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婉莹为什么取冰心这个笔名(同是现代女作家)

谢婉莹为什么取冰心这个笔名(同是现代女作家)(1)

谢冰莹

谢冰莹1906年出生于湖南新化,早在1922年,谢冰莹即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在长沙女师求学时,颇受校长徐特立的器重。后赴湖北,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与赵一曼、罗瑞卿同窗。随军北伐途中,写有闻名中外的《从军日记》,作者从个人的感受和认识出发,勾画出大革命时代的某些侧影,也展现了新时代女性的思想感悟。谢冰莹个子不高,皮肤有些黑,脸上有雀斑,剪着男士分头,身上的衣服也是男式的,恰恰是这位男性化的女作家,在文学之路上的艰难耕耘,著作等身。谢冰莹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积极投身北伐的精神,被各界名流所不断颂扬。

  何香凝于1937年10月2日赠诗谢冰莹:“征衣穿上到军中,巾帼英雄武士风。锦绣河山遭惨祸,深闺娘子去从戎。”田汉当即赠诗一首:“谢家才调信纵横,惯向枪林策杖行。应为江南添壮气,湖南新到女儿兵。”柳亚子在1933年写有《送谢冰莹赴前线》诗:“三载不相亲,意气还如旧。歼敌早归来,痛饮黄龙酒”,从此谢冰莹的文学之路上便与这些良师益友结下不解之缘。


  谢冰莹与柳亚子

  谢冰莹和柳亚子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30年的秋天,谢冰莹与柳亚子一见便觉得特别有缘。一段时间,谢冰莹就住在柳家,与夫人郑静宜,儿女无忌、无垢、无非情同手足。

  谢冰莹说,“亚子先生是这样的和蔼、诚恳,见到了他,真像一个孩子见到了他久别的母亲那么高兴!他有口吃的毛病,说起话来,有时候很久才能继续下去。”谢冰莹说她小时候喜欢学口吃的人说话,学得多了,自己也变得口吃了,后来这毛病虽然改了,但一听见别人说话口吃,她就傻笑个不停,可在亚子先生面前却是一个例外:“不但从来没有过笑的念头,而且格外增加了对他的景仰和尊敬的情绪。我知道他想要说的是什么话,有时候他只提一个字,我就替他说出下面的句子来。”从此,谢冰莹和柳亚子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柳亚子先生1887年5月出生于江苏吴江黎里镇,他曾入同盟会,后又在蔡元培先生的介绍下入光复会,他是南社的三个发起人之一,另两个为陈巢南和高天梅。民国成立之初,他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但没几天便托病辞职了。据说,柳亚子先生有三个义女,其中之一便是谢冰莹。

  1931年8月,柳亚子先生发表了一组题为《新文坛杂咏》的诗,分别赠与鲁迅、郭沫若、田汉、茅盾、蒋光慈、阳翰生、叶绍钧、谢冰莹、丁玲等。当时谢冰莹年仅25岁,柳亚子先生为其题诗曰:“谢加弱女胜奇男,一记从军胆气寒。谁遣寰中棋局换,哀时庾信满江南。”谢冰莹28岁生日时,柳亚子先生还专门填了《寿冰莹·浪淘沙》词两首,发表在当年《新时代》杂志2月号上,其词云:“绝技擅红妆,短笔长枪,文儒武侠一身当。青史人才都碌碌,伏蔡秦梁。旧梦断湖湘,折翅难翔;中原依旧战争场!雌伏雄飞应有日,莫温漫悲凉”。

  民国22年11月底,谢冰莹在福建被卷进了“闽变”政治漩涡之中,她跑到上海避风头,最先想看望的便是柳亚子先生。柳先生说上海是不安全的,劝她回湖南躲一段时间,于是,她便来到了长沙妙高峰下的青山祠。民国25年4月14日夜,谢冰莹在日本因不愿欢迎所谓“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溥仪而被其警察逮捕,被关在日本监狱中。谢冰莹在《女兵自传》中回忆,说当时上海各报都登载了她在日本被捕的消息:“许多朋友看了都为我着急,担心我有生命的危险。后来柳亚子先生的电报来了之后,领事馆和留学监督处都派人去保释我,使我在三个星期之后就被释放出来。”谢冰莹在《我认识的亚子先生》一文中说:“亚子先生对待朋友,总是那么热情、关心。同情他们的境遇,体贴他们的困难,帮助他们,而不希望得到丝毫的报酬。对于我,他完全像个老母亲对待幼小的儿女似的那么关心。”


