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剧小皇后宋桂玲简历（豫剧小皇后宋桂玲回忆录）

宋桂玲老师表演朴实深沉，细腻逼真，为广大观众所称道，有花旦之王的美誉。

宋桂玲老师的唱腔俏、醇、脆；身段娇、娴、美。

《艺海钩沉》作者宋桂玲

那阵子精神真好，劲头也真足，自己深知“磕头进戏班”来之不易，所以总想让“各路神仙”都满意，都喜欢。天不亮，人家五点钟起床，我则三、四点便爬起来了，到胭脂河喊嗓子。

胭脂河说是河，实是一条水沟，在南泰山庙附近，东入惠济河，西通包府坑，传说是北宋皇宫里的数百妃嫔和数千宫女上妆、卸妆的洗漱净面水淌出来的，经过近千年的淤积，早已没有了河的模样，但仍保留着原来的名字。

唱戏要求嗓子洪亮、有水音，所以演员多半到水边呼喊，大致就是“咿、呜、啊、嗯……”等韵母，讲究“五音”（即唇音、舌音、鼻音、脑后音、喉音）、“四呼”（即开齐撮合）和用气，还要通过练习一些“绕口令”以掌握咬字、吐字技巧，并逐步扩展音域。七点多钟“调弦”，调弦也叫“靠弦”，即随着弦子练唱。

八点多练武功，最基本的当然是腰、腿功，进而鼎、翻、跑圆场。下午学词，练晚功。总之，大伙练，我练，别人休息，我还练。 记得头回调弦，唱《吵宫》里的那段呱嗒嘴，七字句再转三字的板式，对一个初学唱的学员来说，是很不容易唱好的，可我一张口居然有板有眼，不打坎的一口气唱完，把在座的老师、琴师稀罕的不得了，都说“这孩子前辈子就是个唱戏的吧？”“要不就是没喝迷魂汤，为脑子那么灵？”其实我是对学戏太专心了，一门心思都在戏上，只要想学哪个角色，台上唱，我在台下听两次就会了。

即令吐字不清的演员，我听个三四次也能解过味来，不光词，连板眼、唱调、动作、眼神，都能一一模仿个八八九九，并且还好动脑子想：他这一点为什么要甩个水袖？随着抖袖为什么要转个脸？呵，为啥唱到这一句眼泪就得淌下来？为什么……等等。

在练功场上，有些难度较大的动作，如“旋子”、“朝天蹬”和“高低跟斗”等，老师年龄大了，不可能都给一一做出来，只能讲，怎么“走”，劲在哪儿，说完叫学生开“范儿”。当老师问：“谁先来”时，我都是抢先举手：“我来！”四张桌子，“后提”、“前翻”，特别是“下高”，站在桌上要过五个小翻再落于平地，期间还可包括台漫、前扑、倒翻扑虎、云里前扑、云里翻、云里加官、下桌高毛、下桌案头、下桌加官、下桌旋子、下桌抢背、下桌飞脚等功夫。

几十年后的我想起当初那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倔劲都感到奇怪。还有“打把子”，不论刀枪棍棒，个人耍弄或二人、多人对打，我都是两三天就学会一套，五六天即可非常熟练的表演。我的武功老师曾经又气又爱的用他那“京口”骂道：“妈哩个巴子，都像你这学生，老子还吃个球啊！”

按惯例，本来文武老师都有一定之规的，那就是文的一天教六句——就这对我还算特别照顾，别的孩子一天只教两句有的还记不住。武的半个月才教一套。而由于我确实学得快，同龄的学生又学不会，只得让我和几位大师兄对打，用今天的话说，就等于是我越级或跳班吧。实在说，很多戏词和武打都是我看会的，老师不教，我就问别人，常言说的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又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由于有心，所以才心有灵犀一点通；由于有心，所以才“不怕苦和累，练功没瞌睡”。

对艺术这门课，我从小就觉得很深，很奥妙。单说武打吧，学会“路子”很快，但关键是首演身法步。“手到眼到，眼到手到”；“步要随身，身要跟手”；“一身的戏在脸上，一脸的戏在眼上”；眼明看得准，脑子灵，反应快，记准每个动作的“窍头”，什么里转脸、外转脸、前后蓬头、涮枪、避子、纽丝……等，这些名堂、过节，脑子若不背得烂熟，到舞台上一旦忘记一招一式，对方想提个醒都来不及，因为这都是些快速的动作，根本没有愣怔的余地。

特别是“荡子”，其中有一个演员忘记了，插在中间胡乱撞，那么整个一个荡子将被搅个乱七八糟，观众鼓倒掌，全班演员恨得要死，下次准的取消你的演出资格。有鉴于此，许多荡子我至今仍熟记于心。

满十二岁时，我成了名副其实的担纲主演。我的“三大”剧目，即《大战九花娘》、《大破天门阵》和《大战十一国》中的长靠、短打武功很快在省城剧苑掀起了一个不小的冲击波。因为在我之前的河南梆子戏中，此类剧目基本上是以男旦担任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迄，女演员虽已大批涌现，但大多是以唱功见长的文戏，能翻能打的却非常罕见。我初露头角，观众感到新鲜，难怪他们是那样热烈的捧场！这种厚爱反过来又激励我去更加刻苦的练功，更加认真的演戏。

