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命运为话题的作文800字例子(一本以命运为题的书)

一部名叫《命运》的小说,会写些什么?一个敢以命运为题的作者,得有多大的雄心,或者自负?

这个人是蔡崇达。他的文学作品不多,迄今只有一本短篇集《皮囊》,是近十年来的现象级畅销书。蔡崇达的命运也被这本书改变。出版8年,《皮囊》为他带来名气、收入,以及一个当红作家的身份。他此前是媒体人,现在成了职业作家。8年之后,他才缓慢地出了第二本书。主角是活到99岁的“阿太”,在临终前的床上回顾一生,堪称一个女人的史诗。

“我是在‘招魂’。”蔡崇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希望召唤中国底部的坚韧和彪悍来回应这个时代,那些精神一直存在,但被遗忘了。这本书被他命名为《命运》。

以命运为话题的作文800字例子(一本以命运为题的书)(1)

蔡崇达。

成功

9月15日,《命运》的首发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台上立着一溜及腰高的电子立柱,嘉宾们按下按钮,立柱发出彩色的炫光,宣布新书发布。一个特制的机械装置被推上台,像花瓣一般展开,露出硕大的封面。二三十位嘉宾中,有多位作协领导,以及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对其评价不俗:“《命运》是关于中国的普通的、最基本的,或者说涉及中国人生命根性的一本书。”

以命运为话题的作文800字例子(一本以命运为题的书)(2)

蔡崇达作品《命运》。

《皮囊》成为畅销书之后,蔡崇达成了出版界炙手可热的作家,在老家也变成一位年轻的大家。但他没有趁热打铁,而是从文学界消失了。

“《皮囊》出来之后,很多人找我。只要我写《皮囊2》,或者随便写点什么,就可以获得很高的收入。”蔡崇达说。但他珍视作家这个身份,珍惜第一本书带来的口碑。他担心如果粗制滥造、急功近利,会让读者对他的真诚产生怀疑。

他的生活在《皮囊》之后并不安定。那本书出版几个月之后,他彻底离开了曾经带给他名声、理想和安身之所的媒体行业。后来他做了一些别的事,包括在创业热潮中创办了服装品牌。“要么不喜欢,要么我觉得很不成功,要么即使表面上成功,但挫败感非常重。”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探索到三十四五岁的时候,他遭遇到内心深处的矛盾:一面希望能卸下一些欲望和焦虑,享受舒展的愉悦,但还没躺平多久,又开始嫌弃自己。真实的自我这时才浮现出来。

在三十几岁的末尾,赶上疫情暴发,很多事情停顿下来。他发现时代与自己的精神状况有某种共通之处:“无法躺平,又很难突破什么,夹在这中间”。这不仅是他的个人感受,也是很多人真实的处境。

难过的时候,他总会想起阿太,一生多灾多难,却始终彪悍。他想,写下阿太的故事,或许能给这个时代带来些许激励。

底部

《命运》有个《百年孤独》般的开头:“在我老家,离世真是个技术活。”蔡崇达不厌其烦地讲述着六七十岁之后,阿太是如何挨个跟镇上弥留之际的老人交流,询问他们死亡的感受;也耐心地叙述闽南老人在预知死亡之后,如何平静地履行等待死亡的程序。

以命运为话题的作文800字例子(一本以命运为题的书)(3)

《命运》内页。

在宗教风俗繁盛的闽南,死亡严格得像一项工作,需要提前准备,躺在自家厅堂正中的床上,静静等待。因此老人上了年纪,就开始了与死亡的猫鼠游戏。这种仪式感和游戏感削弱了死亡的悲伤与恐惧,颇有马尔克斯笔下南美的魔幻气氛。

在等待死亡的床上,阿太与“我”慢慢地回忆起一生的故事,上下六代人,延绵百余年。故事里的阿太,在现实生活里是蔡崇达外婆的养母,也是他最亲近的亲人。他将虚构与真实编织在一起,一边写,一边重新被阿太折服,写到“全身发抖”。