  谢冰莹与鲁迅、冰心

  谢冰莹与鲁迅及冰心都有过多次交往,鲁迅与谢冰莹的交往始于1930年4月到1931年11月,《鲁迅日记》里,有记载的他们之间的多次往来。

  1930年4月16日,鲁迅在日记中这样记载:“晴,上午广平携海婴来。午后得冰莹信。下午得小峰信并(美术史潮论)版税三百十五元。侍桁来,同往市啜咖啡,又往内山书店杂志部阅杂志。夜柔石、三弟来。得诗荃信,三月二十七日发。”

  同年4月18日的日记写道:“晴,上午广平来。得张友松信。午后复冰莹。柔石来,付新屋顶费三百。晚雪峰来。内山君邀往新半斋夜饭,同席十人。”

  类似这样的日记在《鲁迅全集》里面有不少处,鲁迅回复谢冰莹的信有这样一句:“做人傲气不可有,傲骨不可无。”这句话影响了谢冰莹一生。

  谢冰莹在给鲁迅的信中常表示出对写作的严肃与认真,她说她喜欢把故事里面的情节和人物,翻来覆去地思考,直到打好腹稿,许多对话能朗诵出来,这才开始动笔,她说她要学习托尔斯泰一连把《战争与和平》修改七次的精神,《女兵自传》她修改了五遍,她说,在她写作的作品中,最使她伤心、痛苦的就是写《女兵自传》。她说:“我要把每一段过去的生活,闭上眼睛来仔细地回忆一下,让那些由苦痛里挤出来的眼泪,重新由我的眼里流出来。记得写上卷的时候,里面有好几处非常有趣的地方,我一面写一面笑,自己仿佛成了疯子;可是轮到写中卷时,里面没欢笑,只有痛苦,只有悲哀。写的时候,我不知道流了多少次泪,好几次泪水把字冲洗净了,一连改写三四次都不成功,于是索性把笔放下,等到大哭一场之后再来重写。”

  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与世长辞,这一噩耗,使病中的谢冰莹痛苦万分,当即抱病草书祭文《纪念鲁迅先生》,并在黎烈文主编的《中流》第一卷第七期上发表文章:正当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到了最猖獗,中华民族的生命危在旦夕,劳苦大众处于万重压迫之下的非常时候,一生为真理、为正义,与封建势力、帝国主义者奋斗的鲁迅先生,不幸因肺痨而与世长辞了!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界一个巨大的损失,而且是全世界新兴文化领域里的一个莫大的损失……

  永存在我们心坎里的悲哀,是描写不出的,真正的纪念你,惟有从艰苦的环境里,打出一条血路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华民族,解放全人类的奴隶。

  谢冰莹与冰心(谢冰心)的交往更显出浓浓的“亲情”。冰心一直称冰莹为“舍妹”,多年的或书信或见面,或聚或散都使她们难舍难分。不少人常将谢冰莹与谢冰心误认为两姐妹,其实,称冰莹为“舍妹”的冰心生于1900年,为福建长乐人;称冰心为“家姐”的冰莹,生于1906年,为湖南新化人,冰心比冰莹出名早。虽然冰莹还在学生时代就读冰心的作品,从冰心哪里吸取过不少营养,但两人走的是不同的创作道路,她们俩人第一次见面是1944年,此后又曾多次会面,谢冰莹曾自豪地说:“我与冰心不是亲姊妹,而胜似亲姊妹。”


  谢冰莹与林语堂、孙伏园

  谢冰莹终生感激林语堂和孙伏园。若不是他们的栽培,她的《从军日记》和《女兵自传》就不会译成那么多种外国文字,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她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她永远铭记他们的扶持之情,培植之恩。

  当谢冰莹得悉林语堂从美国回到台湾定居的消息,连忙打电话过去,说要去看他们。谢冰莹受到林语堂全家的热情欢迎,林语堂在百忙中和她谈了一个钟头,回来后她写了篇《林语堂先生谈语文问题》的访问记。之后,谢冰莹常常去他家看望他们。