《大战九花娘》亦名《大狼山》，经改编后今称《狼山女侠》，是清装戏。扮演“九花娘”一角必须身手矫健，不仅能翻打跌扑，还要能使用多种兵器开打。《大破天门阵》别名《穆桂英下山》，建国后有多种整理本。但不管如何改编，重头戏也仍旧是在穆桂英身上。这位宋代女英雄冲锋对垒是要扎靠的，扎了靠又不能显得臃肿，还要演得从容、俏丽、性格开放、仪态万千而又充满魅力，既不同于樊梨花，又不同与王怀女，分寸要 恰到好处。

至于《大战十一国》其特点就更明显了。这个戏又名《金盆记》，齐国的无盐娘娘在戏的

前半部是以青衣（正旦）应工，中间扎靠，后又以帅旦应工黄桑棒战败十一国大将后，到碰碑归天前夕，则现出原形，披头散发，加开红百黑三竖道，双重脸谱，并用黑头嗓子演唱，其难度可想而知。说心里话，当时年尚幼小的我，功力肯定是很不足的，无论唱念做打，都还不到成熟的阶段和水平。而开封的观众却那样的爱戴我，捧我的场，关键是我人小、胆大、三道腔。特别在武功上，我又是京剧的师承，扎实、规范，在台上认真、卖力。所有这些，在观众看来便可理解为对他们的尊重。

同时开封又是豫剧的发源地，会看戏，懂得艺术的“老戏筋”（内行）有的是，无论哪路、哪派进省城，只要你抱着一个谦虚的态度，既不糊弄，也不卖弄，这里的观众就绝对欢迎你、抬举你。可是如果你只有八分本领，硬要吹成十二分，好啦，不客气，那就绝对的不饶你，一定会以十二分的水平要求你，当你一出场，一亮相，一举手，一投足，有一点不地道，不够成色，立刻便会鼓倒掌，喝倒彩，“通——通——”的让你张不开口。好几位有名的“上将”进开封前自认为能压倒一切，海报上大吹大擂，结果上场才两式或没几句，便被观众发巴掌给拍了个不亦乐乎，无奈何，有的只演一场，天不亮就不辞而别了，临走并发誓“永不进开封”。

时不时的这一信号告诉我：“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学无尽头，艺无止境”。必须处处留心，时刻当心，严格要求自己，“台下几年功，台上几分钟”，那是切不可忘乎所以的。班主、老师，还有我的继父、母亲，之所以培养我，是看我是棵苗子，加之我又特别喜爱这一行，一天到晚拼命学，拼命练。但是“苗子”也并不等于“大树”呵，要想成大树，就要“吃的苦中苦”，这绝对是条真理。

当然，也还有个“机遇”问题，比如我当时，就是赶上了一个有利条件，那便是三十年代成名的一大批名伶，在四十年代初期有的嫁人了（当时称“从良”，实际也有些是被豪强霸占的），有的沦落或被迫改行了，更多的则是或东或西离开了汴梁城。而我的同龄人却大多

不想吃这份苦，或天赋不够，难以冒尖，这一切便成了造就我成才的好时机。

有时候班主还请一部分京剧的底包，来和我们合演。我的两位京剧教练杜庆斌和“金丝猴”对我又特别严格，在练功场或舞台上，甚至严格到严厉的程度，常常是一点走不到，棍子就打在了头上。用师傅和妈妈的话讲，就是“戏是苦虫，不打不成”，“决不能让她骄傲”。



宋老师戏装照

一次，在人民会场演《大破天门阵》，最后开打时，杜庆斌老师和师兄苏泽民（今邯郸东风剧团导演）、郑兰波（今许昌戏校教师）、赵鑫亭（今邯郸东风剧团教师）四个人和我打“

荡子”，其时，师傅想试我的功力，套路走完仍不叫下场，他眼色一丢，一个打完一个接，连环场竟成了“车轮战”。没有赶上师父的步子，他那杆枪一下便打在我的正头顶，疼的我头晕眼黑，临下场时，离厂门还有几尺远，师傅那大脚板子长腿便踢到了我的屁股上，我身子一缩，竟像个足球似的滚进了后台。紧接着又要上场，老天爷，哪敢哭啊！

还有一次演《九花娘》，那天正赶上女孩家的月事，偏巧第一场又是“趟马”，跑圆场有几个翻身，按规定是正反六圈，我因肚疼的很，只少跑一圈，被站在场门的母亲看出来了，等戏演完回后台刚脱下戏装，她老人家那早已准备好的劈柴棒子便像狂风暴雨般落在了我的身上，疼的我在地上来回翻滚，“娘啊，娘啊”的哭喊，那惨状连一向严厉的杜师傅都有点心疼了，被过脸骂我妈“心太狠，这么好的闺女打这么凶，唉！”

曾有一段时间，有些老师竟惑疑我是不是要来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