其中有一段真实发生的故事。婚后,阿太的丈夫杨万流去了马来西亚挣钱,多年杳无音信。某年终于来信,寄来路费,让阿太带着全家去南洋投奔他。阿太妹妹的丈夫和孩子也在马来,但妹妹在海关被拦住了,因为丈夫已经组建了新家庭,不愿她去找他,没给她签访亲的字。阿太把妹妹推到前面,让她顶替自己的名字出了关,并且让她转告杨万流,重新找个人结婚,生自己的孩子。阿太一生没能生下孩子,对丈夫于心有愧。蔡崇达曾经跟阿太问过这件事,阿太笑嘻嘻地说,是啊。她后来的孩子是收养的。

很难想象,一个人活了99年,命里会遇到多少褶皱。故事里,阿太的父亲在她出生不久,就被抓壮丁进了国军,随后去了台湾,终生未回。母亲在她结婚当天跳海自杀。婚后丈夫下南洋,再未回来,她把领养的两个儿子送到丈夫身边。多年后儿子回来,一个身患绝症,一个破产跑路。她历经了女人能经受的所有苦难,“比起怎么过日子,我更知道怎么办葬礼。”

在《皮囊》里,蔡崇达就倾诉过对阿太的依恋。每次遇到挫折,他总是请假往老家跑,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和阿太坐一个下午,聊聊天。他与阿太和故乡一直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几十年来,小镇青年不断从故乡走进城市,把回不去的故乡留在身后,作为庞大的小镇青年中的一员,蔡崇达却少见地并没有与故乡渐行渐远。他频繁地往返于故乡和北京,后来是上海。直到现在,每次做重大决定前,他都要飞回老家,去庙里求个签——主要是求心安。这与闽南地区的宗族传统有关,也与他自己的家庭状况有关。自从高二那年父亲中风,母亲就把他当成了一家之主,家中大事都由他定夺。

最近两三年,故乡的消息多是令人沮丧的。家中亲戚接连遭遇公司破产和失业,他跟母亲经常打电话到半夜,一一细数老家的人遇到的困难。他的老家泉州是外贸经济重镇,中国鞋服行业的领头地区,他家所在的东石镇也因此带动起一项手工产业:串吊牌。经济好的时候,给衣服串一个吊牌能赚两三毛钱,这两年又掉到几分钱一个。回老家去长辈和邻居家串门,他一边聊天,一边手里帮他们串着牌子。家中条件宽裕时,泉州老年人常常去寺庙做义工,子女可以养家,但蔡崇达妈妈所在的义工团,从鼎盛时期的几百人缩减到现在的一二十人,老人们又回去挣钱贴补家用了。一条街上许多家庭都有人失业,这些街坊在他小时候吃不上饭时接济过他家,大学时他到北京参加比赛,他们也慷慨凑过路费。夜深人静,挂断电话,他发现自己一个人也帮不了。

蔡崇达的姐姐和姐夫也失业了,却羞愧于接受弟弟过多的资助。今年外甥女考上东北的大学,他执意为姐姐定了机票和酒店,让她亲自送女儿入学。“我就想让她看到希望的样子,”他说,“这种细节是编都编不出来的。”他不断地感叹着“太难了,太难了”。

在这个当口,蔡崇达又想起阿太,想起故乡那些经历过苦难的人,他们靠着神明、宗教和豁达的人生观坚持活着。“这个时代就是要正面刚,”他语气昂扬了起来,“我希望他们坚韧,不能容忍。当个失败者都要威风凛凛的。即使倒下,要往前倒一步,而不是往后倒,往后倒太丢人了。其实这是我所以写这本书的原因。”

蔡崇达认为自己永远生活在中国的底部,底部在最困难的时候支撑了他,他对底部的人和力量有天然的信任。在他们眼里,这些艰难太常见,以至于显得那么简单,甚至不值一提。这种达观、隐忍和迫不得已的心硬,塑造了来自中国底层的坚韧,也给予了阿太彪悍的性格。

“我其实是在招魂,试图召唤回万水千山和万千人生,陪现在的人去面对和度过巨大的无常。”面对《中国新闻周刊》,他没有掩饰自己的雄心。

潮汐

写作《命运》最为困难的部分是开头,蔡崇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正文16万字的小说,他写了27个开头,每一个都写了七八千到一万字。他试图摒弃“话说从前”的传奇式口吻,从第一句话起,就将人们拉进一个娓娓道来的内心世界。他希望这本书是一部心灵史,再剧烈的历史进程,如果没有投射到人的内心,也只是一层模糊的影子。