  1927年,谢冰莹随中央独立师叶挺副师长率领的讨伐杨森、夏斗寅的革命军西征。她在行军作战的间隙,坚持写日记,因担心遗失,便把它寄给在武汉《中央日报》编副刊的孙伏园,请他代为保管。孙伏园则以一个编辑的眼光,发现了这些日记的价值,于是就把他们以《从军日记》为名一篇一篇地在《中央日报》副刊里发表了。林语堂把其中一篇译为英文,登在《中央日报》英文版上,后更全部译为英文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谢冰莹解甲回乡后,登上东下的轮船,去上海投奔正在主编《当代》月刊的孙伏园,这年秋,《从军日记》由上海春潮书局出版。初冬,谢冰莹考入上海艺术大学中文系二年级,艺大因其进步性质,第二年春即遭封闭。

  谢冰莹几乎没有生活来源,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曾有三天三夜米不沾牙而只以自来水充饥的记录。生活困苦之极,连御寒的棉袄都是同乡好友王克勤(即电影明星王莹)赠送的,白天当衣穿,晚上当被盖。谢冰莹说:“这时唯一的安慰,是去林语堂先生和孙伏园先生两家打牙祭。”

  林语堂更加关心谢冰莹的写作,在他的努力下,1928年,谢冰莹同意将她原本认为“不成文学”的日记出版单行本。林语堂亲自整理,并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从军日记》由上海市春潮书局出版,林语堂译成英文,此书出版,风靡一时。

  谢冰莹于1936年完成了自传体小说《一个女兵的自传》。3月,由上海市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很快就引起了轰动,成为畅销书。1940年,林语堂的长女和次女如斯和太乙译成英文,林语堂校正后又写了序,把它交给好友赛珍珠夫妇的戴约翰出版公司出版。这部书相继被译成日文、法文、朝鲜文等10多种文字。

  林语堂逝世一周年后,谢冰莹在纪念文章中满含深情地说:“林、孙两位先生是最早栽培我,使我走上文学之路,没有他们的提携与鼓励,我绝对不会有今天,饮水思源,我没齿难忘他们的恩情。”


  谢冰莹与丰子恺、严怪愚

  谢冰莹与丰子恺的第一次结交源于一幅《从军日记》的封面画。1928年秋天,谢冰莹冒昧地写了封信给丰子恺,请他为《从军日记》画一个封面,丰子恺回信一口答应。谢冰莹把这消息告诉春潮书店的夏康农和方抚华两位,他们也高兴得了不得。

  两天之后,谢冰莹收到封面了,画的是一群孩子们,手里拿着枪,中间有一个比较高大的骑在马上,很像一个指挥官,帅气十足,而那匹马活像一条狗。夏、方和谢冰莹看了,都笑得合不拢嘴来。“开玩笑,这哪里是子恺先生画的呀?”方抚华说,“不是,是丰子恺先生的爱女软软画的,她才6岁呢,你看丰先生的信。”谢冰莹连忙将信给他们看,原来书名和画,连子恺的签名,全都是软软的杰作。“你喜不喜欢这封面?”夏康农问谢冰莹。“当然喜欢,只要有子恺两字在上面,不论画什么都是好的;何况我最爱小孩儿,幼年时,我真的当过‘司令’,这封面太有趣了,明天我要去江湾,亲自向子恺先生道谢!”谢冰莹回答他。

  第二天谢冰莹果真登门拜访,丰子恺给谢冰莹的第一印象丝毫没有大画家的架子,真有些一见如故。谢冰莹谈北伐时的生活,也没考虑丰子恺是否有时间听,反正两人一谈就近两小时。

  说起来谢冰莹与丰子恺缘分不浅。丰子恺在上海、汉口、成都、台湾,每次举行画展的时候,谢冰莹都会在场,并得以大饱眼福。1949年春天,丰子恺应邀去台湾展画,谢冰莹与丰子恺又意外重逢。

  1930年至1943年,谢冰莹在西安主编《黄河》月刊,常请丰子恺赐画稿,每次丰子恺都是如期寄来。

  1945年,谢冰莹在成都时,正好丰子恺暂住成都,他们见面的机会就较多,有时谢冰莹全家请丰子恺去少城公园喝茶,有时做几样素菜,请丰到家里喝两杯。

  “什么时候丰先生有空,请画一幅比较大的送给我们,挂在客厅,使蓬荜生辉。”末了,谢冰莹又加了一句,“还要一幅字。”

  第三天,字、画都由子恺先生亲自送来了。

  谢冰莹先打开画:一张四方形的小桌子,坐了三个人,另一面画了一枝梅花,画题是:“小桌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梅花。”

  “太好了!太好了!画中的三人,就是画的我们三个,梅花是我们的国花,也是我最爱的一种花,太感谢您了!”

