。” [1]

这条禁武令，其实也算不上禁武令。战争结束了，士兵私藏了与战争有关的军事用具，政府下令下级军人严禁私自拥有甲胄这类与武事相关物品，如果私藏的话要归并上交。

雍正执政时，民间出现新的社会问题。

社会出现了一批游民，他们的正式身份是江湖医生、武术教师(各种拳师、剑师等)和气功教师[3] ,但是他们都或多或少与宗教有或明或暗的联系，个别甚至是教会的首领。 他们不像普通的百姓，安居一地，专事农业耕作，他们有可以说走就走的全国漫游，在教拳看病中获得些许正当收入，但这显然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他们的地下工作是与劫匪盗贼组织暗中勾结，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谋求更多的钱财，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一届政府“维稳”是必须的。

雍正执政后便颁布了一号政府令：“向来常有演习拳棒之人，自号教师，召诱徒众，鼓惑愚民，此等多系游手好闲，不务本业之流，而强悍少年，从之学习,……甚且有以行教为名。勾引劫盗窃贼，扰累地方者。” [2] 直指那些自称是武术教师的人，他们多是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辈，引诱收徒、蛊惑民众，身体强壮的少年往往上当，追随他们学习。他们中有的甚至勾引劫盗窃贼，严重扰乱地方治安。年长一点的朋友，可能还会对九十年代河南登封武术有印象。那时候少林寺一带，遍地都是武术学校，打架斗殴时常发生，产生了不少黑恶势力。登封公安局长任长霞就是因为铲除这些势力，维护地方治安成了功臣。这种扰乱治安的事情，各个时代都会出现。

政府令中确信,“若言民间学习拳棒,可以防身御侮,不知人果谨遵国法、为善良、尚廉耻,则盗贼之风尽息,而斗讼之累自肖,又何须拳棒以防身乎。” [2]政府多么希望有一个理想国，那里民风淳朴，人人遵纪守法，根本不需要民间习武防身，也许他们认为这一届政府正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因此， 雍正上谕:“著各省督抚、转饬地方官,将拳棒一事, 严行禁止，如有仍前自号教师,及投师学习者,即行拏究，庶游手浮荡之徒，知所儆惧，好勇斗狠之习，不致渐染，而民俗可归于谨厚矣。 ”[2]严令各地方官员打击民间的拳棒冶活动,尤其是武术教师这一行业被明令禁止，他认为，禁止武术教师教习功夫，禁止拜师习武者，那些游手好闲之辈有所畏惧，好勇斗狠的习气就好有所收敛，民俗就会淳朴。在地方上禁止习武是雍正政府一项自中央签发的法律文件。

清人黄六鸿撰写的《福惠全书·刑名部一》就记载有:“近日吴越州邑，有等无赖少年,并紏合绅衿不肖子弟、 焚香歃血。公请教师,学习拳棒。 ……捕其作孽渠魁,当与舆情共弃或毙之于杖下或申报于上台、断从三尺之诛,莫宥一成之法,则习俗还淳,而良善获安矣。”[3] 无赖少年，不良子弟焚香歃血结拜，公然违抗政令，请教师,学习拳棒。受到了严厉的法律制裁。

这大概是清朝真正“禁武令”的法律文本。

民间习武

乾隆执政，沿用了雍正时期的禁武政策,乾隆帝在上 中特别指出:“雍正五年十一月内,钦奉世宗宪皇帝特谕, 严禁学习拳棒。 应如所奏,行令河南抚臣,转饬各该地方官, 密行稽查。傥有前项邪术匪徒, 诱骗无赖入夥, 严拏究治。”[4]搬出雍正时期的政令,再次强调严禁拳棒,并责令地方官员严查。

清实录载: 每有游棍僧道,假挟治病符咒诸邪术,以行医为名,或指烧香礼斗,拜忏念经,求福免灾为词,哄动乡民,归依其教,展转纠集多人,奸宄百出,且大河以南,山谷深邃,奸徒便于藏匿,山居百姓,本有防身刀械,少壮又习悍俗。 如少林寺僧徒,素以教习拳棒为名,聚集无赖,邪教之人,专意煽惑此等人入夥。[4]

这里特别指出了习武的游僧，假挟治病符咒诸邪术,以行医为名,或指烧香礼斗,拜忏念经,求福免灾为词，诱使本身就身怀武艺、持有武器的民间百姓加入其中。危害不可谓不大！直接点名少林寺。

乾隆时期人口剧增(已经3 .1亿)，以当时的生产力尚不能支持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导致贫困人口大量增加，令统治者最为头疼的是随之而来的游民危机。自乾隆中期开始，充满宗教性质的秘密社会就已经在民间蔓延，天理教、天地会、白莲教等打着学习武术幌子的秘密帮会组织的势力已经不容小觑,也为嘉庆朝乃至之后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武术本身无所谓对与错，问题是它常常被利用。这才是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

官方习武

咸丰执政时，清王朝内忧外患，内有太平天国，外有各国军队环伺四周，战事不断，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大臣授命组建地方部队，自然需要大量有武术基础或技术的人员。

即使如此,咸丰时期禁止与习练拳棒冶相关的“禁武令”仍然存续，《咸丰实录》载:“传习天主教者,不下数百户,男妇成群,学习拳棒武艺。前七八年间,曾经该县营查拏,该匪竟敢拒捕。 ……不法已极,著讷尔经额,密派干员, 侦探确踪，设法摉捕,协力缉拏,讯明按律治罪。[5]

此时武术所结合的宗教，已经不再限于本土宗教,洋为中用地引入了天主教。

不过，咸丰又推出了一条与“禁武令”看似较为矛盾的谕旨:“朕闻各该处向多猎户,平日练习马上枪箭,专以打牲为业,其胆气素壮,若招募随征,必当可用。 ……如果技艺娴熟。 情愿充当兵丁。 即著择其乘骑便捷,枪箭有准者,挑募若干,作为余丁,随时训练,既可以备本地边防。”[5] 看得出，政府对于民间有功夫的猎户是渴求的，这些人才是政府可资利用的力量。

自咸丰以后也再也没能在《清实录》《清史稿》等文献中考察到与“禁武令”有关的材料。

武术组织义和团

不难发现，清朝“禁武令”存在着一条“红线”,这条“红线”就是民间习武不能与宗教有任何的关联。“禁武令”真正禁止的对象是民间以习武为名头带有宗教性质的秘密帮会和组织。

清朝实行文武同庠的教育模式，以儒学教官管理武生，其中骑射、步射和技勇为主要课程。嘉庆时期,官办武校进一步下降到府州县,形成了与明朝相似的三级

武学教育体系。官方武校是正规的培养军事武术人才的场所。

道光，咸丰，大量需要人才之时，不论是官学体制内出来的习武之人，还是民间正常的习武人才,只要是技艺高超且与宗教势力没有任何勾连,则都为朝廷所接受,在战场上建功立业。

看来清朝是“禁拳不禁武”。民间正常的练武者也没有在禁止之列，如此杨露禅才可以光明正大地到河南学习武术。

[1] 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之四四[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579.

[2] 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之六十三[ M]. 北京:中华书局,1985:960 - 965.

[3]黄六鸿.福惠全书[M].周保明,点校. 扬州: 广陵书社, 2018:301.

[4]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百七十[M]. 北京:中华书 局,1986:875 - 879

[5] 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之八十九[M]. 北京:中华书 局,1986: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