对于小说的立意、结构、语言,他在动笔之前就有着明确的意识。写完之后,他请身边不爱读书的亲人读,哪里停顿下来,他就去改,尽力破除每一处阅读障碍。对他而言,《命运》是他第一次以作家的身份和作家的要求进行写作,而《皮囊》是一次“应激型”的写作。

《皮囊》动笔那年,父亲刚刚去世,他处于一种悬空的状态。父亲在世的最后几年,因为父亲的重病和家庭困窘的经济状况,他急切地渴望出名,想写出畅销书,帮家里摆脱困境。父亲重病八年,他一只手托着家庭的重负,一只手托着自己在新闻行业的理想,走得辛苦,但也沉稳。父亲的离去突然之间卸掉了他最重的负担,而此时,对新闻行业的热情也在消退。他在《皮囊》中写到过那时的迷茫:“我疯狂工作,不让自己有空余时间,除了真实的生存压力,还在于,我根本不敢让自己有空余的时间,因为时间一空下来,我就要回答怎么去填充时间,怎么去面对生活。”

八年来,他每隔半年左右都会重读一遍《皮囊》,以确认这本书是否还有价值。他一面觉得30岁的自己还是挺勇敢的,一面也为书中那些激烈到嘶哑的嚎哭感到些许不好意思。他甚至想过修改一遍,显得更优雅一些,但终究没有提笔篡改青春的情绪。

那确实是一篇篇情绪饱胀的文字,他形容当时的心境,是在极度痛苦的时候咬牙切齿写字,试图去理解自己、表达自己,也迫切希望从故乡和亲人的记忆中获得能量。他的文字写到了普遍存在于青年人生活中的故乡与远方、成长与伤痛、梦想与现实……他用多年媒体特稿写作训练出的扎实文笔,调动不愿再克制的浓烈情绪,锻造了这本成长之书。

在那之后,他有了明确的作为作家的意识,就是要抵达人心。对于身为作家的责任,没有比他自己的这个比喻更为贴切的描述了:“我就站在这片海里,我看着这片潮汐。如果这片潮汐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键点,我会赶紧点亮那一盏灯笼。其实是这个样子,其实只是这样而已。”

他想在自我内心体验和社会心理的交叉点上写作,从而激荡起广泛的共鸣。小时候,文学作品抚慰了他的孤独,让他觉得世界上某个地方,竟然有人帮他说出了想说的话,理解了他都不理解的自己。后来他的写作,也希望能将标枪精准地投掷到人们内心的某个共通点上。

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他对宏大的命题有着深深的迷恋。在采访中,他不断地重复命运、时代、民族、责任这样的字眼。命运与人生、生存与死亡、梦想与现实的主题,在他不多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他此前正在准备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已经想好了书名,叫做《众生》。

他的两本书始终围绕在故乡的海浪与香火之中,他觉得泉州是个特别的地方,给予了他巨大的底气,足以应对宏大的命题。“我如果调动个人的记忆,调动一个小镇的记忆,试图去正面刚这个时代的问题,毫无胜算。”他说。东晋战乱后,中原大族为避乱而衣冠南渡,落脚泉州,带来了中原文化。千年之后,泉州还保留着中原文化的基因,历代的礼俗还在生活中延续。泉州号称“五百路神仙”,至今也是中国民间宗教香火最繁盛的地区之一,一个被海浪冲到沙滩上的死者,也会被人们供为神明。蔡崇达理解,这是因为死者领会过生之艰难,人们希望他可以陪伴生者。

泉州的寺庙曾遭遇过大范围的打击,当地百姓千方百计将神像保存下来,藏在厕所里、被窝里,偷偷供着。在《命运》里,这段历史即使只是被隐晦地描摹,也透出一番惊心动魄。阿太的婆婆去世之前对她说,为她留了一尊神,但没说藏在哪。后来生活遇到难关时,阿太躲进厕所哭,一抬头,发现了厕所梁柱上的佛像。

发于2022.10.31总第106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一本以命运为题的书,会写些什么?

记者: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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