  接着再打开字看,是录杜甫的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诗:

  剑外忽闻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结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正是抗战胜利后的写照,太好了!太好了!”谢冰莹当时真像个孩子似的,高兴地跳起来,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丰子恺先生才好。

  谢冰莹与严怪愚,是姐弟更是老乡加战友的关系。台儿庄战役和李宗仁的采访都是两人同行的。

  严怪愚先生不畏强权、独来独往的胆识与人品,一直为人所钦佩。抗战期间,他是第一个在全国揭露汪精卫叛国投敌的新闻记者。1946年冬,范长江陪着严怪愚到南京梅园中共代表团驻地拜望周恩来。周恩来称赞:“《力报》确实是一张不简单的报纸,是一张坚决抗日的报纸,严怪愚先生确实是一位有勇气的记者”。

  1980年,在严怪愚沉寂二十几年后,远在美国的断绝往来几十年的谢冰莹,写信给《湖南日报》查询他的下落。严怪愚在大病后,即给谢冰莹写了信。谢冰莹很快给严怪愚回信:“怪愚,三十六年来第一次读到你的信,看到你那熟悉的笔迹就好像听到你那豪爽的笑声,看到你那活跃的身影一样,读着你的信,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这一切的一切真是在梦中一样,我们分别时,那还是精力充沛的中年,现在我们是白发苍苍的老年了,回想我们在岳麓山一起共同讨论文章,在长沙南门口妙高峰相邻而居的情况,该是多么地令人激动,现在这一切的一切,只能永远保存在记忆中了!我十分想回家看看你和你们一家,只是目前我的身体很不好,前些日子又摔了一跤,因而只有等身体好后,才能回家看望你!”

  ……

  显然,一个作家成长的背后,都有如山般屹立的文学师长的扶持。


附文:谢婉莹与谢冰莹

在中国现代文坛,有这样一对“姐妹花”。说她们是姐妹,其实一个是福建海军军官的温顺淑女,一个是湘中梅山峒蛮之地的“宝古佬”;她们一个名字叫谢婉莹,另一个名字叫谢冰莹,而谢婉莹又名谢冰心,因为两人的名字是如此相似,故常被读者误以为是姐妹俩,甚至把这两个人误当成了同一个人。其实这对“姐妹花”在文风上是很不一样的,冰心的散文以柔见长,而冰莹的文章则以柔中带刚取胜。

  《语文知识》曾经刊登过这样一段文字:“结束《小学时代的生活》,进入《中学时代的生活》,《奇遇》《多情的米子》,我便堕入《初恋》。父亲知道后,《没收信件》,为逃避家长的管教,我们《出发》了,一路上屡遭《敲诈》,在《饥饿》中,不知度过了多少个《恐怖之夜》。《归来》后,《被母亲关起来了》,面对《铁窗外的阳光》,我流下了《不自由的泪》。多亏《海滨故人》的劝导,经过《爱与恨的争斗》,觉醒之后,我不禁喟叹《这该不是梦吧》!这些脍炙人口的名篇都是我国著名女作家冰心的作品。”这段短文别出心裁,妙趣横生,将17篇作品串在一起。然而,美中不足的是,短文所说的这些“冰心的作品”,却全部是谢冰莹写的。

  事实上,谢婉莹和谢冰莹,既非姐妹俩,更不是同一个人,而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同时期的两位著名女作家。她们在各自长达80年的创作生涯中,为我国现代文学留下了丰富多彩的作品。她们的作品,不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而且被译成多种文字,香飘海外。

  “家姐”谢婉莹

  相对而言,读者对冰心,即谢婉莹更熟悉一些。她出生于1900年,1999年逝世,被称为“世纪老人”。冰心是现代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家,对我国现代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她是文学研究会中较早开始创作活动的作家之一,小说是她最早的文学作品。她在1919年创作的《斯人独憔悴》,是当时的“问题小说”的代表作之一,1921年又发表了小说《超人》,“立刻引起了热烈的注意”(茅盾语)。

  1926年,冰心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回国,执教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此后著有散文《南归》,小说《冬儿姑娘》等,表现了更为深厚的社会内涵。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重庆等地从事创作和文化救亡活动。1946年赴日本,曾任东京大学教授。1951年回国,先后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她的散文作品集《归来以后》、《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樱花赞》、《拾穗小札》和《晚晴集》等,展示出多彩的生活,艺术上仍保持着她的独特风格。其中《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三寄小读者》,表现了她对儿童的爱,她希望儿童们能有一个美好的心。她的诗集《繁星》、《春水》,为无标题的自由体小诗,以“自然”“童真”与“母爱”为主题,表达了她对母亲的情感、对孩子的喜爱、对自然的赞叹及对人生的理解,被著名作家茅盾称为“繁星格”与“春水体”。她的短篇小说《空巢》获1980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儿童文学作品选集《小桔灯》于同年在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中获荣誉奖。

  冰心崇尚“爱的哲学”。“母爱、童真、自然”是其作品的主旋律。她非常爱孩子,把孩子看做“最神圣的人”,认为他们是祖国的花朵,应该好好呵护,深受人民的敬仰。她的作品中充满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对母爱与童真的歌颂与赞美。

  “舍妹”谢冰莹

  比冰心小6岁的谢冰莹出生于湖南新化,原名谢鸣岗,字风宝,又名谢彬,名字像个男孩,性格也酷似男孩,且与成仿吾、陈天华两个刚烈男人并称为“新化三子”。

  谢冰莹生性倔犟,为了要上学读书,竟绝食三天,迫使家人同意她进入私塾。为了逃避父母包办婚姻,湖南省立第一女校就读的她,未毕业即投笔从戎,于1926年冬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次年参加北伐,40多天极富传奇色彩的战争生活,使酷爱文学的她将自己所见所闻所想写成闻名遐迩的《从军日记》,被登载在孙伏园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上,震动了当时的文坛。林语堂还把它译成英文,在《中央日报》英文版上连载,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谢冰莹于1931、1936年两渡扶桑,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1935年因“抗日反满罪”在日本被捕。抗战爆发后,她回湖南组织妇女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参加战地工作,写下《抗战日记》。抗战后期在重庆、成都等地从事文化救国活动。1948年赴台湾,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授。2000年,病逝于美国旧金山。跟冰心一样,她也是一位享年九十多岁的世纪老人。

  也难怪人们将谢冰莹与谢冰心误认为两姐妹,她们的交往中本身就显示出浓浓的“亲情”。冰莹还在学生时代就读过冰心的作品,从冰心作品里吸取过不少营养,彼此间也不时有书信往来。在信中,冰莹称冰心为“家姐”,冰心则一直称冰莹为“舍妹”。而她俩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44年,当时,冰莹在四川成都制革学校教书。这时,冰心正好从重庆到成都讲学。于是,冰莹托友人给冰心捎去口讯:“请你专程代我去问问家姐,什么时候有空,好专门去拜访她。因为我听说家姐很忙,且生活很有规律,我不敢贸然前去打扰。”

  冰心很快回话说:“请转告舍妹,待我忙完这一段,我一定去看望她。”传达这话的人莫名其妙,问道:“你们既然是亲姐妹,为何这般客气?”冰莹笑道:“我们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亲姐妹’。”

  后来有一天,冰莹得知冰心在战时迁往成都的燕京大学讲学,便专程前去听讲。冰心讲完学,冰莹便走上讲台,紧紧握着冰心的双手说:“姐姐,妹妹冰莹看你来了!”冰心感动得流出眼泪,说:“自从读了你的《从军日记》,一直想见你这位倔犟的妹妹,今天终于见到了!”

  可惜的是,这对文坛上的“姐妹花”,这第一次见面也是她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应当指出的是,谢冰莹和谢冰心这两位文坛姐妹花,虽然有诸多相近的地方,但由于经历和性格迥异,文章风格也截然不同,《谢冰莹选集前言》这么说:“如果说冰心的散文以柔见长,那么冰莹的文章则以柔中带刚取胜。它清新、流利、活泼动人,没有一点女儿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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